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宁夏马鸿宾、马彦龙、马雄图、马腾蛟等军阀，先是拥戴满清镇压同盟会志士，接着又向袁世凯效忠，打击我们革命党人…且为了给养他们手下的私军，这些军阀不仅强占了大批良田，还垄断了宁夏各种土特产的对外交易，甘、宁回汉百姓都承受着极重的负担…”　　 在总指挥部一间平房改成的待客室内，吴川坐在靠着窗口的位置上听着两位军人对着自己控诉着宁夏几位回族军阀的恶行。年纪较轻的那位叫做高士秀，年纪较大的比较沉默寡言的叫张九才。　　 不过这两人和吴川相比都不算年轻了，高士秀45岁，张九才快60了。虽然两人都是会党出身，但是高士秀毕竟是参加过同盟会灵州起义的，这也使得陆建章在陕西垮台之后，高士秀就获得了国民党陕西党部的招安。至于张九才虽然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但是在张广建担任甘肃督军后，发动了抗税起义，之后就投奔了高士秀。　　 高、张部队就驻扎在陕西三边，也就是包头过黄河前往银川的第二条公路的途径之地。在共和党进驻陕西之后，就开始对西北地区的军阀战争进行了压制，顺便还铲除了这些军阀的主要经济来源项目-鸦片种植和贩毒事业。在共和党的强势压制下，高、张和宁夏诸马、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冲突开始缓和，但并不是说双方的矛盾就消除了。　　 高士秀出身宁夏城、张九才出身环县，他们在陕西都算是客军，虽然得到井勿慕、井岳秀兄弟的招抚，但是井勿慕远在西安，驻扎在榆林的井岳秀对于两人却是警惕异常，生怕两人来抢自己的地盘。在这样的局势下，高士秀、张九才自然都是想要打回自己老家去的，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而已。　　 这一次吴川在包头主持救灾事务，又刚好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高士秀、张九才就连夜赶来了包头。一是来向吴川效忠，国民党真不行，井岳秀这个人也太过小气；二就是想要获得吴川的支持，想要名正言顺的返回老家。　　 吴川听完了高士秀的呈报后，放下了手中的白瓷茶杯，清了清嗓子后说道：“高将军，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参加过辛亥革命，也算是革命同志了。　　 既然是革命同志，那么有些话我也就直说了。我参加革命就一个目的，救国救民，我相信高将军你也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明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救国救民，而不是为革命同志报仇和为自己报仇。假如我们脱离了这一目标，革命就会失去方向，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您是否接受我的看法？”　　 如果是其他人和自己这么说话，高士秀一准就跳起来了，在革命前他就是宁夏哥老会贺兰山堂的山主，以豪侠仗义而被誉为"府城英豪"。让他不讲义气，就是在打他的脸了。　　 但是吴川说这话，他却连反驳都无语了，因为吴川就是东北革命党的领袖，是亲自参加辛亥革命，且在各地革命党人里是最成功的一个。按照他们这些会党的看法，吴川就是和孙中山一样的龙头大哥，且吴川这个龙头大哥是实打实的，不是孙中山那样的空心大佬官。　　 张九才在吴川面前连说话都不敢，而高士秀能够在吴川面前这样直言不讳，也就是靠着革命这块招牌。所以高士秀没法反驳吴川对于革命目标的定义，否则双方也就没有交情可谈了。只有革命同志这四个字，吴川才能跟他讲讲交情，要是谈江湖义气，估计对方就要端茶送客了。　　 因此犹豫许久后，高士秀只能点头认同道：“是，我参加革命的目的，正和吴主席一样。只是，打倒那些反动军阀，难道不是救国救民？”　　 吴川点了点头道：“打倒反动军阀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不是要我们去打倒这些军阀，而是先去灾区救人。高将军，你觉得我们现在指挥军队强行进入宁夏，马福祥他们是乖乖的等死呢，还是拼命反抗呢？这一仗打下来，灾区还有多少人能够活下去？”　　 高士秀一时也是说不出话来，边上的张九才转了转眼珠，这个时候出声为高士秀解围道：“吴主席说的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甘肃、宁夏百姓都翘首以盼救灾物资抵达，这个时候和马福祥他们冲突确实会让百姓大失所望。只是我们担心，马福祥这些军阀拿着物资不救人，反而拿去增强自己的力量…”　　 吴川打断了他，不以为意的说道：“哪怕他们拦截下一半物资，也至少有一半物资能够送到灾民手里。但要是打起仗来，我们的运输力量就要被军队后勤都占去了，到时灾民连一分物资都拿不到，那么我这次主持救灾的工作 不是失败了吗？