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松带着并不满意的结果告辞离开了，对于中英之间的外交问题，两人确定了方向后就决定交给手下去谈。吴川这边指定了陈友仁同英国外交部交涉办理，寇松则表示他会让自己的秘书和陈友仁联系，然后尽快得出一个让双方满意的结论。　　 把英国人送出门，看着寇松一丝不苟的坐上了汽车离开，站在台阶下的陈友仁终于忍不住向吴川问道：“如果英国人不肯做出的让步的话，您真的打算和英国人开战吗？”　　 吴川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头欣赏了一下院子里的花卉后说道：“中英是否会开战，取决于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寇松和我。　　 寇松想来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过来和我面谈。因为我和他虽然不能决定发动战争，但是可以阻止这场战争。当然，在我看来，中国想要获得完全的独立，不使用武力是不太可能的，只不过我们应当尽可能的避免使用无效的武力，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去赢得国家和民族的主权独立。　　 比如像现在，寇松很清楚，这个时候发生中英之间的冲突并不能给英国带来什么荣誉，只会进一步让英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而已。因为英国在阿富汗和波斯都已经打不下去了，甚至连爱尔兰人的独立远动都压制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拿什么在中国打一场，比阿富汗战争规模更大的战争？　　 过去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保障，实质上就是通过三样东西来保证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俄国人的威胁，日本的协助。但是现在俄国已经不再是我国的威胁，而是英国在印度和波斯等地利益的威胁。　　 虽然他们依然有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是他们威胁到的南方沿海地区本就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充其量只能威胁到中华民国，却不能威胁到东北，英国人也不可能把整支皇家舰队都派来封锁黄海和渤海，否则他们的全球秩序就要出问题。　　 而日本，假如英国在东亚的秩序要完全依赖于日本来维持，那么日本恐怕更愿意把东亚海域的统治权力拿到手，那么英国就会彻底丢失在华利益。这么一看，英国人和我们暂时妥协，才是最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　　 陈友仁认真思考着吴川的回答，不由问了一句，“暂时的妥协吗？”　　 吴川收回了视线，一边转身向着房内走去，一边确定的回道：“当然是暂时的，英国也许会退出长江内水的军舰航行权力和让我们收回武汉、九江的租界，但是只要我们没有展示足够把他们赶出中国的力量，他们就不会放弃英国的在华利益。只要英国在全球的统治体系有所恢复，他们一定会想要重新控制长江流域地区的。”　　 吴川心里想着没有说出口的是，我们也需要时间去发展，只有我们发展的速度超过了英国力量恢复的速度，英国人才会认真的考虑，是否向我们兑现承诺。否则，英国人肯定会撕毁自己的承诺，然后制造一起事端以入侵中国的。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陈友仁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其实并不感冒，在政治理念上他更加欣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是可惜的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并无能力去实现中国的三民主义，于是也就更加谈不上捍卫中国和民族的利益，这使得陈友仁虽然敬重孙中山，但是并没办法为其效力。　　 这个没办法，不仅仅是出自陈友仁个人的意愿，同样也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将他拒绝在了国民党的核心决策圈之外。在孙中山意外的接任了袁世凯的总统职位后，国民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失意的在野党，而是中华民国名义上的执政党。　　 虽然国民党并不能干涉革命委员会统治下的行政官员人事任免，但是至少借助革命委员会的力量，中央政府能够干涉到非革命委员会治下地区的行政官员人事任免了。哪怕有些省份的军阀实际上可以自行决定省内的公职任免，但是他们也需要通过向中央报告，完成程序上的合法，否则就是在挑衅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就给了革命委员会以借口。　　 各地的军阀惹得起北京政府，但是真惹不起革命委员会，因此在一些不重要的人事上，他们会用来和国民党进行政治交换，以获得中央不干涉省内重要的人事任免。比如江西督军李纯和国民党进行人事交换，就是以江西省长换取他就任江苏省长的人事任命。　　 面对这样的执政党好处，国民党的党员数量不仅获得了快速扩张，国民党上层的派系斗争也日渐激烈。