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称为国都，但林从安认为这不过是个笑话，木栅栏和一些夯实的土就能被称为城墙！在洞乌各方领主的共同见证下，五团军仅用四轮炮火就彻底摧毁了洞乌国都东吁城的防御。 　　 说起来，洞乌国在明朝初期还是大明的附属国，需要定期朝贡，并听从大明的指挥，但在万历三大征耗尽国力之后，洞乌反而变得强大了。 　　 万历末期，他们不断向云南发起进攻，云南边疆的土司们无法抵抗，向大明求援却得不到回应，许多原本属于大明的土司被并入了洞乌。 　　 这次夏国出兵，洞乌北部与云南接壤的土司们不仅没有抵抗，甚至大多数都成为了向导。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引导，林从安现在对穿越丛林仍然感到恐惧。 　　 根据土司们的情报，林从安还在犹豫如何应对洞乌的土司，但王栋的一句话就消除了他的顾虑。 　　 “凡不说夏国语、不习夏国文的皆为异类，应被奴役”。 　　 这还不算，那些接受这项规定，并在领地内实际推行这项规定的领主，有权得到夏国的支持，向不执行规定的领主发起征服，获得的土地和人口由参与者均分。 　　 洞乌和云南相邻的土司大多是原来大明的土司，得知这样的规定后，他们激动地开始联手发起征服。 　　 这些土司激动了，奢崇明、安邦彦带领的队伍也同样激动了，没用两个月，洞乌就被打成了一片混乱。 　　 没有人知道那些被打的领主们是否真的同意夏国的规定，甚至是否知道这些规定，但就这样被大明前土司带领奢安的兵马打了上来。 　　 短短四个月时间，洞乌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前土司之间、前土司和奢安两家之间，甚至奢安两家之间都因为土地、人口的分配产生了纷争。 　　 夏国战士立刻从战斗者变成了裁判，林从安于是忙于派遣部队四处“裁决”。 　　 实际上，地方首领们始终心存不满，原因在于夏国的规定是，任何能够流利使用夏国语言、掌握夏国文字的人都不能成为奴隶，而地方首领们正是依赖于世代奴役当地民众来获取利益。 　　 当地民众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又如何能够继续享受舒适的生活呢？洞乌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翡翠和宝石。 　　 土地的权益不能分割，但是矿山可以。 　　 林从安在严厉“裁决”了三名不服从命令的前任地方首领的同时，也开始分配矿山资源。 　　 这时，前任地方首领们才突然意识到，新来的这位他们无法对抗，一旦激怒了他，可能会被彻底埋葬。 　　 好吧，那就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纷争，洞乌地区迅速恢复了平静。 　　 第五军团刚刚进入孟加拉，王栋的调令就到了。 　　 说实在的，林从安非常羡慕王栋，虽然调令中没有明确说明调往何处，去执行什么任务，但是传令的人告诉他，王栋是被总督紧急征调的。 　　 除了王栋被征调，其他军团也有不少精英同时被征调，这让林从安更加羡慕，但也无话可说。 　　 原本他还是被羡慕的对象，第一次领军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战胜敌人并不稀奇，关键在于他处理西南局势的方式使得整个局面全面打开。 　　 安位仍然是贵州的地方首领，而罗乾象已经被任命为永宁的总兵，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兆鼎，他成为了云贵的总督！ 　　 尽管事先已经得知消息，据说圣旨到达昆明时，林兆鼎还是痛哭了一场。 　　 前往云南宣旨的队伍不仅仅是为了他而来，还包括任命新的黔国公。 　　 早已得知消息的林兆鼎也没有闲着，新任黔国公是在他支持下上台的，嫡系沐家的财产被奢崇明带领的土兵一抢而空。 　　 不仅如此，连田契也一并烧毁了，云南巡抚衙门、昆明府府衙以及各县衙的文书、信件也全部消失。 　　 这意味着，无论谁成为新的黔国公，除了皇帝赐予的土地和俸禄，黔国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穷光蛋”。 　　 沐家两百年积累的土地、生意以及各种地契、文书全部消失，而他们能否收回产业或收回一部分产业，完全取决于新任总督的态度。 　　 宣旨的队伍中除了太监，还有礼部、吏部等各级官员，因为根据大明的礼制，三品以上的官员在任职前应该要觐见皇帝。 　　 但由于云贵地区刚刚平定，往返京师一趟即使加快速度也至少需要半年，因此皇帝特意免除了林兆鼎的觐见程序，指派以太监为首，礼部、吏部代为觐见。 　　 程序完成后，一位礼部官员专门给他送了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当朝礼部尚书周延儒的来信。 　　 周延儒并不是一个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况且推荐林兆鼎上台也不仅仅是出于好意，还涉及到利益关系。 　　 在给林兆鼎的书信中，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岁月，比如当年鸿胪传宴的盛况，又感叹了一番座师叶向高的品格。 　　 接着又叙述了几位显赫同年的事迹，然后话题一转提到了与福健李某的友谊... 　　 有些事情是不能乱说的，堂堂当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一个福健副将有友谊，这事要是传出去就是大问题。 　　 但是与福健李某有交情那就不同了，福健有多少个李某？ 　　 林兆鼎看到周延儒在信中提到“福健李某”时就完全明白了，他之前得到的消息很模糊，据说朝堂廷推时礼部、户部、兵部尚书同时推荐了他。 　　 在大明，成为官员的关键并非才能，每位进士都应掌握一本英雄谱，其中记录着同乡、同年、同师等关系，这些关系必须了然于胸。 　　 否则，一旦收到书信或拜帖，若因关系不明而处理不当，其严重性可能超过粮税未缴。 　　 这样的失误，轻则招致不满，重则可能在官场留下狂妄的名声。 　　 科举制度下，权臣的出现并不罕见，以叶向高为例，由于万历皇帝的怠政，他曾独自掌控内阁近二十年。 　　 大明的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他至少六次担任万历末期的主考官。 　　 每次科举会选拔三百多名进士，六次累计超过二千名，进士及第即从七品文官起步，大多数还会被授予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