再说了，我中华民国也是有法律的，救灾的时候贪污物资，这可是杀头的罪，我想，他们应该不会这么蠢…”　　 高士秀、张九才终于还是被吴川所说服，在送两人出门后，站在他身边的张云荣不由有些疑惑的问道：“那些军阀真的会被杀头吓住，不贪污救灾物资吗？”　　 吴川用脚踢了踢门口的雪堆，口中则漫不经心的回道：“无所谓吓住或吓不住，实际上我们并不缺这点物资，如果能够用这点物资让西北人民看清楚这些军阀的真面目，那么也算值得。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借助这次救灾，把基础建设铺设到宁夏、甘肃，哪怕只是通了公路，西北的天也要变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客人？”　　 张云荣立刻放下了思索，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看了一眼，然后说道：“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赵戴文和陕西共和党榆林支部委员杜斌丞…”　　 吴川想了想说道：“先请杜委员进来，之后在见赵同志…”　　 在包头待了两天，吴川才发觉自己在这里最主要的工作其实不是指挥救灾，而是接见西北的各方势力代表，并给他们进行利益分配。不把这些人安抚好，救灾的事务就没法落实下去，和东北相比，这里的行政系统还处于19世纪，做事不是依赖于组织，而是依赖于个人的名望。　　 而现代社会的物流运作，哪怕只是一个点出了问题，都会导致一条线出现大麻烦，这也是宋云桐等人不想主持本次救灾任务的原因了。和华北地区相比，西北连基本的公路网都没建成，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路上出了点问题，救灾工作就陷入了困境。　　 也只有吴川自己亲自跑到第一线，一切资源和组织的力量才能动员起来，而当地势力表现出的排外倾向才能被削弱到最低。毕竟吴川不可能跑来西北这穷乡僻壤不走，而以吴川的地位，不论支持当地的谁，都能改变西北各方的势力平衡，因此大家就只有向其表现顺从，以争取给吴川留下个好印象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吴川倒是不再坚持尽快前往灾区了，不把通往灾区的道路打通，他跑去灾区其实也就是表现一下自己对于灾区人民的关心，但是并不能改变灾区的恶劣情况。而在包头稍稍停留几日，倒是可以督促各方全力的配合救灾总指挥部的工作。　　 应该来说，救灾总指挥部成立之后就立刻成为了本次地震救灾行动的真正中心，20日下午5点，十辆卡车运输的第一批物资运输到了下马关，这些物资立刻补充给了深入灾区的救助队。　　 之前还恐惧于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的甘肃、宁夏军民，看到第一批救灾车队抵达后，顿时安下了心来。甘肃、宁夏组织的救灾队伍并不是拿不出救灾的物资，而是拿不出救助几十万人的长期救灾物资，如果不能供应几十万灾民的生活所需，那么把这些灾区的灾民引入甘肃、宁夏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另一场灾难。　　 哪怕是张广建，对于吴川所承诺的物资供应，也是心存疑虑的。他很担心，自己这边把甘肃的省库掏空，那边吴川又不把物资运输上来，那么他就等于是在自掘坟墓了。但是现在，吴川所承诺的物资比预期还早的运到了灾区，这时兰州和宁夏城的物资都还在路上呢，这就立刻激发了甘肃、宁夏军民的救灾热情。　　 来自兰州、宁夏城等地的物资，开始源源不断的向各灾区运去，进入灾区的救助队伍也开始加快向外疏散灾民的行动。位于包头、庆阳、宁夏城、兰州、中卫等地的救灾指挥部开始发挥作用，通向地震中心地区的公路开始一条条的被清理、修建了起来，而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也建立起了一个个物资供应点和灾民疏散营地。　　 在包头待到21日，吴川突然前往了五原县，和河套水利协会会长王同春进行了会面。此时的河套虽然远不能同后世相比，但是在西北地区却已经成为了塞上江南。而五原县据说就是王同春在河套开渠时的定居点，随着河套的开发，这里也从一个移民点变为了一座县城。　　 王同春对于吴川的亲自上门也是吃了一惊，因为他之前借口腿脚不便，拒绝了前往包头。王同春之所以不肯去见吴川，因为他反对共和党在河套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　　 河套的开发，都是地主从蒙地王爷那里获得土地，然后开渠灌溉农田，然后租给农户或二地主。共和党控制住内蒙古后，即对蒙古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河套地区的土地自然也就开始从地主手中转到了佃户手里。