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袁世凯召集了孙宝琦等外交部官员商议，应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外交局势。对于袁世凯的询问，孙宝琦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虽然有意调停我国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是几位公使认为我国政府并无能力制约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和我们进行交涉，而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哈尔滨。我看让外交部出面和各国商谈和平一事，恐怕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　　 袁世凯听了孙宝琦的回答，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虽然他知道对方说的不错，要是让他和吴川易地而处，恐怕自己也是不肯把这样出头露脸的事交给北京来处理。　　 毕竟除了镇南关大捷之外，中国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跨出国境击败了一个列强。如果能够把这份功劳加诸于中央政府头上，那么新朝的气象不就出来了么？　　 和孙宝琦隔了数个座位的顾维钧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只是略一沉思就出声说道：“孙总长这话说的差了，不管各国公使如何自说自话，当前能够代表中国的终究还是北京，绕开北京去同哈尔滨办理交涉，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这一次抗击外侮革命委员会虽然很大的力气，但是北京政府难道不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的吗？如果革命委员会还识得大体，还不打算起兵造我们的反，那么就不应该想着撇开外交部和各国进行协商，否则他们同南方那些乱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终究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要是各国公使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外交部就唯唯诺诺退让一边，纵容各国去同地方势力接触交涉，各国政府恐怕只会更瞧不起我们，今后外交部还要如何出门和外国办理外交？”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对于顾维钧的冒失大为不满，他当即说道：“若是没有张勋一案，我们对各国同革命委员会的接触绕过北京提出抗议倒也不妨。但是现在么，中央和哈尔滨之间恐怕是互相猜忌要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硬要在其中插上一手，而革命委员会又不作理会，中央到时在各国代表面前还有面子吗？”　　 顾维钧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张勋此人仗着和大总统有旧，一贯在地方上我行我素，丝毫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年初时大总统下令各军、各省都要换掉前清旗号，换上我中国民国之旗号，可是张勋拒不服从大总统的命令，虽然去掉了前清旗号，却也没有挂上民国的旗号，而是自己找了快红布在上面写了个张字，然后就挂在他的督军府上空，一时被报纸引为笑谈。　　 试问，这样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接受大总统的指示去袭击山东的革命委员会？我看大总统不妨对革命委员会坦诚相对，然后趁着张勋实力大减，干脆罢免了他，把他弄回京城安排一个闲职。这样既可以消灭一个隐患，也能释去革命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疑心。”　　 不待其他人说什么，袁世凯已经笑着出声接话道：“少川到底是年轻人，少年锐气，我看这件事就交给少川全权处理好了。至于我们就给他压压阵，真有什么纰漏，我们再出面不迟。　　 不过关于张少轩的事，你们就不必插手了，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张少轩毕竟是北洋老人，你们对他的评价要是传到他耳中就不大好了…”　　 会议结束后，袁世凯又留下顾维钧谈了一会，这才放他离开。而顾维钧离开总统府之后就直接去拜见了距离总统府不远的英国公使馆，求见了朱尔典公使。　　 朱尔典叫仆人把顾维钧带来了公使馆内的小花园内，他坐在树荫下听完了顾维钧的来意后，转动着眼珠思考了好一会才出声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绕过中国政府去同地方上的势力进行协商的想法，但是北京政府真的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吗？如果你们依旧如之前那样推三阻四的话，那么为了早日让中国安宁下来，我们也不得不撇开北京了。”　　 虽然半个身子落在了树荫外，但是顾维钧倒是一点都没感觉到阳光直射在身上的炙热，他的内心此时比身上更为发烫，他毫不犹豫的说道：“北京当然能够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但我们也希望英国朋友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北京才能在这场谈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相信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朱尔典瞧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一眼，这才平静的问道：“那么你想我国如何站在你们这一边？或者说，你又能给我国什么？”　　 顾维钧思考了一下后说道：“我想知道日本和英国对于这场和平谈判的底线，那么我会尽力促成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底线以上和英日达成妥协。至于我国能够给与英国的回报，那就是保住安格联总税务司的职位。我相信，公使先生您也不会愿意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办理交涉的，他们可比北京要的更多。”　　 