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虽然不反对吴川前往美国一行，但是他劝告吴川：“就目前来看，革命委员会并无人可以办理对美外交事务，就算主席让我随行也是如此。　　 虽说主席此次赴美的主要目的都已经确定，但是美国是一个以舆论为导向的社会，如何应付外界的访问还是需要一个熟悉美国国情的人员以为顾问的。我的意思是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负责这件事，而不是委托给外国人来处理，这毕竟是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和美国民众进行交流，不可不慎重。”　　 吴川思考了片刻就向其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应当聘请谁来当这个顾问？”　　 王葆真想了想说道：“唐绍仪是留美幼童出身，以他对于美国情况的了解，其实用他作为顾问是最好的。但是其毕竟是首任中华民国的总理，现在又是避居在家的状况，请他担任主席的顾问显然是不大合适的。　　 不过唐绍仪毕竟是留美学生的领袖人物，我们要是发封电报请他推荐一二人选，他肯定是能够为我们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的。”　　 吴川于是就点头说道：“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反正这位顾问到时也只是负责对美国民众交流沟通。顺便说明一下，我此去并不想弄的太过高调，因此请唐总理推荐一个稳重一些的人物。”　　 王葆真马上应承了下来，便告辞离开了吴川的办公室。吴川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思考了半天，终于又派人将宾步程、吴仰曾请了过来。　　 看到两人进门之后，吴川便先向吴仰曾笑着问候到：“吴老，哈尔滨的生活可还习惯吗？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可以直接向我提出来。”　　 吴仰曾于光绪十六年毕业于伦敦皇家矿冶学院，回国之后主要还是在开平矿务局工作。自开平煤矿被英国人占去之后，他才转任鸡鸣山煤矿总办、分省补直隶庚山道。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其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工矿厅的工程师。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转入建设期，开始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测绘和矿产资源调查工作后，就出现了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在吴川亲自向袁世凯发电请求调拨勘探、测绘人员的背景下，袁世凯就将吴仰曾等一批工程师调拨给了哈尔滨。　　 吴仰曾虽然已经50岁了，但是常年在野外勘探的生活依然让他保持着很好的体型，因此外貌上也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多，听到吴川这么称呼自己，他也有些啼笑皆非的说道：“老字不敢当，吴主席下次还是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吧，我不会介意的。　　 生活上我没觉得不方便的，不过我倒是真有一个要求想要对主席提一提。您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任务目标，也拨给了这么多资金和设备，但是给我们矿业勘探部门分配的人员也未免太过不足了吧？而且我们在国内勘探的地方都没有完成，有必要开启对于智利矿产的调查吗？”　　 对于吴仰曾来说，回国之后除了在开平矿务局初期的工作让他可以放开手脚之外，便是眼下革命委员会对于勘探工作的支持最让他心满意足了。对于一个专心于本业的技术专家来说，有着充沛资金和先进设备的地方就是天堂。　　 但是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勘探这一行居然会遇上人手不足的问题。当然这种所谓的不足也是相对的，和之前的满清时期相比，革命委员会给他调拨的人手至少已经超过了标准的数十倍。可是和革命委员会的拨款相比，勘探人员的数量却又太少了些。　　 吴川虽然理解吴仰曾在被解除了束缚之后爆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但是他也只能无奈的回道：“吴委员，如果您是对资金和设备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还可以努力设法帮你解决一下，但是人员上我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东北虽然有那么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但数量并不多。现在内地虽然有不少知识青年正往东北流动，但是数量也终究还是有限的，毕竟中国的识字率并不高，且大多数还是接受的旧教育。所以想要补充人员，我们只能靠自己培养，但是我们至少得等上四五年，才会有合格的人员可用。　　 