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秋风嗖嗖，正对着北大楼的南大校史馆门前，显得格外的寂寥和阴冷，昏暗的灯光下，树影绰绰，虫鸟无声。　　民国初年，这里曾是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的图书馆，据传，北伐期间有一位名为文怀恩的洋人博士在此被杀，其后就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了，夜晚更是鲜有人走，特别是在有月光的晚上，高大的树冠，婆娑魅影，显得更加的诡异阴森。即便夏日酷暑，路过此处，令人有毛骨悚然，寒气摄魂之感。　　不远处的小礼堂，原为金陵大学年轻的数学教授戴赖三先生的纪念堂，是一栋南北向的单层建筑结构，歇山顶样式的屋顶，烟灰色筒瓦，墙身为青砖水砌，乍看之下，犹如土地庙一般，两边墙上各有一个十字内心的圆形盲窗，门前有一对葵花纹的鼓石，踏道的中央，有一方刻着莲花祥云图案的丹陛石，后面有四扇拱顶的直方格木窗。正门数十步外之东侧，是一座爬满枝蔓青藤的钟架凉亭。　　此时，小礼堂的门正敞开着，屋内橘黄色灯光，将门前的空地树丛，照得一片明亮通透，里面的交谈声和寒暄声，虽不十分响亮，但在十几米外的校史馆门前，还是听得很清晰。　　“哈哈哈，老兄身体可好？听说你有个学生很了不起哦，今年连续在SCI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我今年真是忙死了，两个博士要毕业，手上还有一个部里课题和两个省里课题，另外，还有三个横向课题”　　“你们院里明年进人吗？工资福利等方面怎么样啊？我有个学生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　　“现在向上面申请科研经费，真是越来越难了，腿都要跑断了，还要看人家脸色，哎…”　　“我们院里，前段时间一直在搞职称考核，真是不胜其烦，啰啰嗦嗦…一大堆材料要审”　　…　　此时的小礼堂内，如年终的茶话会一般，热闹非凡，专家学者们，三三两两，散聚在大厅中间，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神情。枣红色的柚木地板，在灯光照射下，晶莹锃亮。里面摆放着几排方便折叠的软椅，在椅子的前方稍右的位置，一张半身高的演讲台正矗立在那里，最里面的墙体上，南京大学的紫色校徽，和“南京大学”四个大字，在橘黄色的射灯照耀下，显得格外的雅致和沉稳。　　这是一个小范围的学术座谈会，每隔两年就会在此定期召开，参会人员是相对固定的，人数往往只有十几个，大都来自于南京地区各大院校、社科院、博物院等单位研究明史的专家学者，会议的主题多年来一直未变，只有一项，就是探讨和交流明初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研究成果，因此，从表面上看，该座谈会犹如春秋时期的墨家一样，是个较为稳定和严谨的学术团体，研究的也是孟子所称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世之显学，但不同的是，其并不存在墨家“巨子”式的领袖人物，参会者也无须奉献任何束脩或专著论文。当然，也与当下红学界索隐派的学术研讨有着明显不同，更与西方大学里的一些社团，比如骷髅会等，有着天囊之别。　　今年的座谈会，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吴影教授负责统筹和主持，为此，他特地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刚退休的姜副馆长今晚前来参会，现在眼看就要八点了，不知何故，姜副馆长还没到，吴教授的心里未免有点焦急。　　他站在小礼堂的门前，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大家，一边心神不定地向门前的小径尽头望去，忽然间，他发现斜对面的校史馆门前，正悄然地站着一人。　　此人身材并不高，略显驼背，穿着一套旧式的中山装，站在大门右边的卷毛石狮子边，也正朝着小礼堂这里张望，吴教授的心里暗暗一怔：“这老头还真是神经兮兮的，站在那里、探头探脑的“。　　其实，他很早就听闻，这老头姓徐，六十年代初曾在地理系任教。其祖上好像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徐乃昌，一个以“不求宋元珍本，却爱明清罕传”的大家，师从大清两朝帝师翁同和，曾总办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工作。也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家渊，这徐老头在摩崖石刻、古籍拓本等方面颇有研究，三十岁未到，就被聘为副教授，后因发表过一篇有关镇江焦山“瘗鹤铭”方面的文章，其中的观点过于荒诞奇异，引起了考古界和书法界的一致挞伐、谴责甚至鄙视。文化革命期间，这徐老头被作为第一批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关进了牛棚，精神上还受了点刺激。据闻，他时常会在电闪雷鸣的雨天，冲入雨中，仰天狂笑不已，狂呼什么“崩塌了，水淹了，玉儿不见了”等怪言怪语。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见他精神似乎并无异常，并且又是孤鸿寡鹄一个，也许出于对其先祖的感恩，便将其安排在老图书馆里，做些档案整理、看护馆门等工作。　　平日里，这徐老头并无什么异常，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总是穿一身褪色发白的中山装，沉默寡言，偶偶也会与人交谈，每当此时，外人会发现他似乎满腹锦纶。馆里有时会安排些脏活累活，但他从无怨言，并总能一丝不苟完成，只不过，在工作闲暇之余，同事们会经常发现他拿张报纸，对着窗外，看了半天，却从不见他翻过页，有时甚至能看到他嘴唇似乎在颤动，好像还念念有词，可从未听到他发出过一个字，更不知其意何为。直到有一年的暑假，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校卫队在巡园时，发现他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目光呆滞，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对着校史馆门前石狮子在破口大骂。骂声时断时续，时而高亢，响彻校园，时而低沉，弱如蚊吟。一开始，校卫队以为他是酒喝多了，在此发酒疯，而近前一查看，却发现他一点儿酒气都没有。两个年轻的校卫队人员，试图将他从地上扶起，却见他双手紧紧攥着一张早已湿透破烂的报纸，神色诡异地对着两人说到：“梦…梦…真梦”，然后猛然狂笑了起来，吓得两人手脚发软，脸色大变。从此之后，这徐老头神经不正常之事，在校园里又慢慢传了开来，周围的同事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此刻，徐老头正茕茕孑立地站在寒风中，幽暗昏黄的灯光，令他显得更加的孤独恓惶，看到此，吴教授的心里感到有点刺痛，鼻子有点酸楚，真所谓“老怀凄断，夜凉知共谁诉？”