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察看历史可知，纣王之恶，远不似周人所言之甚。　　其人大抵只是不敬鬼神，废嫡立庶等“有悖传统”之恶。　　只因“失败者没有话语权”，所以帝辛“天下之恶皆归焉”，被周朝人肆意丑化罢了。　　袁绍同理。　　袁绍在《三国志》中的篇幅，比《后汉书》中少了一半。　　其人镇抚乌丸、扫荡黑山等功绩被《三国志》一笔抹杀；反倒是其人“刚愎自用、骄矜傲慢”等缺点被无限放大。　　在“魏承汉祚、晋承魏祚”的统绪伦理中，是不允许…甚至是严禁“官修史”说袁绍好话的。　　因此，成书于南朝刘宋的《后汉书》对袁绍的评价、明显比受到皇权掣肘的《三国志》更为允当。　　退一万步讲，人的心境、志向是随立场、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很难想象袁绍在雄踞河朔、扫荡四州之后，依然能恪守臣礼，未曾有非分之想。　　但无论如何，袁绍终其一生，虽然偶有“僭越之举”（彼时天下皆如是，惟有苟哥狗始终），其人却未表现出“称帝之心”。　　综上所述，袁绍在说出“决无谋逆篡汉之意”这句话后，其人的一众臣属无一人对此怀疑。　　惟有许攸…　　许攸霍然起身、一脸担忧之色。　　“请明公明鉴，前者明公曾立故伯安公（刘虞）为天子，又曾质疑天子之血脉。　　而今五星汇聚、汉室复兴之势稍（渐渐）成，是故愚以为，明公应修书一封、向太子示忠为上，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这些跟随袁绍已有十余年的老臣都清楚，当年袁绍立刘虞为帝之根本原因为何。　　一切的关键，在于壶寿！　　壶寿在《后汉书》中，是汉末初平年间（西历190至193年）的核心人物，河北的军事动荡、乃至于天下格局之动荡，皆源于壶寿。　　但是！　　在《三国志》之中，壶寿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缺载！　　甚至于…初平二年至四年（西历191至193）这三年，在《三国志》中都缺载！　　若非陈寿将开启秘密的钥匙隐藏于《臧洪传》中臧洪那封绝笔信中，后世人或许将永远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面对西晋司马群贼的文字狱，仍能以种种手段留下真实记载的陈寿，果然是高手！　　真相如下：　　初平年间，黑山军非贼，而是王师！壶寿亦非贼，而是天子任命的正牌冀州牧！　　袁绍却非正义之师，而是关东贼军！其人麾下的曹操，是重要爪牙之一。　　因事涉曹操给袁绍打工、甚至与袁绍一起拥立刘虞为帝的黑历史…　　所以《三国志》干脆利落地删掉了三年记载，而且毫不犹豫地以“黑山贼”来定性张燕这支实际上的王师。　　“黑山贼”绝非贼军，而是关中朝廷麾下的王师，用以对抗关东贼军袁绍。　　黑山诸头目，早在灵帝时期便接受了朝廷招安。　　张燕为中郎将，杨凤为校尉。　　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后汉书之朱儁传附传》　　从张燕可以“每年举孝廉、计吏”的特权来看，可以将黑山军团，看作一个“特区”性质的“郡国级行政单位”。　　因为“每年举孝廉、计吏”，是郡国的权利。　　由是推之，黑山军酋帅受官，绝不止张、杨二人而已。　　灵帝死后，未见黑山军“弃官做贼”的记载；　　关东兵起，也未见黑山军“参与讨董”的记载。　　可见黑山军在初平初年（190至191），政治立场上、与董卓并无矛盾。　　黑山军不仅未参与关东诸侯的讨董行动，反而联合公孙瓒，抗击“讨董盟主”袁绍。　　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张）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　　摘自《魏书八之张燕传》　　历来皆将“公孙、张燕联军”视作公孙瓒为吞并冀州、而主动联合黑山；　　实际却恰恰相反，是张燕主动联系公孙瓒对抗“关东贼军”袁绍。　　关键核心人物，就是壶寿。　　壶寿是“长安所署冀州牧”。　　长安即“关中政府”的代名词，指代先后在董卓、李傕、郭汜控制下的霸府，当然了，无论如何，人家手中有天子…占据天下大义的天子！　　有趣之处，是“正牌冀州牧壶寿”，一直呆在黑山军之中，直到被袁绍杀害。　　（袁绍）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英雄记》　　关中署置的冀州牧，竟与黑山军搅在一起…　　这足以证明张燕集团的性质，实际是“臣事关中”的董卓盟军。　　类似性质者又有关中所署“兖州刺史”金尚，用来牵制“伪刺史”曹操等等。　　综上所述，黑山军对抗袁绍，本质是“王师”对抗“贼军”。　　注意：张燕代表王师，而袁绍则代表贼军。　　而前文已提过，“大义”、“名分”在汉末，至关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袁绍如何破解此“名不正言不顺”之天大困局？　　答案是，袁绍、曹操立刘虞为帝！　　这不难理解。　　如果不立新君，关东诸将的性质就是“叛军”；　　 但一旦拥立新君，则可以堂而皇之地“奉天伐罪”，一跃成为“王师”。　　袁绍、韩馥彼时为了强化刘虞的法统，甚至不惜造谣，称刘协非灵帝亲子。　　与其说他们是“戏精上身”，不如说是“形势所迫”。　　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　　摘自韦曜《吴书》　　注意：虞不敢受帝号，但依然与袁绍联合。　　而绍则借刘虞之名擅署官职（名正方可言顺嘛），二者合作得颇为愉快。　　刘虞之立，也是张燕对抗袁绍的导火索。　　因为张燕的官位是由灵帝赐予、其统治区域同样是被灵帝所承认并拥有郡国之权，那么…　　张燕自然会拥护灵帝子嗣刘协；　　而刘虞不过只是远支宗亲，在张燕眼中，是伪帝无疑。　　如果不厘清上述诸事，便无法理解“黑山”的真实含义。　　张燕在接受招安、功名及正统在身之后，怎么可能还自称“黑山”？　　黑山之名，无疑是曹操为了掩饰“曾经对抗汉廷”的黑历史，而刻意沿袭的蔑称。　　这也能从侧面解释，为何“威镇河北、人众百万”的黑山张燕，在《魏书八》的本传之中，记载甚略，几乎可谓一笔带过。　　因为如果详细撰写，势必会提及“曹操臣事袁绍”的旧事，故不得不讳之。　　