本来同盟会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革命同盟，哪怕被宋教仁改组为国民党，也依然是充满了大量的派系，等到孙中山出国改组革命党，甚至连黄兴这样的老朋友都被开除出去了。　　 当然，革命党对于孙中山是忠诚了，但是党的力量和同盟会时期根本没法比，于是在回国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孙中山等革命党核心又不得不联系各方势力重组国民党。等到孙中山接任总统职位之后，国民党是重组成功了，但是党内的派系隔阂却比宋教仁时期更为严重了。　　 如胡汉民、谢持﹑邹鲁等人，以最为忠贞的国民党员自诩，把那些留在国内没有跟着总理流亡日本的人都视为了贰臣。以对总理的忠诚与否，来排挤那些后来者，维护自己在孙中山身边的地位。像陈友仁这种，没有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海外侨民，只是颇有些外交能力的，就更加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了。　　 虽然孙中山本人是蛮赏识陈友仁的，几乎和他一见就相谈甚欢，还请了陈友仁作为自己的国际法顾问。但是，陈友仁也很快就看出来了，孙中山虽然认同他在外交方面的理念，却没办法全力的支持他。因为国民党需要获得列强的支持，才能维持国内外的政治平衡。　　 相反在共和党这边，虽然他和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并不契合，但是共和党的力量来源于自身，因此在同列强打交道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这反而给了他对于独立外交理念的支持。在这次的巴黎和会上，他同共和党的外交方向上就更加的一致了。　　 虽然吴川在国际法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但是陈友仁也承认吴川在外交上还是有着极为明确的观点的，而他认为这些观点在中国外交方针的指导上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就连他自己也深受启发。　　 一个观点是平衡是动态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条约下静止不动的现状，而是由两国之间无数个矛盾不断破裂平衡的过程。条约是对两国关系再平衡的确认，而不是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的静止不动。秉持着这一原则，吴川对于中英关系的条约并不看重，只是注重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新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观点就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中英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中英两国国内及国际关系变化的最终结论。所以，中英关系的好坏，还要看中美、中德、中俄、中法、中日等关系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吴川要先前往莫斯科，先和苏俄进行两国关系的调整，然后才来巴黎参加和会。　　 陈友仁同样接受了吴川的这两个观点，也从中修正了一部分自己的外交理念，而这也让他对于中英关系看的更加清楚了。这也使得他得到了吴川的信任，开始越过其他代表成为吴川的外交助手。王葆真显然更加适应同日本、美国这些国家打交道，而陈友仁则更了解欧洲的风俗习惯。　　 在和英国人就中英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洽谈之后，吴川也认为自己在巴黎的任务差不多该结束了。在德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后，欧洲的和平基本已经恢复，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而战后国联组织的建立，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让苏俄，不，现在应当是苏维埃联盟加入了。　　 不让苏联加入国联，那么小亚细亚、波斯和阿富汗地区的和平，就无法实现。让苏联加入，英法美三国又不甘心。所以局面便僵持了下来，威尔逊总统都忍受不了先回国去了，和中国签署的贸易大单，至少可以掩饰他在巴黎和会上没得到多少成果的事实。不过这样一来，倒也避免了他继续向英法做出让步，以保证国联成立的尴尬局面。　　 在威尔逊总统返回美国后，国联是否成立的压力就从他的肩上转移到了英法身上。因为现在不愿意让苏联进入国联的，主要还是英法的反对。威尔逊总统回国之后，倒是可以对自己的选民说一声，自己已经尽力了。　　 吴川因此觉得，自己这个传话筒的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是时候回国去了。英法虽然对于吴川并不感冒，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对他保持了礼仪，派出了外交官员为其送行。吴川还是选择了乘坐火车横穿欧亚大陆，1月19日他离开了巴黎。　　 在吴川离开之后的一周内，王葆真和陈友仁同英国外交部官员谈妥了汉口、九江事件的善后。英国将汉口、九江租界交还给中国，但中国需要保全英国政府和商人在租界内的不动产。