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范的反应、以及其人对诸葛亮的提问，充分证明了1点：　　诸葛亮先拜访吕范之举，是何等的英明。　　对于此问，诸葛亮正色而答。　　“吕先生，实不相瞒，左将军不甘居于人下、而江东与岭南唇齿相依，是故，若卫将军顺流而下、直取江东，则左将军必将竭尽全力助吴侯抵抗卫将军！”　　诸葛亮语气真挚而恳切，且丝毫未遮掩刘备的野心。　　吕范能力虽远不及周瑜，却也绝非平庸之辈。　　这1点，实则同样是孙权重用吕范的1大原因。　　前文已提及，因救吴老夫人1事，吕范对孙策兄弟可谓恩重如山。　　因此孙策兄弟对吕范亦报以同宗之礼：“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吴老夫人）前。”　　自此，吕范在东吴集团中获得了近乎“异姓宗室”般的显赫地位，以亲疏待遇而论，其人大约与周瑜相似。　　（孙）权母曰：“（周）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1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指孙权）其兄事之！”　　摘自《江表传》　　客观评价，吕范的文武才略远不及周瑜，不过正因如此，他受到的猜忌亦远少于周瑜。　　结合吕范对孙氏兄弟的恩情，以及其人与孙权的私交，特别是吕范也并非凡俗之辈等因素综合考虑，孙权重用吕范便不足为奇。　　1言蔽之，吕范具备1定的军、政能力，但其能力又不会超出君主的心理阈值，即“功高而不震主”；　　加之吕范对孙氏兄弟曾有救母之恩，具备异姓宗室般的特殊地位，又始终对孙氏忠心耿耿，因此吕范获得异乎寻常的圣眷恩宠，便也顺理成章。　　周瑜在世时频表忠心，却屡遭孙权的疑心与掣肘；　　吕范在世时奢靡僭越，却始终能够得到孙权的宽宥与回护。　　是时（孙）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周）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摘自《吴书之周瑜传》　　综上所述，能力不俗的吕范，对诸葛亮的坦诚便极为满意。　　“孔明先生之意，某已知之。左将军之决心，某亦知之！然则…　　范于心中虽欲全力抵抗卫将军，亦不可代吴侯而决此事。是以，孔明先生须随范面见吴侯，当面向吴侯痛陈利害。　　孔明先生既如此坦诚，某便不再相瞒，而今江东之臣属，实分为3者：　　1者乃破虏将军（就是孙坚孙破虏）旧部；2者乃某等江北流寓江东人士；3者则为江东本地士人。　　此3者而今各有打算，故而，将来或战或降，须由某之主公吴侯统1此3者之所想！”　　前文曾多次提及，孙权家大业大，麾下吃饭的人多，花花心思自然也多。　　如果都像刘备那样1穷2白、派系统1，那众人想法自然就简单，也更容易团结1致。　　始终默默旁观的陈到，此刻骤然向吕范行礼、并忍不住开口问道。　　“吕先生，某乃先生之同乡、汝南陈叔至。某有1事不明，请先生不吝赐教。”　　吕范向自己这位汝南老乡还礼后，微笑着颔首。　　“叔至不必如此多礼，某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到闻言、侃侃而谈。　　陈到所说之内容，仍涉及到“察举制”。　　在察举制度下，出仕需要乡举里选，即通过“乡论”出任州郡吏（功曹、治中、别驾等），之后举孝廉、茂才，获得身份之后，再由吏为官。　　这种晋身渠道，在两汉时期，被称作“正途”。　　而脱离了本籍的士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做官，只能依附地方军阀，通过进入军阀幕府，寄希望于主子赏识，从而获得1些“伪职”。　　这里便不得不再次强调并解释1点：　　孙策渡江创业之时，其人名义上仍依附于袁术。　　佐证便是《后汉书》记录孙策东渡时，照例称其为“袁术（部）将”。　　是岁，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　　摘自刘宋范晔《后汉书之献帝纪》　　彼时，袁术是左将军、扬州牧；孙策不过是1介杂号校尉（按《孙讨逆传》，汉廷授予孙策的职务为“怀义校尉”）。　　双方在政治声望、职官位阶上，可谓判若云泥。　　以是故，跟随孙策渡江的将领，有许多曾复归于袁术麾下。　　例如周瑜在东渡战役结束后曾返回寿春，担任袁术所署居巢长，事见《周瑜传》；　　孙策族兄孙香始终未曾抛弃袁术，最终殉难于寿春，事见《孙贲传》注引《江表传》。　　此处不再水文。　　综上所述，孙策兄弟的职位大抵来自袁术任免，本身就是“伪职”。　　因此他们在给自己麾下臣属敕封时，必须加1前缀“领”或“行”字，即临时代理，其法统便很值得商榷。　　 在这种环境下，江东土著有着“著籍本地”的优势，无论是战是降，他们的宦途均不受影响，因此消极怠工。　　但是淮泗集团与孙坚旧部，均属于流寓人士，为了自己在江东新占的1亩3分地，便不得不抗争到底。　　那么问题来了…　　陈到最后总结道：“吕先生，既如此，为何破虏将军之旧部及江北流寓士人，不1心追随吴侯、全力对抗卫将军乎？”　　诚然如此，既然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之流寓士人，为何不齐心协力共抗赵旻？　　吕范闻言，不由苦笑起来。　　“叔至有所不知，从文（由此可见，吕范还是颇欣赏赵旻）求才若渴、且推出“3学制”，某等流寓士人无论还付乡党、品其名位，亦或返乡任教，皆可由正途出仕。　　