。　　忽然间，一阵急促又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忧虑和思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教授“，　　吴教授循声望去，只见姜副馆长那胖乎乎的身体终于出现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汗，犹如从转磨中转出一样，呼啦一下，从钟架凉亭快速冒了出来，然后沿着小径，小跑步似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姜大馆长，您真是个大忙人，今天好像是踩着点儿来的，不早也不迟，刚好八点，快快请进！“，一个优雅的欧式邀请姿势。　　其实，吴教授之所以邀请姜副馆长参加今晚的会议，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这么多年来，有关建文帝的生死之谜，以及明故宫地下是否有暗道等探讨和交流的学术座谈会，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他深感到，座谈的内容越来越缺乏新意或深度了。有的专家，为了标榜自己所谓的学术成果，采用西方辨伪学派的那一套，建模论证，洋为中用，故弄玄虚，有的则无征不信、无据不闻，摆着一副治学严谨、立论堂皇之面孔，有的，则是老调重弹，甚至以讹传讹。严谨踏实的学术氛围少了，空洞乏味的话题多了。　　前段时间，吴教授无意中在一本档案学的期刊中，看到了姜副馆长所写的一篇有关建文帝生死之谜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其认为：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逃离皇宫时，所带走的红箧中的玉玺，绝非是建文帝的天子宝玺，也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玉玺，而是失传千年的秦皇嬴政令李斯篆刻的那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这一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契合，并且也多少应景了时下对有关“世界末日”之热门话题。　　吴教授暗暗认为，姜副馆长参加这一学术座谈会，也许会引起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并给座谈会带来异乎寻常的震撼和生机。　　果然，当姜副馆长将上述研究观点在座谈会上宣讲后，顿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这倒是一个新潮问题，哈哈哈…”　　“这是传记，还是学术啊？”　　“还真能跟上形势”　　“几百年来，有哪位金石大家，或明史研究者，或文献史料中，曾提及过的…，哪怕是野史杂记中，也鲜有所闻”　　…　　一阵低沉的窃窃私语之后，坐在最前面欧式椅上的一位老者，终于有点按耐不住了，只见他激动得连连摇头，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咳嗽声。据说，此人是建文帝的嫡传后孙，在明史研究领域，颇为德高望重。　　此时，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然后将身体略转向姜副馆长，用一种教导的口吻说到：　　“姜副馆长，恕兄弟我直言。您刚才的高论，兄弟我，实难苟同，实难苟同…您仅凭朱棣之言和《建文年谱》之序，就贸然地认定建文帝带走的玉玺，就是那秦传玉玺，这…这未免有点戏谑了吧。大胆假设，合理推断，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是不可以，但缺乏扎实的历史溯源和坚实的史料证据来支撑，无疑是一种空中之阁，水中之月，水中之月。兄弟我…不想多说了，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姜副馆长海涵。”　　姜副馆长顿时满脸堆笑，两手互握，一副仰望之态，可心里却不禁想起了电视剧《围城》中的那位开口就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专员，真是太神形相似了。　　老者刚一落座，一位社科院的中年学者，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会场上顿时又静了下来，只见他傲然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到：　　“本人也来谈一点感受。今天参会的专家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敝人有个小小的爱好，就是对金石玉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有兴趣，也曾经出过几本拙作，哈哈哈…刚才聆听了贾副馆长的一番教诲，对其所提的那秦传玉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浅见、浅见”，　　一段凡尔赛式的开场白过后，他忽见礼堂的窗户外，似乎有个黑影在闪动，心中顿时怦怦乱跳，便连忙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吹了吹，这才定下神来，开口说到：　　“秦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令丞相李斯，将赵国宫中的那块十五城不换的和氏璧，篆刻成传国玉玺，以作天授皇权之正统凭证，其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正史中却清晰地记载传国玉玺传承之脉络，直至后唐末帝李从珂，洛阳玄武楼，一个纵身火海，世上从此就再无秦传玉玺了。也许，有人会说，在宋元明清的一些野史中，曾有过传国玉玺重现之记载，也有人称，当初陈友谅称帝时，曾得到过秦传玉玺，交由其小妾达佩兰保管，后被朱元璋抢走。朱元璋去世前，将传国玉玺传给了建文帝，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留于江湖传闻，并无过硬的文献典籍予以佐证。不错，明史中曾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派大将徐达和其侄子朱远忠，领十万大军横扫漠北元大都，追寻那传国玉玺，但事实上最后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故此，敝人大胆断定，建文帝逃亡之时，所携之玉玺，决不可能是秦传玉玺…”　　一阵沉寂之后，一位博物院的学者也站了起来，灯光照着他的额头，显得格外的光溜明亮，只见他挺直着身体，斜望着天花板，说到：　　“刚才，两位专家的观点，本人深表赞同，呵呵呵…”，笑声之中，不乏傲娇和嘲笑之意。