对于吴川所主张的中朝互助同盟方式，除了一小部分党外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感到不大满意，他们觉得革命委员会付出了这么多，居然什么都没有向朝鲜人要，这实在是太亏本了。当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是支持吴川的，毕竟此时大家更关心东三省的发展和国内统一问题，而不是到朝鲜去和日本人拼命。　　 不过对于斯维尔德洛夫等俄国同志来说，对于吴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互助同盟方式还是比较赞赏的，至少这非常符合吴川一直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方式。　　 当然也有人觉得，革命委员会的外交理论过于束缚自己的手脚了，如果主张互不干涉内政的话，那么输出无产阶级革命岂不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在帝国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不输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又怎么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全面的胜利呢？　　 不过虽然少数布尔什维克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们倒是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吴川进行质疑。毕竟此时三方中实力最强的是共和党，如果布尔什维克们向吴川质疑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等于承认了共和党有干涉俄国革命的权力，但这又是大多数布尔什维们所反对的。　　 10月4日晚，吴川和周树模、王葆真进行了一场会面，对于这位前黑龙江巡抚，现任的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吴川说的倒也坦诚：“沈观先生，此次我希望您亲自带领交涉小组前往北京，和协约国交涉朝鲜及山东交战问题，除了您办理交涉事务较多，比较有经验外。　　 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您能代表革命委员会和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样说吧，日本人把欧洲大战视为天佑，认为大战的爆发将会让列强把自己的力量收回到欧洲去，从而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创造机会，比如日本出兵山东，就是这种外交思想的体现。　　 我并不认为日本人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扩张方式。在我看来，此次欧洲大战的爆发，不光是让我国收回一些利权的机会，也是壮大我国工商业的好机会。交战双方的列强现在把手中的资源正一点点的填补到了欧洲大战当中去，这样一来他们过去向外输出的工业品数量不仅将会萎缩，还需要从海外进口各种资源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因此过去我国为列强所控制的经济命脉，眼下就出现了一个翻身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趁着这些列强忙于战争，抢占他们退出的中国及海外市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借此完成本国的初步工业化。只要我们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那么即便欧洲大战结束了，列强也难以如之前那样依靠武力来强迫我们开放国内的市场了。　　 而只要我们能够保住国内的市场，那么我们就能依靠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列强展开谈判，最终赢得一个较为公平的国际贸易待遇。只要我们能够公平的和列强展开贸易，那么我们就可以逐步摆脱现在的半殖民地处境，收回当前各国在我国的各项特权，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　　 不过，想要借助欧洲大战的机会壮大我们的工商业，那么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不能让列强干扰我们的工业发展；二不能在欧洲大战的时候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一个动荡的社会是不能安心建设的。　　 经过这一次和日本的交手，我相信列强想要在大战期间入侵我国的想法，应当是不大会有的了。但是国内的政治动荡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个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孙文、黄兴在海外的力量及各地的军阀势力；二是袁世凯这位大总统。”　　 一直保持沉默倾听的周树模终于出声问道：“孙、黄不甘心流落于海外，一心想要归国掀起反袁革命，这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这袁项城如何也成为了政治动荡的风险？眼下我们不出兵关内，袁项城就应该谢天谢天了，他怎么还可能主动挑衅我们？”　　 吴川沉吟了数秒后说道：“从去年9月开始，孔教会在各地就活跃的很，甚至连袁世凯手下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向袁世凯请求打击孔教会中为复辟论张目的言论，但是这些报告送入总统府后就渺无音讯了，于是各地的遗老遗少就更为张狂了。　　 