至于为什么国内的矿藏还没有探明就开始着手勘探国外的矿藏，因为我国虽然有着各种资源，但是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来说，人均资源还是相当低的。因此能够从国外引入的矿产，就应该先用国外的矿产，自己家里的可以留给子孙去用么。2　　 另外，我国的矿产种类虽然齐全，但是不少矿产都是贫矿、劣矿，难以开发或开发成本极大。就好比智利的铁矿石，品位不仅高且还适合于炼钢，这是美国人已经分析得出的结果。我们只需要去证实一下就可以了，这得节省我们多少时间啊。”2　　 稍稍解释了几句之后，吴川赶紧把话题转了回来，向两人说道：“今日找你们两人过来，其实是有其他事要谈的，我就是向谈一谈关于本溪湖煤铁资源和同日本合办本溪湖钢铁厂、大连造船厂的问题…”　　 虽然吴仰曾很想说可以把其他部门的人削减下来分配给自己，但是他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边的宾步程，终于还是将这个得罪人的想法给压制了下去了。　　 对于和日本人合作开发本溪湖钢铁厂和大连造船厂，工业委员会内部其实也是有着两种不同意见的。不过今日吴川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能够理解工业委员会各位委员们的心情，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也希望能够由我们自己独办实业，这样不仅我国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也少了外人的干涉。　　 不过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欧洲大战的脚步声已经很接近了。在各国舆论对本国民众的煽动和恐吓下，谁也不知道这场大战会否在一下刻突然爆发。作为远离欧洲的东亚，这场战争也许和我们是无关的，但我们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从欧洲输入的机器、钢铁就会减少，现在我们同德国之间的贸易将会因为协约国的封锁而中断。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对欧洲大战造成的影响准备预案，如何减少因为大战爆发造成的对德贸易的损失，如何借助这场大战扩大我们在国内及亚洲的工业品输出等等。　　 但是不管做出什么预案，我们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航运。没有船只航运的话，我们的粮食和工业品都是运不出去的，那样就算想要增加贸易额度也困难了。　　 战争爆发对于世界航运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光是德国一家的商船规模就超过了500万吨，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商船吨位的减少必然是超过1000万吨以上。以世界当前的贸易规模，欧美必然是要从亚洲抽回大部分的运力，以满足本土的需求。　　 除了我们手中控制的25万吨能够进行外洋航行的船只外，整个中国能够进行外洋航行的不到10万吨，剩下的常年在我国口岸进行航运的8、90万吨商船大都是外国商船。因此一旦欧美各国开始从亚洲地区抽调船只回国，那么我们将会出现一个航力不足的空窗期。　　 但是和我们的邻国日本保有的近150万吨商船相比，日本的商船规模是我国的4倍有余。而日本现在一年下水的商船规模接近4万吨，我国还不到一万吨。且我国最大的造船所江南船坞，现在是被英国人控制着，严格来说我国现在并没有一座完全由自己控制的造船所。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和确保欧洲大战爆发后不会错失收复我国航运业的机会，我们至少要尽快把手中的商船队增加到能够和日本相抗衡的地步。我觉得三年之内增加75万吨商船是一个底限，而且单艘船只的吨位不能小于3000吨。　　 这样的船只建造规模，光凭国内船厂是无法满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订单去刺激国内资本投资造船事业，只是造船光有资本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技术。为了抓住战争带来的机遇，和日本的暂时合作已经不可避免。　　 虽然这样的合作会给日本带去不少利益，但是这种合作对于我国来说利益更多，我们不仅可以培养合格的技术工人，还能够扩大钢铁制造业的生产…”　　 就在吴川对着两名工业委员描绘着自己规划的造船事业时，耿谨文也刚刚在上海火车站接到了从武汉归来的姜文卿。两人上了马车后，耿谨文就不由向其问起了武汉的事情，姜文卿摇着头苦笑道：“汉冶萍的股东们还是否决了我们全盘收购股权的要求，张状元和黎副总统可没少在背后煽风点火。不过我觉得也是好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军政府都对汉冶萍虎视眈眈，直想拆分吞掉，就算我们收购了汉冶萍，也未必能够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它，毕竟我们的力量还达不到南方啊。你呢？江南船坞那边谈的如何了？”　　 耿谨文平和的回道：“只能说谈成了一半，英国总工程师毛根愿意接受我们的订单，并同意扩建船台，但是拒绝我们派遣人员参与管理。最终我只能说服他，我们可以派遣一些助理协助造船工作，船厂帮助我们培训一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