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沮授、审配2人走后…　　袁熙骤然唤住淳于琼、田豫及鲜于昆仲。　　“诸公且慢，熙尚有1事相商！”　　这4人闻言，愕然回首、躬身行礼。　　“未知2公子（使君）尚有何事？”　　袁熙笑着还礼，随后做出1个“请”的手势。　　“此事说来话长，请诸公入堂内详叙。”　　少顷，众人坐定。　　袁熙令人看守妥当门户之后，方才压低声音问淳于琼。　　“淳于叔父，未知家父而今可安好否？”　　田豫、鲜于辅、鲜于银3人闻言，心中同时1凛。　　他们虽无心插手袁氏之家事，但怎奈何他们是袁熙的心腹，即便不想插手，却也不得不插手。　　淳于琼胆小归胆小，其人却丝毫不蠢。　　于是其人向袁熙抱拳道：“2公子，自古以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乃约定俗成之惯例，况且长幼有序，废长立幼绝非幸事，不知2公子以为然否？”　　不言而喻，在淳于琼看来，袁熙恐怕心存夺嗣之意。　　但袁熙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道。　　“淳于叔父恐误会熙也。熙但欲知家父近况如何、贵体是否无恙耳。　　熙方才之所以不问此事，皆因冀州士人1心谋求舍弟继嗣之事、恐怀有2志之故也。”　　袁熙将继嗣之事看得极准。　　河南士人支持袁谭，此事无可厚非，因为“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确实是宗法社会之惯例。　　但河北士人支持尚未束发的袁尚…　　此事固然不能排除，袁尚乃出身于冀州士族的刘氏所生之因素，但其中又何尝不存在强臣辅佐幼主之意？　　若沮授、审配仍在场，袁熙1旦过问此事，则其2人非但难免劝说袁熙支持袁尚，而且很可能劝说田豫等幽州士人支持袁尚。　　那么…袁熙该如何表态？田豫又该如何表态？　　大敌当前、大战1触即发，在如此紧要关头，人心不和乃是大忌！　　综上所述，待沮授、审配2人走后，袁熙才方便问袁绍近况如何。　　1来，淳于琼是袁绍故友、与袁绍交情非比寻常；2来，前者无欲无求。　　淳于琼闻言，当即释然。　　其人这才叹了口气道：“实不相瞒，2公子，明公之病情并无好转。”　　淳于琼说得极其委婉。　　张仲景、华佗乃当世两大名医，但前者效力于朝廷，后者是曹操的谯县老乡。　　赵旻不可能派张仲景来河北为袁绍治病…　　袁绍既不是赵旻老丈人，又不是赵旻的亲叔叔，赵旻得有多贱才能干出来这事儿？　　袁绍更不可能派心腹将华佗找来为自己看病，曹操虽是从容赴节，但袁绍对曹操之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做为曹操老乡，华佗肯不肯为袁绍医治暂且不提；但就算华佗愿意，袁绍就真的放心？　　袁绍心得有多大啊！　　此事绝非骇人听闻，历史上，正值壮年的陈登是如何暴毙的？　　陈登接受华佗诊治后不久便病故，死因是虫病…　　呵呵！这也就只能糊弄糊弄无知的小学生！　　综上，因缺乏名医诊治之故，袁绍的病情正在日益加重。　　袁熙显然听懂了淳于琼的弦外之音，于是其人黯然神伤。　　田豫适时向其人抱拳、并宽慰道：“使君，大将军吉人自有天相，想必定可转危为安！”　　袁熙再次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事已至此，国让兄不必安慰某，某等当务之急，乃为家父献上1场大胜、重挫公孙老贼之嚣张气焰！　　初平年间（西历190至193年）公孙老贼得同乡徐荣举荐，为董卓老贼任为辽东太守，此后公孙老贼便屡屡与朝廷作对、乃至于僭越不轨！　　十余年来，家父始终为兴汉、1统而自强不息，公孙老贼却始终执迷不悟、妄想染指神器！今日起，某等必教公孙老贼饮恨于辽东，还我皇汉朗朗乾坤！”　　公孙度本为辽东襄平人，按照东汉“3互法”，即本郡人不得治本郡、本州人不得牧本州之原则，其人根本不可能在辽东郡任职。　　而汉末虽然纲常崩坏，但军阀们还是基本遵循3互法的要求。　　比如富春孙氏（扬州吴郡人氏），始终不敢出任吴郡太守或扬州牧，而是出任会稽太守与徐州牧（或豫州刺史）。　　公孙瓒（幽州辽西人）不敢出任幽州牧，而是表奏汉廷使者段训为牧。　　曹操（豫州沛国人）与袁绍（豫州汝南人）不敢出任豫州牧，只得分别自领兖州与冀州。　　