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排到末尾的遁隐，形势艰难，不要有所行动。　　 时间选择错了，成为最后遁隐的那一个人，形势因此变得非常艰难。怎么办？　　 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实在来不及退了，忍一时，风平浪静。所以，既然已经耽误了，不妨暂时停下来不要行动，先静观其变看一看。　　 慢走一步，未必没有转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坚持就是胜利。　　 公元779年，唐代宗崩，太子李适登基为唐德宗。　　 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是唐朝寿命最长、在位时间也最长的皇帝，在位期间就实现了四代同堂。安史之乱爆发时，李适已年满十三岁，可以说亲历了战乱，饱尝了家国之痛，也亲眼见到了宦官专权带来的恶劣后果。　　 所以，唐德宗和父亲唐代宗一样，既讨厌宦官，对尾大不掉的各镇节度使也如鲠在喉。于是在即位后，他便打算整治宦官而重用朝官，同时试图对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使用武力削藩。　　 他整治宦官是卓有成效的。　　 登基当年，唐德宗派宦官为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李希烈为表示感谢，送了这位宦官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还有骏马和奴婢。唐德宗得知后大怒，将其杖责六十后处以流刑。从此，那些奉使出京的宦官再也不敢贪污受贿了。　　 他重用朝官，早期一度颇有中兴气象。　　 尤其是出身博陵崔氏的崔佑甫，为官忠贞正直，担任宰相期间执政宽简有度，颇有贞观之风。可惜他在位不久便重病去世。此后继任的宰相忙着嫉妒贤能，党同伐异，全都没有支棱起来。　　 唐德宗立足未稳，便打算削藩了。　　 实际上，因为唐肃宗以收复两京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军事行动，导致安史叛军的有生力量仍然强大。他们被招安后，依然盘踞地方拥兵自重，唐朝失去了削藩的最佳时机。　　 时机既然已错失，当时比作稳妥的作法应该是暂缓争端，励精图治，待国力强盛后再谋定而后动。　　 但是郭子仪的积极配合，给了唐德宗天下在握的错觉。　　 唐德宗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封太尉兼中书令，给足了面子后褫夺了他的军权，又将其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派往地方分领节度使。　　 郭子仪一一照办，毫无阻力。　　 同时，唐德宗又将“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召入朝中，居留京师。　　 这事同样办得顺风顺水。　　 连功高盖世，威震天下的郭子仪都被轻松男捏，唐德宗顿时信心爆棚。　　 公元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惯例，其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职。　　 唐德宗果断拒绝，他想趁机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　　 唐德宗显然过于自信了。雄才大略如汉武帝者，在削藩问题上也是再三斟酌，不敢强削，最后通过推恩令才达成目的。　　 为什么？因为强削必然引起动乱。　　 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立刻联合李惟岳反了。唐德宗征调京西精兵万余人，打响了武力削藩战役。这一仗，他打赢了。李正己病死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则被部将王武俊杀死。　　 但是，唐德宗利用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引起了其他节度使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郭子仪死了。唐军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崩塌，节度使们更加肆无忌惮。　　 第二年，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朱滔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今山东青州、淄川一带）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今河北南部）节度使田悦称魏王，形成四王联盟，共同对抗朝廷。　　 淮西（今鄂豫皖交界地带）节度使李希烈更加离谱，他先是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自称楚帝。　　 河南河北顿时战火纷飞，东都洛阳告急。　　 公元783年10月，唐德宗调运泾原（今甘肃、宁夏境内）兵马转战淮西平叛。结果这群大兵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赏赐，没有吃上可口的饭菜，哗变了，这就是着名的泾师之变。　　 乱军拥立朱滔的哥哥、太尉朱泚为秦帝，年号应天，后又改为汉帝。他攻占长安后，遥封朱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皇太弟，同时诛杀在长安的李氏宗室共计七十七人。　　 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而率军前往平定河朔三镇的右神策军都将李晟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不得不从河北回师勤王。　　 削藩之战就此终止。　　 唐德宗不得不下罪己诏，主动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并宣布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的叛乱之罪，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　　 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赦令，立刻投桃报李，取消王号，上表谢罪。　　 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居然也反了。　　 作为郭子仪曾经的部将，李怀光一度忠心勤王，因功官拜副元帅、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封连城郡王。但因宰相卢杞构陷而引起唐德宗猜忌，李怀光被逼联合朱泚反叛。　　 唐德宗不得不仓惶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立刻召回了隐居衡山的李泌辅佐朝政。　　 李晟独自率军平叛，翌年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官拜司徒兼中书令，封西平郡王。朱泚和李怀光则先后被部将所杀。　　 唐德宗这才重返长安，结束了又一次流亡生涯。　　 唐德宗因为冒然行动导致削藩失败。惊魂不定的他彻底退缩，对待宦官和藩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比如淮西将领陈仙奇杀死李希烈投降，唐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死陈仙奇，唐德宗于是又任命吴少诚为候补节度使。　　 他对藩镇的态度由强硬一变为姑息，终于致使藩镇割据而积重难返。　　 而经历数次变乱之后，唐德宗忽然发现文武百官统统都不可靠，只有宦官才是始终不离不弃陪伴身边的人。于是，他再次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并形成了宦官任藩镇监军的固定制度。　　 唐德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开始大肆扩编中央禁军神策军。当神策军扩军至十五万人，成为西北最大的军事力量时，也意味着掌握中央禁军力量的宦官权力随之膨胀，遗患无穷。　　 就这样，唐朝彻底进入宦官专权、藩镇格局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