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忆往昔的口吻，深情说到：　　“我记得，朱棣在初登大位时，正史中是这么记载的：‘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而明朝崇祯年间的著名学者李焕章，其在为赵士喆的《建文年谱》所作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对于上述这些记载，只要我们本着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断出“此玉玺就是秦传玉玺”这一结论的。姜副馆长刚才认为，‘历代帝王皆认为，只有拥有了秦传玉玺，皇位才被视为正统合法。朱棣当年发动靖难之役，名为仿周公辅政，实为谋逆篡位，皇位来得不正。因此，为了向天下昭示其皇位是正统合法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秦传玉玺来证明，他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如果朱棣仅仅是为了朱元璋的开国玉玺，或建文帝的宝玺，根本无须如此大费周章，派特使胡滢，五湖四海追寻，又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对此，本人以为：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实际上理据是极不缜密，主观想象的成分过于浓重。“　　学者略微停顿了一下，将额头上一缕长发向后捋了一下，继续说到：　　“最近，学术界上流传着一个新的研究成果。有部分专家，通过对明代的《菽园杂记》，《弇山堂别集》，《酌中志》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里，一共出了十六位皇帝，可是每一位皇帝的登基都极为不顺，似乎都陷入了登基魔咒。对此，他们认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朝没有得到秦传玉玺。哈哈哈…这一观点…是不是与姜副馆长的宏论，有点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啊？！哈哈哈…”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又哗然了起来。　　此时，坐在角落一旁的吴影教授，一边听着演讲，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悄悄地瞟了姜副馆长一眼，却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姜副馆长，神色非常淡定，早已没有了先前的躁情不安和尴尬之色，更无起身辩驳澄清之意，相反却从公文包中悄悄地掏出了手机，滑开机盖，快速地点击了几下，然后又略有所思地合上了机盖。　　等了片刻，吴教授见无人发言，便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微微摇了下头，然后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对着众人说到：　　“刚才姜副馆长的一番高论，引起了各位专家如此激烈的争议，这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哈哈哈…非常好，颇有启发，颇有新意，辩驳和理论，很有见地，哈哈哈…作为本次座谈的召集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欣慰“，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转身面向姜副馆长，歉意地说到：　　”当然，我有愧疚之处…哈哈哈…就是对我们的姜副馆长，第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受到各位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款待。哈哈哈…姜副馆长，请原谅我在会前没跟您提醒，哈哈哈…您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个座谈会，可能与您以往所参加的座谈会，方式有所不同。哈哈哈…我们提倡的是，大马金刀，直抒己见，不搞‘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这一套虚礼。哈哈哈…刚才专家们的发言，可能有点直率、言语有点犀利，甚至有点不留情面，还望您海涵见谅。”　　姜副馆长欠了欠身，笑着扬了扬手，以示回应。　　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吴教授慢慢收起了笑容，脸色也变得冷峻起来。他看了看众人，说到：　　“我想…对建文帝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外学术界硕果累累，多有建树，但对姜副馆长刚才所提及的玉玺问题，似乎鲜有专家潜心研究过，我以为，姜副馆长今天的观点，未尝不失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研究领域“　　他稍作停息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到：　　“记得，上一次座谈会时，我们大家在这里，争论的是建文帝逃出后的藏匿地。当时，有部分专家认为，根据《明史》中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等文献记载和部分野史资料，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建文帝实际上已逃亡了海外，当时，我并不赞同，其理由在此就不再赘言了。经过这一二年来的研究，我倒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而这新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　　众人一听，顿时屏住了气息。　　“这一新的看法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过南京皇宫的地下密道，从通济门逃出后，他既未逃亡海外，也未如一些史学家所称逃到广西、湖南等地，而是逃到了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一直藏在山中的一个寺庙内。