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革命委员会派出了交涉小组到京参加谈判后，从日本国内匆匆赶来的全权代表林权助也是松了口气。9月24日井上宅密会之后，大隈内阁便开始全力缓和国内民众的反支情绪，对支那留日学生、商人进行了严密的保护，在报刊舆论上引导国民把愤怒指向了背叛了日本的朝鲜人身上，为日支和谈创造条件。　　 不过政府这种在短时间内对战争态度180度的转弯，同样是惹起了大多数国民的怀疑，原本只是在小范围流传的战败消息，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街头巷尾热议了。由政友会控制的报纸和一些独立的报纸舆论开始向政府要求公开正式的辟谣，以安定国民的情绪。　　 不管是山县派的官僚还是立宪同志会都没人愿意出来作这种政治自杀式的辟谣，这些对日支交战情报了解的最多的政治精英们都很清楚，陆军几乎已经打不动了。这个时候站出来对国民辟谣，事后不给国民清算是不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贪污罪，回家吃几天老米饭又可以复出了。　　 而陆军之所以还不肯停下战争，不断的把军队送去朝鲜、山东，那是因为陆军上下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可高层却没有肯站出来负责的人。　　 对于一个官僚系统来说，大家都知道的事和自己应当要做的工作这是两回事。只要自己的上级一天不发话，哪怕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着埋葬日本的蠢事，也不敢自动的停下来，否则他就先要成为组织中的异类了，这是日本人最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比让他们面对死亡还要恐惧。　　 在这种国民和政府之间互不信任的危急时刻，大隈重信召见了林权助，向他恳切的说道：“日本现在正面临着比日清、日俄战争时更大的危机之中，那个时候国民虽然对于战争还有所怀疑，但是日本的军人还是坚持胜利会属于自己。　　 但是今日，军队高层已经放弃了战胜支那军队的信心，只是一心想要保住军队的荣誉；国民对于政府充满了不信任，不管政府做什么都被视为是针对平民的阴谋；而经济界也认为此时和支那发动战争，这是让日本经济走向清水寺的开始。　　 所以日本必须结束这场和支那无谓的战争了，当然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有两个选择，一种是以双方能够接受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样日本和支那就能在停战后迅速恢复友好提携的关系，这对于日本和支那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种则是以日支关系完全破裂的方式结束战争，我们不仅将会失去在支那北方的商业利益，也将令日支陷入长期的对立之中。虽然我国占有海上的优势，但是支那革命委员会已经表现出了陆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和支那将会陷入一种长期的僵持局面。　　 日支这种长期对立的局面，对于正在开战的欧洲各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却是一个灾难，除非我们完全放弃朝鲜半岛，否则支那人光是支持朝鲜人的反叛就能把日本的血流干。现在北京那位日置益公使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外交，所以让日支关系恶化至此。我现在只能指望你去北京帮助我们挽回这个局面了…”　　 林权助是被日本政界称之为伊藤博文之下的“治韩三杰”，另外两杰是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同时他也是日本外务省官僚中的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在这个时候启用他，其实无疑已经否定了此前加藤高明上任以来所主张的独立的政党政治。　　 在加藤上任外相之后被边缘化的林权助，固然因此有扬眉吐气的畅快之意，但是一直关注着时局的他也清楚，这趟支那之行可不是什么轻松写意的观光之旅。　　 只是等林权助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他在东京以为的麻烦和在北京实际遇到的麻烦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在东京时他曾经以为，革命委员会之所以敢和日本发生冲突，肯定是避不开袁世凯在背后的支持的，他不能相信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地方势力敢在没有和中央政府做好协调前，擅自和日本这样一个东亚大国开战。　　 然而到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曾经被日本人视为中国唯一强人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了。现在的袁世凯就和昔日的李鸿章差不多，心里只想着两件事，如何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考虑自己的身后名声。　　 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的举措，在林权助看来倒是没有什么错误，对待这样的人物倒是好办的很，一边威胁要打击他手中的权力，一边则给与利益上的引诱，那么袁世凯政府也就不得不随着日本的外交翩翩起舞了。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革命委员会根本不理会北京的指示，甚至连表面上的敷衍都没有。而缺乏实力的北京政府，也只能对革命委员会来了个默不作声。在这种中央和地方对立的局势下，只要革命委员会在战场上遭遇一两场失败，就会陷入被内外夹击的困境。　　 可是让日本人预料不及的是，不管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山东战场，革命委员会都没有败上一场，反倒是抢先挑出来的张勋部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只偏师的反击下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向来以顽固著称的复辟派张勋，在失败逃回徐州之后不及谢绝了宾客，躲在自己的宅邸中安心静养，还向北京输诚，表示自己从始至终都是拥戴袁大总统的。