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某部驻守边疆的九连官兵展开的。　　 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在战事发生前夕，他终于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说白了就是镀金。　　 此时，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然而，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　　 梁三喜因对连队工作放心不下，一再推迟归期。对此，排长靳开来忿忿不平，他替连长买好车票，并催促他启程。　　 然而就在此时，九连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因此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而赵蒙生却接到了回城的调令。此消息一出，全连战士哗然。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不动摇军心，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　　 在此期间，赵蒙生母亲吴爽不顾军情紧急要求赵蒙生调离前线，此举遭到了首长的强烈谴责。　　 九连在担任穿插任务过程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战斗临近结束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英勇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　　 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账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　　 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时困难向战友借的债。　　 这一高尚的举动震撼了所有人，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眼含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完成了从一个公子哥向战士的蜕变。　　 《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抛弃了以往军事题材小说一味高大全的主人公，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连长梁三喜为人正直、宽容、谦和，深受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身上融合了农民的质朴、军人的刚毅和领导者的智慧与胸怀。　　 关键时刻敢于担当、当于牺牲，他的牺牲不仅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也深化了小说中对军人保家卫国和牺牲精神的歌颂。　　 排长靳开来率直坦诚、不畏权势、嫉恶如仇，最后同样英勇牺牲。性格略显偏激，但恰好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完美无瑕的英雄模式，展示了真实而立体的军人形象。　　 副指导员赵蒙生是一名高干子弟，享受着父辈带来的优越条件和地位，他最初的形象玩世不恭、作风懒散、依赖家庭，无法共情基层官兵，读者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对于部队的热爱和军人的责任感。　　 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生死考验之后，赵蒙生完成了从心灵逃兵到真正的战士的转变。　　 赵蒙生的成长和蜕变是《高山下的花环》的核心，他扮演了从矛盾冲突到觉醒升华的关键角色，他的蜕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社会中一部分青年人在历史巨变中的精神成长与价值重塑。　　 也正是因为赵蒙生这样一个形象，才让《高山下的花环》完全区别于以往绝大多数战争军事题材小说，迅速在读者群体当中引发巨大的讨论和影响。　　 短短半个月时间，随着第八期《人民文学》的疯狂热卖，《高山下的花环》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也成为了这些读者工作、学习闲暇之余的必看读物，关于小说当中的情节和人物也成为大家日常交流讨论的重要内容。　　 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　　 一个个鲜明、生动、饱满的军人形象不仅收获了读者们的喜爱，更成为了许多青年人的偶像。　　 一部《高山下的花环》，在1979年9月的中国文坛刮出了一股撼动人心的飓风。　　 读者们对小说发自内心的喜爱化成一句句毫无保留的赞美，数不清的读者来信如漫天飞雪一般冲进《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　　 读者来信数量之多、溢美之盛，甚于《人民文学》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刊载。　　 这些读者来信以包裹的形式被置于《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北组的办公室地上，编辑们甚至来不及拆。　　 审了一天的稿子，临到下班时，崔道义看着这些读者来信发愁。　　 “王扶，下班你骑车跟我走一趟吧。”　　 “干嘛去？”　　 “把这些信给林朝阳送去，编辑部可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太多了。这段时间一天一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崔道义感叹着。　　 王扶笑道：“谁让《高山下的花环》太火呢？