朱尔典思考了几分钟后方才说道：“这个底线也不是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先证明一下北京是否能够让革命委员会照着你们的意思行事吧。只要你能够让革命委员会坐下来和我们进行和谈，那么我自然会把谈判的要点通知给您…”　　 于此同时，哈尔滨吴川的办公室内，吴川也正在同政治局的委员们讨论关于库伦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事件。宋云桐对于夏阳的擅自行事颇为不满，他主张应当派出调查员前往库伦，对库伦肃反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并对夏阳进行惩戒和调离库伦。　　 捷尔任斯基则反对道：“我并不认为夏阳同志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自从库伦的反动分子投靠了沙皇之后，他们就展开了对于贫苦牧民和汉族商人的迫害事件，至少根据我得到的情报，库伦政权上下并无一人站出来制止这些暴行。　　 而在年初时，库伦政权又派兵进攻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他们攻下乌里雅苏台时也还是实施了对于加入革命委员会的牧民和汉族商人的抢劫和屠杀。我们不能因为反动分子聚集在了一起，就认为一群坏分子中只有几个罪大恶极的头子。　　 夏阳同志在库伦实施的革命审判虽然涉及的人群比较广泛，但是我并不认为审判的程序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库伦这样一个反动分子群集的城市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巩固的住对于库伦的统治呢？”　　 吴川听了双方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举手打断了这场争论说道：“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对夏阳同志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我认为夏阳同志对于党和革命的事业还是忠诚的，否则他就不会在外蒙古一呆三年有余，为我们在巴音图门牢牢的占据了一个据点，这才使得我们现在能够顺利的夺回库伦，消灭了试图分裂外蒙古的反动集团。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　　 宋云桐只是沉默了片刻，便点了点头认同的说道：“夏阳同志保全了外蒙古的革命火种，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加以否认。”　　 其他委员也同样认同了吴川对夏阳个人的评价，吴川这才接着说道：“当然，夏阳同志毕竟年轻，有些事情上掌握不好力度，我相信在这一场肃反运动中必然是有误伤者的。　　 所以，对于夏阳同志的批评是应该的。当然，批评夏阳同志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他在工作中的错误路线，而不是为了否定对于库伦的肃反行动。　　 和我们这些远离外蒙古的同志相比，我相信夏阳同志要比我们更加了解外蒙古的问题，他进入库伦之后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除了肃反之外大家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么。这说明什么？说明库伦在脱离了祖国之后，确实是把一群反革命分子聚拢在了自己周边。　　 如果仅仅因为屋子里的灰尘太多就不打扫了，这房子还能住人吗？打扫房子的过程中弄坏了几件家具没什么大不了的，该修的修，该重买的重买就是了。　　 共和党人犯了错误不怕承认，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什么都做不了的死人才不会犯错误，我想我们大家至少现在还是个大活人，还是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的。　　 当然，我们承认错误的目的是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是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事业，而不是向那些反动分子妥协投降。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拿库伦的肃反问题攻击我们，那么他就是找错了对手，对于这种试图通过扩大党的错误而引导群众攻击党的反动分子，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该镇压的反革命还是得镇压下去…”　　 由于吴川对于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使得在党内颇掀起一阵风浪的库伦事件，就被压制了下去。原本试图借助库伦事件压制权力过大的革命卫队的委员们，在吴川表态之后就纷纷偃旗息鼓，不再试图在夏阳身上寻找革命卫队的漏洞了。　　 而在10月1日，吴川也终于把安娜和她的兄长一起送上了返回欧俄的列车。吴川在车站向安娜告别时，看着安娜清澈的双眼，不由心中一软，于是情不自禁的低下头在她耳边小声说道：“我不清楚欧洲这场大战会打多久，不过我希望你记得一点，一旦这场战争拖的过久，也许俄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如果革命真的爆发了，图拉乡下是不会安全的，我建议你带着家人暂时离开俄国，在国外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吴川的亲昵让安娜有些脸红，不过她很快恢复了正常，看着吴川的眼睛说道：“和欧洲的大战相比，我更想知道，你会和俄国开战吗？安德烈说，你把我们送回欧洲的目的，就是想要和俄国开战。”　　 和安娜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吴川露出了一个微笑说道：“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我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喜欢打仗，不管是是同俄国还是日本，或是其他什么国家。我更喜欢建设我的国家，但是为了保卫和平，我们不会畏惧和任何人开战。中国和俄国如果爆发战争，那必然是彼得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