这场败仗能够让这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的北洋将领如此垂头丧气，就已经让北洋诸军丧失了和日本人联手对付革命委员会的勇气。　　 而林权助抵达北京之后和袁世凯的接触，也让他意识到这位北洋领袖虽然表现出了亲近日本政府的意思，但是袁世凯却并无意为日本火中取栗去对付革命委员会，只是想要借助日本之势去压制革命委员会，从而确立中央政府的威信而已。　　 于是林权助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陆军无法在山东战场上获得一个像样的胜利，那么就别想让袁世凯政府下场站在日本这一方，虽然在压制革命委员会的目标上，双方是有着相同的立场的。　　 基于现实的考虑，日本的内阁和陆军已经达成了撤兵的结论，但是为了赢得一个较为体面的和平，陆军不仅没有在山东战场停火，反而于10月初又增派了一个混成旅团抵达了山东战场，使得日军在山东达到了4个旅团近五万人的总兵力。　　 唯一让林权助感到忧心不已的，是英国人拒绝了派兵登陆龙口的日军请求，英国人声称在中国人反对设立战区的局面下，派兵登陆山东有违国际条约，英国人只主张在胶澳租借地内登陆作战。　　 英国人的这份声明对于日军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毕竟在日军准备登陆山东龙口时，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反对意见。但是现在日军已经登上了山东半岛的时候，英国人却认为这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无疑让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被英国人出卖的感觉。　　 而同时英国人对于日本盟友的不满也正在英国报纸上慢慢的显露了出来，此时的英国其实应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大英帝国，一个是英国本土和各海外殖民地政府。虽然在欧洲大战爆发时，英国海外各殖民地对于维护大英帝国的荣誉踊跃争先，纷纷组织了殖民地师准备参加这场大战。　　 但是在另一方面，各殖民地的上层精英也把这场大战视为了一次机会，他们在战争中派出兵力和支援物资向母国效忠；同时母国应当放松对于各殖民地的控制，以给这些英国海外殖民地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日本是维护其全球殖民秩序的一个有力伙伴。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等殖民地政府来说，日本的海上力量却是一个真实的威胁。　　 特别是欧洲大战爆发之后，就在英国太平洋分舰队追击德国斯佩舰队的时候，日本第一、二南遣支队却跑去了太平洋，开始抢夺从马里亚纳到密克罗尼西亚的大片殖民地。9月29日日本南下舰队开始炮击马绍尔群岛的亚尔特岛，10月3日占领亚尔特岛。　　 10月5日，日海军又夺取了库塞岛；10月7日第二南遣支队又占领加洛林群岛中的亚普岛。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活跃，首先就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恐惧和反对。人口不过500万的澳大利亚，唯恐日本借机登陆澳洲，从而把北部、西部的大片土地变为日本移民的领地。　　 到了这个时候，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倒是第一个在大英帝国内部反对破坏中国中立国地位的坚定主张者了。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国殖民地政府对于日英联军在山东军事行动的反对声音，也正迫使伦敦进一步的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　　 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林权助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在外交上所陷入的危险境地。加藤高明外相所主张的以日英同盟为主导的外交方针，实质上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当日本海军不顾英国方面的反对南下太平洋抢占了德国的殖民地时，日英同盟已经很难再外交立场上取得共同一致了。　　 日本海军的行动，实质上就是在逼迫伦敦在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日本这个盟友之间做出选择。也许现在的英国人因为需要日本这个盟友，会选择压制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的意见，但是一旦这场大战结束，伦敦是否还会把维护日英同盟放在首位，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而加藤外相亲近英国，疏远俄、法、美，轻视支那的外交政策，更是让日本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国际关系当中。俄、法虽然和日本都在协约国体系之内，但是对于这场战争却并不支持，而美国人更是反对日本借助战争扩大在华利益。　　 支那人就更不必说了，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支那人已经把日本视为了最危险的敌人。在山东的支那民众中开始流传着这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内容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　　 虽然日本在华报纸猛烈的攻击这首歌：“这是歇斯底里妇人的疯狂呓语，完全惘顾了日支过去相互提携亲善的关系…事实上眼下在东亚最危险的是大和民族，支那革命委员会正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建立起一道反日的高墙，把日本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