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知道如今黑市上枪的价码，老贵了。不过他们也蹦跶不了多久，局长已经在黑市开出了高额悬赏，只要他们敢拿枪出来卖，准没活路。” 　　 “呵呵！那感情好！”李海波心中暗自冷笑，老子才没打算卖。 　　 宪兵队长山本健太郎中尉满脸怒容，大步迈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上来就对着局长左右开弓，“啪……啪……”的就是七八个大嘴巴子。 　　 “八格牙路！你的，废物地干活！警察局进贼，枪支被偷，你的无能至极！” 　　 警察局长王富贵登时被抽得眼冒金星，脸肿得像猪头，只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太君，这……这实在是意外，我们也没想到贼人如此大胆。” 　　 山本健太郎中尉一脚踢翻旁边的椅子，“意外？你的就是失职！整个闸北分局乱成一锅粥，你却毫无办法。你的手下都是饭桶，连个贼都抓不住，还要我们宪兵队来善后。” 　　 王富贵额头冷汗直冒，“太君息怒，我们已经在全力调查，并在黑市发出了悬赏，一定会给太君一个交代。” 　　 山本健太郎中尉逼近王富贵，手指戳着他的胸口，“交待？ 　　 上海的治安本来就差，反日分子异常猖獗，这批枪支一旦流入黑市，落入反日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找不回枪支，你的脑袋就别想要了！皇军的安全会因为你们的疏忽受到严重威胁，你要承担全部后果！” 　　 王富贵身体颤抖，“嗨！嗨！太君，我一定加派人手，尽快破案。” 　　 山本健太郎中尉冷哼一声，“最好如此，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都将受到严惩，大日本帝国绝不姑息养奸！” 　　 王富贵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小心翼翼地说道：“是、是、是！ 　　 但是太君，现在因为枪支被盗，兄弟们心里害怕，手里没枪，兄弟们都不敢上街巡逻了。 　　 恳请太君施以援手，调一批枪来给兄弟们壮壮胆，这样他们才能重新履行职责，维护治安，也好尽快找回被盗的枪支啊。” 　　 山本健太郎中尉眉头紧皱，来回踱步，思索片刻后，咬牙切齿地说道：“哼！为了不让那些愚蠢的警察继续给皇军丢脸，我可以调一批枪过来。 　　 但若是再出任何差池，你就等着切腹谢罪吧！” 　　 王富贵如蒙大赦，连忙鞠躬道：“太君大恩，卑职感激不尽。卑职一定严令下属，好好使用这批枪支，全力追查盗窃之事，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山本健太郎中尉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大步离去，嘴里还嘟囔着：“真是一帮饭桶。” 　　 当天上午，宪兵队调来了一批旧枪。 　　 虽说都是旧枪，可比起之前的好很多。 　　 李海波瞧见这批武器，不禁眼热，心里直琢磨要不要再干一票。 　　 一番纠结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放弃了这念头，只因这风险实在太高，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枪是好东西，但小命更要紧呐！ 　　 但是因为枪支数量不够，暂时只能两个人共用一支枪，所以李海波的四人小队就只分到了一长一短两支枪。 　　 离闸北分局几百米远的北海洋行，另一伙鬼子宪兵正在勘查现场。 　　 只是这作案现场——有点烧脑啊！ 　　 此处现场的门窗毫无破损迹象，他们的大门是从里面锁的，其开启方式只能由人从内部操作方能实现。 　　 清晨，上班的员工久敲大门而无人应答，无奈之下选择报案。 　　 宪兵队抵达后，只得破窗而入，却发现里面地上有大量的血迹，而四名保镖却不见了踪影，且存放在样品仓库中的上千匹布匹也被洗劫一空。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凶手究竟是如何潜入，又怎样全身而退的呢？ 　　 更何况，那重达五吨有余的超大保险柜竟也离奇失踪，仿若人间蒸发。 　　 这是活见鬼了？鬼也办不到哇！ 　　 正当众人为此焦头烂额之际，小泉村一郎少尉却凝视着地上的血迹陷入沉思。 　　 山本欠六中尉见状，带着满心疑惑走上前去，轻声问道：“小泉君，你可是有所发现？” 　　 小泉村一郎摇了摇头，缓缓开口道：“没有任何头绪，但从地上的出血量来看，那四名保镖肯定已经死了。 　　 歹徒要带走一千多匹布，还有众多物资和四具尸体，应该最少有二十多个人才能办到。 　　 而且要带走五吨重的保险柜，仅靠人力是办不到的，一定要有大型的机械，最少要有辆卡车，那样动静就一定会很大。 　　 但是周围的邻居和巡逻的士兵都说没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这就很奇怪了！” 　　 山本欠六中尉想了想说：“此案事态严重，众多帝国公民丧生，巨额财物失窃，必须即刻向上级禀报。” 　　 山本欠六中尉和山本健太郎中尉都各自迅速将案件详情呈递至宪兵司令部。 　　 司令部方面对此高度重视，加派人手给予协助，然而却毫无进展，而且无人将这两起案件联系到一起。 　　 什么？同一伙人做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 　　 李海波和几个烂人磨了一天的洋工后，早早地交枪回家。 　　 “姆妈！我回来了！”李海波一边喊着，一边走进家门。 　　 “哥哥！你回来了！”小花欢快地跑过来，伸出小手。 　　 “没钱！一边去！”李海波没好气地说道。 　　 “不是……” 　　 这时，屋里走出一位身形瘦弱的少年，正是报童新仔。他恭敬地向李海波打招呼：“波哥好！” 　　 “咦！新仔！你怎么在我家？”李海波诧异地问道。 　　 “波哥我……”新仔欲言又止。 　　 新仔的父母来自浙东，早年为了谋求生计来到上海，在街头租了一处平房居住。 　　 新仔出生时，母亲因难产不幸离世，只剩下父亲独自靠帮人修家具、做泥瓦工来勉强维持家用，含辛茹苦地抚养新仔长大。 　　 然而，命运弄人，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第一次淞沪会战时，新仔的父亲被鬼子残忍地杀害，年仅七岁的新仔就此成了孤儿。 　　 从那以后，新仔只能流落街头，起初以乞讨和街坊们的接济度日，等年纪稍大一些，便开始在街头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