江北流寓士人几乎皆有家传经学，于“3学制”出仕可谓易如反掌。届时，某等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甚或可于太学、侍中寺任职也。”　　侍中寺，前文已提及，在献帝刘协时代，设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6人。　　“给事黄门侍郎”后被改称为“侍中侍郎”。　　侍中为正职，侍中侍郎为副职。　　（献）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6人。　　摘自《献帝起居注》　　从此，侍中寺不再是“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的冗散机构，开始有了固定执掌，负责“省尚书事”，即审核尚书台奏事。　　换言之，苟哥已经开始着手架空尚书台。　　苟哥就是苟哥。　　苟哥为了挖墙脚挖得彻底，将他提出的这个“3学制”另辟蹊径，为天下士人开辟出另外1条仕宦之“正途”。　　更要命的是，苟哥的“3学制”，针对江东流寓士人格外有效。　　彭城的张昭，广陵的张纮、秦松、陈端等人，皆是此时之大儒。　　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　　经学，即儒教经典学说。　　今文经与谶纬等“内学”联系紧密，讲究天人感应，往往将人事变动、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　　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与谶纬联系较少。　　注意：谶即预言，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东汉光武帝迷信谶纬，称之为内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时代逐渐式微，地位被古文经取代，直到汉末马融、郑玄等人“兼采今古”，2者之争才渐告平息。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即将被玄学所替代。　　淮泗学者以及流寓士人的学风，与江东地区呈现出相异的特点。　　这些流寓士人大多有过在洛阳或中原地区游学的经历，张昭、严畯、诸葛瑾等人皆治《左氏春秋》、《毛诗》，他们有较强的古文经学色彩。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董卓与蔡邕关系极佳。　　从“3互法事件”即可见1斑。　　所谓3互法，即禁止本州人牧本州，禁止本郡人治本郡。互为婚姻者，亦不得交互在对方州郡为官。说得直白1些，就是“任官避籍制度”。　　而蔡邕是3互法的坚定反对者。　　臣（蔡邕）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3互，以差厥中。--《后汉书蔡邕传》　　当时受3互法钳制最严重的，当属幽、冀两州。　　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2州，久缺不补。--《后汉书蔡邕传》　　而董卓恰恰对3互法嗤之以鼻，乃至任免籍贯幽州辽东的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此事恐怕便有蔡邕的参与，毕竟“废止3互法”是其政治主张。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魏书公孙度传》　　董卓上洛之初，矫情忍性，擢拔群士。由于东都洛阳的关中籍人物终究有限，因此许多被提携的名流，无论从籍贯上还是任官履历上，与董卓均无交集。　　但从吏部尚书的人选上（周毖、许靖），不难看出其背后的乡党政治因素。周毖是董卓的凉州老乡，许靖则是董卓盟友袁隗的汝南老乡。　　“乡党政治”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　　李傕（凉州北地）秉政时（192-195），亦任用贾诩（凉州武威）为吏部尚书。　　（李傕）乃更拜（贾）诩尚书，典选举。--《魏书贾诩传》　　至于在董卓率3公觐见的“政治表演”中，另外两位参演人，司徒黄琬与司空杨彪，1个曾是扶风太守，1个出身弘农门阀。　　“3公俱带斧钺觐见”的浮夸行为，实际是董卓主持的把戏，意在通过平**锢名士，收拢人心，借此更进1步。当然也要看到，黄琬与杨彪能被董卓相中，与出身和仕宦履历密不可分。　　蔡邕作为兖州陈留人，虽然与董卓并无旧交，但托庇于杨彪、马日磾等关中籍贯的同僚（参与修史），亦在董卓集团平步青云。　　虽然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董卓提拔的许多士人，都走上了对抗自己的道路，但不宜对其行为全盘否定。　　应该说，董卓在“擢拔群士”的问题上，最初确实是仔细下了1番功夫。至于成败异变、功业相反，那就不是董卓所能逆料了。　　董卓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士族与庶族、京官与边将、中央与地方、文人与武夫”之间的立场差异。　　而这，恰恰也是贯穿汉末3国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