真是太夸张了，我感觉当年《青春之歌》出版的时候，大概也就这样了。”　　 “《青春之歌》也没让部队采购啊！当初我审稿的时候想到了这部小说会火，可我没想到，会这么火！”　　 崔道义说话的时候，神色复杂。　　 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刊载《高山下的花环》的第八期《人民文学》已经加印了第三次了，印量达到了惊人的120万份，创下了《人民文学》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据新华书店发行所同志的反馈，这一期杂志的销量从爆发之后就一路走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他们大胆预测，哪怕是120万份，也依旧不是这一期《人民文学》的终点。　　 想到这里，崔道义不敢相信的摇了摇头。　　 《人民文学》这回可真是捡到宝了！　　 下了班，崔道义和王扶骑着自行车，车筐和后座绑的都是一包包的读者来信，找到了燕大图书馆。　　 这会儿林朝阳已经下班了，两人又打听到了朗润湖公寓。　　 “老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林朝阳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　　 崔道义第一次来，有些叫不准地址，拦住了楼下遛弯儿的老头儿。　　 “是啊，你们找他有事啊？”吴祖缃问道。　　 崔道义笑着解释道：“我们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过来给他送读者来信的。”　　 吴祖缃的眼神朝两人推着的自行车上瞄了一眼，读者来信？好家伙，这得多少信？　　 陶敬法找了个好女婿啊！　　 崔道义两人上了楼，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陶玉墨，此时她粉面含煞，语气清冷，“请问你们找谁？”　　 “你好，我们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找林朝阳同志。”　　 听着两人的自我介绍，陶玉墨脸上的清冷褪去，露出热情的笑容。　　 “请进，快请进！”她礼让二人进门，朝屋里喊道：“姐夫，《人民文学》的编辑来找你了。”　　 “老崔，你们怎么来了？”　　 林朝阳看到崔、王二人，有些意外。　　 “来给你送读者来信啊，太多了，编辑部没地方放了。”崔道义解释了一句。　　 这时林朝阳才注意到放在门口的包裹，惊讶的问道：“这些都是信？”　　 “是啊，还只是一部分。现在是每天一包，我们根本拆不过来，所以就送你这了。”　　 林朝阳露出为难之色，“家里也没地方啊，你们……”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陶玉书打断，“怎么就没地方了，家里那么多空着的地方。”　　 陶玉墨也附和道：“就是啊，希文、希武那间房空的地方多了，放点信算什么。”　　 林朝阳瞟了小姨子一眼，合理怀疑她是在打击报复。　　 在崔道义和王扶二人到来之前，乐不思蜀的燕大新生陶玉墨同学终于想起了在朗润湖公寓还有个家。　　 本来半个月不见，回到家里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可陶玉墨一进家门就遭到了一记晴天霹雳。　　 家里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了！　　 原本是她和嫂子、侄子陶希武住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两个侄子住的房间。　　 她回到自己家，竟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是可忍，孰不可忍。　　 陶玉墨一怒之下，跟母亲吵了起来。　　 陶母倒是不生气，面对陶玉墨的愤怒，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都住学校了，家里留那么一张床干什么？占地方！”　　 把陶玉墨气的活蹦乱跳，却无可奈何。　　 林朝阳和陶玉书住的房间只有十平出头，摆了双人床、书桌、衣柜和书架，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地方。　　 陶父陶母、大舅哥夫妻俩住的房间也差不多是这种状态，唯独陶希文、陶希武兄弟俩现在单独住一间房，屋内家具、杂物都少，连床都是上下铺的铁架子床，空余的地方比较多。　　 可房间再空，也不是林朝阳霸占的理由。　　 更何况，丈母娘不过是跟小姨子闹别扭，生气她半个月不回家。　　 哪可能真的让她在家里无容身之处，不过以后跟两个侄子挤在一屋倒应该是没错的。　　 陶玉书姐妹俩一唱一和，况且崔道义他们都把信送来了，林朝阳也不好让人再把东西拿回去。　　 只能先找个地方放了信，然后对二人说道：“之前《燕京文艺》也要给我送信来着，我没让，家里实在是没地方。你们编辑部想想办法，先找个地方存放一下吧。”　　 崔道义之前并不知道林朝阳是跟岳父一家挤在一起住，现在了解了情况，也十分理解他的为难。　　 “好，回头我踅摸踅摸。”　　 说完了信的事，崔道义两人便准备告辞。　　 赶上了饭点儿，林朝阳哪能让他们饿着肚子走，盛情邀请两人留在家里吃了顿晚饭。　　 吃饭的时候，陶玉墨的注意力全在崔、王二人身上。　　 这可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要不是因为姐夫的关系，她可没有机会见。　　 陶玉墨时不时的就问一个问题，以满足自己文学少女的好奇心，并且牢记崔、王二人的回答。　　 这可都是以后在班里与人沟（chui）通（niu）的本钱！　　 送走了崔、王二人，母女间的谈判又开始了。　　 结果不出所料，陶玉墨以后只能跟两个侄子挤一屋了，算是陶母对她在外流连忘返的小惩罚。　　 陶玉书则把注意力放到了崔道义送来的读者来信上。　　 如此数量的读者来信不仅是对作品的肯定，更是对作家本人最高的褒奖。　　 她乐此不疲的撕开每一封信，仔细的阅读，享受着读者们对于林朝阳的赞扬的同时，内心涌出的是无限的骄傲。　　 群体认同感所带来的成就，让她心中充满了喜悦，更加深了对于丈夫的爱慕。　　 这天晚上的她，热情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