在《魏书》中被陈寿刻意抹去的线索，在《后汉书》中均可找到。　　毕竟相比于《后汉书之袁绍传》（11000字），《魏书六之袁绍传》（3700字）的篇幅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　　呵呵，为抹黑袁绍，曹魏、西晋可谓煞费苦心矣！　　端木赐那句话说得好：　　君子恶居下流，则天下之恶皆归焉。　　而熟知其中内情的许攸，于此刻提及袁绍拥立刘虞的这段黑历史，其目的不言而喻。　　是故，淳于琼、辛评兄弟这河北三人组，便当即附和许攸。　　“五星汇聚乃天兆，而今太子既立、汉室当兴焉，请明公明鉴！”　　审配在蹙眉良久后，叹了口气、霍然而起。　　“明公，天命不可违也！请明公明鉴！”　　逄纪、郭图…等人，虽不情不愿，却也不得不站起身，苦劝袁绍暂时向太子服个软。　　好家伙！　　在“五星连珠”这等异象面前，就连袁绍麾下的河南、河北士人，都不得不暂时抛开仇怨、短暂联合起来。　　但是！　　此事的决定权…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甚至直到孙皓（孙权之孙）继位（264），淮泗集团在东吴依然充斥显要。　　比如孙皓的皇后是滕胤（豫州汝南）的侄女儿。步骘（徐州临淮人）之子步阐，则被孙皓招募为“绕帐督”，典宿卫。　　孙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孙）皓即位，立为皇后。--《吴书滕夫人传》　　凤皇元年，（孙皓）召（步阐）为绕帐督。--《吴书步骘传》　　绕帐督，一人，吴所置，掌宿卫兵。--《三国职官表》　　虽然孙皓此举未必出自善意（步骘曾参与拥立鲁王，与孙皓之父孙和有嫌隙），但侧面也可看出他对淮泗集团的重视。　　孙氏家族可谓三国时代的异类，他们背井离乡，淡化了江东子弟的身份，转而成为淮泗集团的首脑。　　由此可知，孙氏子弟的乡党情怀，其实与曹、刘并无本质差异。　　汉末三国，号为丧乱。用田余庆的话说：“地主割据武装，犹如从地底下涌出来的一般。”　　因此军阀横行，遍地疮痍。　　注意：见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以往观点，往往将“部曲”与“宗帅”的关系，视作寻常的上下级；或者用“二重君主观”加以解释，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东汉的郡国本位化，即如此类。　　但是，如果从“乡音”角度加以考量，会发现宗帅与部曲，实际是被动地彼此联结。由于口音、习俗等地域文化的限制，导致他们在乱世之中，其实无法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部曲离开了宗帅，便落入“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之”的下场；宗帅失去了部曲，也会亡其根本，沦为浮萍。　　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指李傕、郭汜）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魏书贾诩传》　　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彼时教育普及程度过低，大多数百姓均为文盲的缘故。如果不能识文断字，对口语的依赖，便会上升到一个可怕的高度。　　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乱世之中，各类性质的政权，均依赖于门阀与士人。这是因为文化垄断的背景下，只有士人才有可能识文断字，只有士人才有机会学习官音。　　至于没有机会识文断字的普通人，沟通交流，便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直属上司，即所谓“部曲帅”或“宗帅”。　　以董卓的案例来看，凉州集团的大部分将领，与洛阳公卿不仅存在文化差异，同时也存在沟通障碍。　　董卓年轻时曾入洛阳为羽林郎（见《董卓传》），他自然懂得东汉官话；但李傕、郭汜等“盗马虏”出身的底层武夫，口音问题便十分堪忧。李傕面见献帝时，词不达意，还“自以为得天子欢心”。　　郭多（郭汜小字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指李傕）等邪？”--《献帝起居注》　　（李傕）为（献）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答应之。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贤圣主。”（李傕）意遂自信，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献帝起居注》　　东晋时代，丞相王导为了笼络江东士族，曾于坐上“作吴语”，以示亲民。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指王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王导）作吴语耳！”--《世说新语排调》　　须知，王导是徐州琅琊人，距离吴郡并不算远，两地口音已经差天共地。至于河朔与河南，江东与江西，关中与关东，口音差异也便可想而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乡音”是古代基层力量的凝聚之源。　　能够直接指挥部曲的小校（往往与麾下部曲籍贯相同），其实才是权力基底的核心力量。如果部曲帅不听命令，便会出现指挥失灵的风险。然而口音的限制，又先天注定了这种弊端的不可避免性。　　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大概也是出自类似原因。对封建统治者而言，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不亚于“挟泰山以超北海”，可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