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对《明史纪年本末》、明末张有誉的《积翠庵记略》、唐鹤徵的《常州府志•人物志》以及民国初年的《吴县志•寺观》等古籍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其为苏州穹窿山的壮哉楼，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上联为：‘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下联为：‘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传惟许法王居’，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建文帝逃至苏州，被主录僧溥洽藏匿于穹窿山的普济寺之全过程。”　　话音刚落，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教授待议论声渐平，便伸出右手食指，说到：“这是其一。其二，在《明史姚广孝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久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相信各位专家都清楚，在明永乐十六年，作为朱棣的军师姚广孝，道衍和尚，此时已84岁高龄了，身患重病，他竟然不顾生死，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难道就是为了恳请朱棣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和尚的吗？！另，根据《明史•胡濙传》记载，作为追寻建文帝的特使胡濙，‘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这一段文字中，特地用了‘驰’、“已‘、‘急’这三个字，太令人遐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大事，令特使胡濙胆敢擅自回京？要知道当年他老母亲去世，朱棣都不准他回京服丧，并且，还是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棣都已睡下，听到他来，竟然急忙起身，漏夜召见，并且聊至天明，而最为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至是疑始释’，这是何意？疑什么？。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专家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姚广孝和胡濙，当时皆是从苏州出发去的北京。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从苏州到北京，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以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两人到北京后不久，朱棣就放了主录僧溥恰，同时下令停止对建文帝的追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足以让朱棣能‘疑始释’”的重大原因，那么，是什么呢？建文帝的死讯？书函口信？还是建文帝同意放弃江山的承诺？抑或是朱元璋的开国宝玺？我以为，皆不是，而应该…应该是一件足以能令朱棣从此高枕无忧，并能证明其取得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同时又能堵天下悠悠之口的东西，很显然，就只有那秦传玉玺了。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证实，但…但…我以为，建文帝藏匿于穹窿山上的普济寺，朱棣应该是清楚的，军师姚文孝和特使胡濙应该是在其授意下，与建文帝见过面，并且建文帝同意交出秦传玉玺，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释放自己的大师溥恰和尚。也就是说，刚才姜副馆长所提之观点，在时空上、逻辑上与这些史料及历史背景相当契合。事实上，明代的沈德符在其编撰的《万历野获篇》之《秦玺始末》一文中，也曾对此作过隐晦的暗示。　　综上，我以为：姜副馆长关于建文帝携秦传玉玺之学术观点，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当然啰，由于目前的证据尚存薄弱，相关论证的观点还有待补正推敲，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后探究明史的一个新的思路。”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时近十点半，小礼堂外，秋风瑟瑟，寒意浓重，姜副馆长站在门前的小径旁，见吴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便欣然地迎了上去。　　他将吴教授拉到一旁，掏出手机，打开滑盖，然后轻点了几下，屏幕上顿时闪现出一张图片出来。然后轻声说到：　　“吴教授，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说罢，便将手机屏幕摆在他的眼前。　　吴教授将鼻梁上的眼镜拿开，眯起双眼，正准备凑近看清。　　“请稍等一下，我将这照片放大一点“　　借着门前的灯光，吴教授隐约看到照片中是一张灰黄色的笺纸，上面的文字，呈正方形排列，字体十分古灵精怪，犹如蝇头鸟虫，既非甲骨，又非金镏，也非小篆，而是一种他并不熟悉的非常奇特的字体。于是，疑惑地问到：　　“这…这东西是从哪里拍来的？“　　姜副馆长正欲解释，见有人围了上来，便连忙向来人解释到：　　“嘿嘿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嘿嘿嘿…”，说完，将手机在众人面前快速地晃了一下，便收了回去。　　吴教授见状，知其并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于是连忙说到：　　“姜副馆长，这样…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可能都很累了，你看…我们能不能等到国庆节之后，约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聊，好不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节后，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再谈”，姜副馆长说完，便迅即关上手机，放进了公文包中。　　不远处的钟架凉亭旁，一个朦胧的黑影，闪动了一下，便悄无声息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