英国政府向汉口事件中受伤的中国平民给予抚恤慰问，中国方面给予事件中被殴打的英国商人以医药费和慰问金，但是双方互不道歉。　　 至于英国军舰在长江的航行权，这是双方争论的最激烈的一个问题，英国试图保留这一权力，而中方则方要求彻底取消英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水的权力。最终英国人表示，英国军舰应当享有和其他各国军舰在中国内水一致的权力，这是英国政府的底限。　　 有能力在中国内水保持军舰航行的，其实就五个国家：英法德美日。德国和美国很快就宣布放弃在长江的军舰航行权，法国则和中方做了一个交换，只要中国不取消法国在汉口的租界，那么法国愿意从汉口租界撤离军队和放弃长江上的军舰航行权力，陈友仁最终接受了这个交换。　　 日本这边虽然得到了英国方面的暗示，要求他们坚持日本军舰在中国内水的航行权。但是日本军舰在东北内水和渤海地区被革命委员会驱离后，就已经意识到日本在华利益恐怕是不能如过去那样肆意扩展了。特别是在英国明显对中国做出退让后，日本就更加不愿意为英国做马前卒了。　　 牧野和王葆真进行了私下的会面，两人就东南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之后，牧野就向王葆真做出了保证，日本军舰可以放弃南京以上航段的长江航行权，只要中国确保日本商船依旧享有长江的经营权。　　 牧野向王葆真坦诚的说道：“对于日本来说，实际上是可以完全放　　 弃长江的军舰航行权的，只要日中今后互相提携，共同保卫亚洲民族的利益。　　 但是迫于英国方面的压力，还有国内民众的不理解，我们还不能一下子放弃这一权力。因此在形式上保留南京以下军舰的航行权，将便于政府向国内民众和英国盟友交代。我想，贵国现在至少还不需要南京以下长江两岸的控制权吧？”　　 王葆真其实明白，日本人想要的不是到南京的军舰航行权力，而是要保证日本军舰停靠上海的权力。只要各国军舰依旧能够停靠在上海港，那么上海就依然是各国在东方的冒险港。　　 现在的共和党，力量还不足以真的把各国力量从中国驱逐出去。在武汉、九江这些地区，狭窄的长江航道限制了列强军舰的回旋余地，从而给了陆军及空军对于长江航道的控制力，但是在长江口的沿海地带，列强的军舰是不用那么担心共和党的陆军和空军配合了。　　 面对日本人貌似谦恭的态度，王葆真倒是对吴川所说的，英国应当尊重现实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思考许久之后，接受了牧野的建议。于是再一次和英国人碰面的时候，英国人也不得不接受了禁止英国军舰越过南京进入长江中上游的要求。　　 在吴川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英国政府终于宣布，他们将会从阿富汗王国撤军，然后和阿富汗王国进行谈判。英国政府表示，“我们从那里撤离，并不是因为畏惧什么，而是为了真正的和平。英国政府并不希望伤害到阿富汗人民，而只是想要对阿富汗国内的反英势力给予一个打击。但是很显然，我们的行动正在被一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暴徒所利用…”　　 不管英国政府如何为军队撤离阿富汗做出辩解，世界人民都知道英国军队在阿富汗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英国入侵军队在阿富汗遭到的是全民抵抗，因此英军的补给需要从印度输入。但是很显然，阿富汗糟糕的基础设施，给30万英印军队的供应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虽然英军汲取了前两次对阿富汗战争的教训，没有过于深入到阿富汗纵深，并加强了对于军事交通线的保护。但是，得到了大量武器援助的阿富汗部族，和接受了中德军官训练的部族武力，中德军队对于山地作战都很感兴趣。德国军官的山地作战经验来自于意大利和东欧，而中国则主要汲取了朝鲜的游击战术和对阻击战术的试验。　　 中国提供的移动式无线电台，飞机侦察和小队武装的突袭，在1919年的冬季给入侵阿富汗的英印军队带去了大量的伤亡。英印军队入侵阿富汗时，也才阵亡了不到300人，但是在1919年的10月、11月、12月，英军每日的损失从1-2人上升到了每日10-20人。　　 其中基层军官的损失占了一半，英印军队现在已经完全龟缩在了各个据点内，把城市以外的地区让给了阿富汗人。英军的指挥官认为，如果不尽快从阿富汗撤离的话，这支军队也许就要崩溃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下令撤退，以避免造成更大的灾难。而这也是英国政府愿意尽快和中国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英军在阿富汗的失败，让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看到了希望，虽然这个位面因为被中国人提前引发了印度农民起义，导致没有在战后爆发阿姆利则惨案，于是也就没有了全印度人民参与的不合作运动，但是钱德拉-鲍斯参加了共产国际。　　 从印度金庙中挖出的价值3000万美元黄金珠宝，钱德拉-鲍斯所代表的印度独立组织获得了600万美元，宣传和组织印度农民起义，也才用去了不到一半，于是这笔钱就成为印度独立组织最大的资本，让他们开始获得了不少印度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共产国际当然欢迎，代表着印度人民的进步力量加入自己，这意味着苏维埃联盟的力量又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