因此辽东出身的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便显得特别刺眼。　　这是因为其家族曾经“改易郡望”：　　 公孙度之父公孙延，曾因“避吏”而远走玄菟郡辽阳（即后世辽阳），并安家于此，是以公孙度改籍玄菟郡（幽州玄菟郡有1大半在朝鲜半岛）。　　度父（公孙）延，避吏居玄菟。　　摘自《魏书之公孙度传》　　“避吏”即躲避狱吏。刘邦、刘秀，甚至是汉末关羽、臧霸、徐庶等人均有避吏的记载。　　区别在于，前两者犯下的事儿小，是就近躲避；而后3者犯下的都是命案。所以必须逃亡其他州。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司隶校尉部）河东解（解县，即后世山西运城市）人也。亡命奔（幽州）涿郡。　　臧霸字宣高，（兖州）泰山华人也……与父俱亡命（徐州）东海。　　因为公孙家族在辽东郡根基不深，才会为躲避狱卒而亡入隔壁的玄菟郡。　　虽然史无明载，但公孙氏应未卷入大案，否则公孙度父子只能“亡命奔冀州”了。　　公孙度起于微贱，发迹契机是被玄菟太守公孙琙收养。　　关于此事，不再赘述。　　如果说公孙琙给了公孙度入仕的途径，那徐荣则给了他1步登天的机会。　　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　　摘自《魏书之公孙度传》　　徐荣是董卓麾下中郎将，极受董卓信重。　　董卓上洛之始（189）“矫情忍性、擢拔群贤”，因此自己人不得不“官止将校”。　　（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摘自《后汉书之董卓传传》　　徐荣是董卓阵营里为数不多的“中郎将”之1。　　其余诸如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贾诩等辈，彼时皆不过校尉而已。　　注意：凉州集团的中郎将，另有老干部段煨、牛辅（董卓女婿）等人。　　因为徐荣的保举，公孙度才得以平步青云，最终割据1方。　　公孙度的辽东太守既然是董卓所任命，其立场必然亲善董氏无疑。　　因此，公孙度实际上是董卓集团安插在关东的棋子。　　其人与孔融（青州北海）、刘表（荆州）、壶寿（冀州）、金尚（兖州）诸人1样，被董卓用来牵制关东义军。　　这便是公孙度与袁绍结怨之根源。　　其后，随着公孙度的举主徐荣、以及其人故主董卓之死，公孙度的野心便逐渐增长，最终其人想要与袁绍争夺幽州的控制权，便不足为奇。　　公孙度与无心称帝的袁绍截然不同。　　公孙度是真想效仿士燮，做1做辽东乃至于幽州的土皇帝的。　　而这，也正是此刻袁熙喊出如此口号的重要原因。　　虽然袁绍始终质疑刘协的血统，但那是因为袁绍1直瞧不起刘协。　　无论如何，袁绍终归是未曾有明显僭越之举、兼且曾“奉衣带诏讨贼”之大汉大将军。　　也因此，在袁熙喊出如此口号之后，在场之人对此皆深以为然。　　“2公子（使君）志存高远，某等敢不为君尽心竭力乎？”　　袁熙含笑向众人还礼致谢。　　田豫这时微微1笑。　　“使君可知，子经兄今安在？”　　【作者题外话】：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1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书中相关记载极多，远非1例。可知是惯常习俗。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1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2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略举数例。　　建安十2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2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3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操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孤注1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