和内地地主有所不同的是，河套的地主同时也是渠主，就某种程度上而言，河套的地主更像是资本家，而不是单纯的依赖土地进行剥削。　　 所以王同春对于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是不满的，一度想要辞去河套河水利协会会长，自然也就不会想去包头见吴川了。对于吴川来说，王同春这样的农业资本家其实在现阶段并不是主要打击对象，而对于救灾灾民的安置，最好还是就近，现阶段前后套都没有开发完成，利用这些迁出灾民进行开垦，投资也较小。　　 王同春倒也不是那种极为顽固的保守地主，1903年，清政府搞"移民实边"，迫令王同春将所属之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他最后还是将数十年所凿之渠道和所置之田产一并交官，而官方仅给赏银1.5万两，他也还是认了。　　 因此听说吴川亲自登门，他倒是立刻带着家人在门口恭候，丝毫没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而吴川一见面就向王同春表示了祝贺道：“王老，你主持的新皂河渠今年建成，我是一直都想来看一看的。对于河套的水利建设，你是有功之臣。”　　 王同春听后心情就更加舒畅了些，他一边小心的和吴川握手，一边则摇着头说道：“新皂河渠的完成也不能算是我的功劳，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那些工程师、技术员和机器，也是出了大力的。吴主席，里面请…”　　 吴川在王同春家中和其交谈了一个下午，几乎没有提到土地改革的问题，主要谈论的内容是关于河套地区的水利建设规划。第二天上午，王同春带着吴川参观了河套的八大干渠，当然是坐着飞机在天上看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同春指着下面的渠道心情愉快的说道：“过去我最多也就是骑着马观看地形，最好就是下雨天，水流顺着地势自动流向低处，平日里看不出的高低，雨天都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那些技术员拿着机器观测然后制成图纸，还能飞上天空观看整个开渠的地形，我过去是想都不敢想…”　　 吴川透过飞机的舷窗向下望着长短不一的灌渠，也微笑着说道：“王老说的不错，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都发生了。而这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在于人民的劳动，没有人民的劳动，我们就制造不出这些机器，自然也就不能完成过去无法完成的工作。而要想人民积极的去劳动，那么就应该让他们为自己而劳动，王老您在河套开垦了这么多条渠道，应该比我更懂这个道理吧？”　　 王同春脸上的笑容一僵，接着便期期艾艾的说道：“我不是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毕竟当初我们这些人来蒙地开垦，也是为了拥有自己的田地。　　 但是现在，农业委员会丝毫不考虑渠主的投入，一点补偿都不给就把田地分给佃户，然后水利方面也没有了统一规划，各个生产合作社各自为战，私下里拦渠围坝。这样下去，不仅新的渠道开不出来，就连旧渠恐怕也很难保住了…”　　 吴川听完之后，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王老你这话说的是对的，河套地区确实和内地不同，没有水利就没有农田。我们主张耕者有其田是为了更好的推动农业生产力，不是为了搞绝对的平分主义。我回去后对于黄河灌溉区的土地改革会进行重新探讨，不能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　　 当然，在开发河套灌溉区的规划上，我认为私人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国家。就目前河套的开发情况来看，个人和集体的能力，其实已经差不多到了尽头。接下去，只有在国家的投入规划下，比如像您说的抬高黄河的水头，从而建立一首制，就能增加更大的灌溉区域。我觉得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其实我们革命委员会也早就谈论过在黄河、长江建立大型的水利枢纽，把这两条大河利用起来。您要是有时间的话，不如去东北看看丰满水电站，那个建立在松花江上游的大型水坝，不仅解决了上游的航运问题，还解决下游的水患和提供了大量的电力。　　 如果能够在黄河上建立几个大坝，我看这片塞上江南就会变得更大更富饶…”　　 对于吴川所描绘的蓝图，王同春大为心动，在获得了吴川对河套土地改革重新调整的承诺后，他也就向吴川承诺愿意帮助一些灾民在河套安顿下来。王同春在河套地区的威望确实不小，在他出面后五原很快建起了灾民安置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