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花道情流行于遮江省金花市及周边地区,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三百多年。金花道情发源于义乌市,原为在道观内演唱的诗赞体“经韵”,后吸收其他词调和曲牌音乐,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南宋开始在“新经韵”演唱时用渔鼓道情筒和指拍作伴奏乐器,这一形式明清以来得到广泛流传。民国时期,义乌道情已十分成熟,出现了骆樟林等名家。 金花道情表演时用金花方言单口坐唱,有连白带唱、唱中插白和间插平板几种方式。其音调多采用徵调式,结构完整,有头有尾,节奏多样,可紧可慢,也可适中。唱腔分为“平调”、“悲调”、“哭调”等,其中平调音域平缓,节奏稳健,多用于叙述故事情节的大段唱腔;悲调低沉凄凉,如泣如诉,多用于描述人物痛苦的遭遇;哭调模仿女性哭泣,主要用以强化人物的悲伤心情,渲染悲剧气氛。金花道情以金竹所制的情筒(又称“渔鼓”)和两块竹片组成的简板伴奏,演出时以打击乐为前奏,引出唱段。此外,伴奏还能表示句逗停顿、进行过门连接、呈现回环往复的旋律。 金花道情现存《黄金记》、《迎金记》、《金瓜记》、《银台记》、《胡牌记》等传统曲目425部,内容涉及金花及周边地区三百多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及民俗等方面的演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目前,老一辈道情艺人年事渐高,后继乏人,部分道情曲目已经失传,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金花道情又称唱新闻、劝世文,是一种遮江省的汉族说唱艺术,在金花流传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与杭州小锣书、温州鼓词、宁波走书、绍兴莲花落合称为遮江省五大地方曲种。从明朝至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一直是金花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它是一人多角色坐唱式单挡说唱艺术,唱一段加几句说表,配上简单的动作,即所谓“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有坐唱、站唱、单口、对口等表演形式。伴奏乐器极为简单,仅一个情筒和两块竹板。金花道情是最受金花民众欢迎的一种汉族民间曲艺形式,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国初年始称竹琴,一般使用长约1米、直径6.6厘米的竹筒一支,把中间的竹节掏空,在其一端蒙上猪护心油皮现用小肠皮)即成;伴奏的碰铃绑缚在两块长约1.7米的竹片子末端。钟耀兴老人介绍,道琴是从清朝初期就流行于川内民间的一种曲艺演唱形式,最早始于道教劝善说道,曲调为“玄门调”与“南间调”。演唱形式有“群唱”与“单唱”。“群唱”是由5人组合坐唱。“单唱”则是由一个人坐着唱或者边走边唱川北道琴以前大都是在茶馆、酒肆、客栈等处演出,演出的内容大都是《三国演义》等。 这种曲艺演唱形式,最早始于道教劝善说道。光绪年间,曲艺艺人利用其改唱《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传统曲目近300余支。《八仙过海》里的张果老背的就是道琴。又称“唱新闻”。有说有唱,以似说似唱的唱句为主叙事。用金花方言说唱。流传于金花、义乌、浦江、东阳、武义、兰溪及衢州市的各县(市)。因流传地域的语言稍有不同,又形成了不同风格和冠以地名为名称的道情,但其表演形式相同。伴奏乐器为渔鼓及简板,均由一人说唱。传统正本曲目有《银袋记》、《银牌记》等百余部,大部份取材于清代至民国初年发生在金花周边地区的社会新闻,为金花道情所独有的。现无专业表演团体和研究机构,民间职业艺人甚少,老艺人相继过世,曲种濒临人亡曲亡状态,传统曲目面临消失。 清代初年,金花已有艺人将明崇祯三年(1630)发生在竹马馆向家园的一桩传奇命案编成《悔亲记》传唱。至清道光至光绪年期间,金花道情较为兴旺,如金花城区名艺人玉栋唱的《悔亲记》、《钓鱼记》、《七头记》、《双珠花》、《皇凉伞》等,自道光、同治、咸丰到光绪年间,久唱不衰。光绪后期,玉栋徒弟邢兆兰曾在金花县衙做过代理师爷,熟悉衙门升堂理案及刑案案例,他学唱道情后,就把发生在当地的传奇公案编成《尼姑记》、《金镯记》、《胡牌记》、《柯柳记》、《贩士记》等等传唱。在这前后,金花不少艺人以衙门案件、社会新闻,民间重大事件编成道情演唱,如发生在金花城里默相巷的《阴阳堂》、发生在金花城南五里牌楼的《双情义》、府上街的《七头记》、莲花井的《双狮子》、游宅街的《尼姑记》、汤溪的《烧山记》,以及明代发生在罗埠的《金凤冠》等等。仅金花城区及周边乡村的就有40多本,包括金花八县的有近100个曲目。 这些道情曲目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在传唱中不断加工完善,情节曲折、起伏跌宕,人物个性鲜明,语言丰富多彩,如《双珠花》中形容女主人公王凤英的漂亮,王凤英走过金花大街,引得两边店铺中人翘首观看:“剃头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剃刀无定准,沙啦啦,沙啦啦,把个公郎(男人)两边眉毛刮得秃秃平。打铁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铁锤无定准,打啥铁器弄不清,菜刀打成棺材钉。箍桶师傅看到王彩英,尿桶的两只“两朵”全截平,只好把尿桶改饭甑。裁缝师傅看到王彩英,手拿剪刀无定准,截起长裤变围裙,衣衫领口开到背脊心。”可谓别具一格,更具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