还有个叫做劳乃宣的妄人，这个人在辛亥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共和正解》的书，民国元年又写了一本《续共和正解》。从9月开始，此人就把这两本书刊印了数百本，然后在京内外公然派发。　　 其人对于共和是这样解释的：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　　 其人还给赵尔巽和周馥、徐世昌等人写信，说明了复辟帝制的好处。这些人把收到的信交给了袁，据说袁世凯听后只是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　　 此前袁世凯已经废除了内阁代之以政事堂，废除了国会把立法权也揽在了手中，他要是再继续走下去，也只有皇帝的位置才能满足他了。　　 我对于袁世凯未来的下场并不关心，但是我不会允许有人拉着中国给自己陪葬。所以烦请沈观先生帮我带几句话给袁世凯，他想做这个总统呢，做多久都行，不过下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就不劳他操心了。　　 另外请总统下令治罪劳乃宣，并查封《正续共和正解》一书。我希望这位大总统不要为了一时贪念搞得自己身败名裂，到时还拖累了子孙。”　　 周树模心里也是一惊，他倒是没有想到，吴川居然连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谈话都弄到了，显然北京的总统府内已经被安插了革命委员会的人。不过他很快就平息了心情，向着吴川说道：“主席说的都是金玉良言，我相信袁项城总不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以当前北京的内外形势，只要袁项城没有昏了头，我想总不至于走到那一步的…”　　 吴川和周树模又对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就先让张云荣安排车子送周树模回去休息，免得误了明日一早的车子。不过他还是把王葆真留下来继续交代了几句，除了再一次强调此次和协约国交涉的底线外，吴川还交代道：“和协约国交涉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其他次要问题你可以自由发挥。　　 不过这一次你到了北京之后，还是要北京政府答应两个条件，才可以允许他们加入这场谈判。一是在外交部设立一个顾问，今后凡是涉及到革命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必须由我们推荐的顾问来处理。二是在交通部设立一个顾问，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交通项目的沟通。”　　 这两个条件不仅不苛刻，而且可以说得上很是宽厚了，就算北京不设置这两个职位，他们也干涉不到革命委员会的事务，因此王葆真倒是毫无心理障碍的答应了下来。不过他心里也是有些明白的，过去革命委员会懒得搭理北京政府，但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干涉北京的政策发布，只是从今天开始这样的局面应该就算终结了。　　 就像去年的山东之战，警告了北京政府不要把革命委员会当成南方的国民党，从而赢得了革命委员会在胶东半岛的独立自主权。那么今次革命委员会和日本交战的结果，也算是正式宣告了自己有终结北京政府的能力了。在这样的实力下，革命委员会只是向北京要两个顾问的位置，北京政府应当感到庆幸才是，否则就是代表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想让北京政府存在下去了。　　 不过王葆真还是有些担忧的向吴川请教道：“这一次交涉小组的成员大都是前清的官吏，虽然我对于周老先生他们并无什么偏见，但是他们到了北京之后真的能够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利益吗？这些人和北洋，特别是那位徐世昌先生有着很深厚的关系，都是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时提拔过的对象，我很担心…”　　 吴川摆了摆手，微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有那么一两个官员倒向老上司那里，我是不会惊讶的。毕竟我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特别是这些旧官场出身的，怎么能够这么快就转变过来。　　 不过就算他们全部倒向了北京又能如何呢？只要党的组织还在，军队还在，政权还在，那么这些人终究不过是小患罢了，他们是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的。　　 反过来，他们要是能够在北京打开局面，从而打破北京政府内部的团结，那么接下来我们收拾起北洋这个团体就轻松的多了。虽然关外眼下看起来花团锦绣的，发展起来也很喜人，但是凭借着关外这2000余万人，很快就会发展到上限的。　　 在农业社会，过多的人口是一种负担，但是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人口就是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土地长不出庄稼，矿山里挖不出矿石，工厂里的机器也不能运转起来。所以，我们迟早是要入关的，否则革命委员会的发展就无以为继。　　 就像是冬天从山上往山下滚雪球，东北的人口就是我们小心聚拢起来的小雪球，想要让它变成无法阻挡的大雪球，我们就得让它不断的滚过厚雪层，只有把关内各处的人口不断的添加到我们手中的雪球上，我们最终才能够摧毁列强试图阻止我们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