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正常更新了，结果又被ping bi了。我只能试一下这个yan割版本） 　　 贺鸣也走过来，盯着景春莹手里那张顾老太太的“画作”。 　　 “像康定斯基的画。”贺鸣轻声喃喃。 　　 景春莹一琢磨，点头道：“真的，点线交融，红黑碰撞，的确像那个俄罗斯画家的作品。” 　　 林先生诧异地看向贺鸣：“贺律师，你还懂画？” 　　 这一屋子普通人类，哪里晓得，贺鸣脑中的芯片里，装了整个西方艺术史。 　　 贺鸣解释的话术，与当初在黄山小村里对景春莹的解释一样：“哦，家里亲戚是教美术的。” 　　 顾老先生则礼貌地否定道：“恕我直言，两位的猜测，应该方向不大对。我爱人，她文化水平不算高，只读过小学，退休前，一直是在乐团做勤杂工的，我们两边的家中，没出过画家，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见她对美术有兴趣。” 　　 景春莹若有所思道：“康定斯基这个画家，就是把自己作品中的色彩与形状，比作音符。顾伯伯，您爱人是在哪个乐团工作的呢？” 　　 “上海交响乐团。” 　　 顾老先生话音刚落，会客区方向，就传来顾老太太“咿咿呀呀”的声音。 　　 几人转头看去，只见老太太指指室内绿植上的一大片迷你红灯笼，又指指自己的锁骨位置，对寸步不离自己的女儿，略带发音困难地表达：“好看，好看。” 　　 景春莹很快站起来，抱着iPad走过去，用电容笔迅速地画出一个红宝石密镶灯笼吊坠造型，外加一个围钻的椭圆红宝石吊坠造型，然后比划着自己所戴的温扎矿红尖晶毛衣链，对顾老太太温声细语道：“阿姨，您想做一个灯笼的坠子吗？还是说，你喜欢红色，这样简洁的造型就可以？” 　　 顾老太太没有抗拒与景春莹的目光交流，而且似乎理解了她的问题，将两个图纸和她脖子上的实物，都打量一番，明确地摇头。 　　 景春莹完全没有气馁，而是趁热打铁，拿来夹着白纸的画板和几支辉柏嘉彩色铅笔，交给顾老太太：“阿姨喜欢什么样的，要不画给我看看？” 　　 不出她所料，顾老太太一把抓出红色与黑色两支铅笔，孩子般兴致勃勃，在画板上“创作”一番。 　　 虽然画得歪歪扭扭，仍能教人分辨出，红色的都属于圆球形，黑色的都是线条。 　　 与老人先前画的图案，风格完全一样。 　　 景春莹在iPad上搜索了几幅康定斯基的作品，给老人看，老人瞟一眼，毫无反应，继续埋头画她的“红与黑”。 　　 顾梅附身道：“妈妈，你告诉这个小妹妹，你画的是啥？她可以给你做条好看的项链。” 　　 老人忽然把手放到嘴边，发出“嘘”的几声，示意女儿安静。 　　 顾梅无奈地对景春莹耸耸肩。 　　 景春莹用口型表示“让老人家画”，然后走回工作台。 　　 “顾伯伯，林先生，我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些粗浅的了解，听说病人反倒对很久以前的人与事，记得很清楚。我可以问一下，伯母少女时代的经历吗？以及，她和顾伯伯您，是怎么认识的？” 　　 女婿林先生闻言，迅速地看向岳父，面色似有谨慎的参详之意。 　　 顾老先生倒坦然地回应女婿：“没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无可不对人言。” 　　 他看向景春莹，语气沉缓：“邪恶并不总是由那些魔鬼般的大人物所为，而是可能源自普通人。这些普通人缺乏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力，是大规模犯罪得以实施的基础。这，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景春莹脱口而出。 　　 “哦？景小姐，你对哲学也有所涉猎？” 　　 “我爸爸的研究方向，是欧洲20世纪的女性思想家。波伏娃和阿伦特，都是他的主要课题。我听爸爸提过，二战后，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理论。” 　　 景春莹回答顾老先生时，心里越发好奇。 　　 老先生的谈吐气质，都像那个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他是怎么与“只有小学文化”的顾老太太结为鸳侣的？ 　　 顾老先生没有让景春莹疑惑太久：“景小姐，我提汉娜阿伦特，是因为，平庸之恶，也给我们顾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我是五零年出生的，上头有个大我10岁的姐姐。我们的父母，都是外语翻译，家庭条件还可以，邻居中又有钢琴家，所以我姐姐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 　　 顾老先生平静但细节真实的叙述，引领景春莹，进到上世纪中叶的情境中。 　　 那是许多个知识分子家庭突然遭逢厄运的时代。 　　 一夜之间，诸多在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堪称大师乃至宗师的人物，生命戛然而止。 　　 一同赴难的，往往还有他们的家人。 　　 顾家，便是如此。 　　 顾老先生的身为翻译家的父母，以及身为青年钢琴演奏家的长姐顾澄音，由于忍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帽子和身心双重侮辱，在被浸透了“平庸之恶”的学生们公开揪斗后的一个秋夜，绝望地回到家中，打开煤气。 　　 “那年我17岁，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如果当时在上海，可能，我也与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走了。我接到乐团的电报，回来奔丧。到了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三位亲人的骨灰，像其他畏罪自杀的人都被处理掉了，扔去哪里，不能讲。我走出殡仪馆，哭够了，恢复些力气了，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整理父母和姐姐的遗物时，梅梅妈妈出现了。她说她是乐团食堂的勤杂工，我姐姐曾经接济过她，对她很好，她就冒充我们顾家的乡下亲戚，去火葬场给工作人员塞了钱，领出了我父母和姐姐的骨灰。 　　 我看着三个骨灰盒，实在受不了，直接去喊冤，要求严惩逼死我亲人的学生凶手，为此，我也被关进去了。整整五年，梅梅妈妈每个月都来看我。她真是比我这样的书呆子，机灵太多，她织了毛衣给我，怕看守不许送进来，就给看守织了更厚的、搞好关系。所以到后来，我在牢里，已经不挨打了。 　　 五年后，由于的过问，我被放了出来。 　　 那天，我和梅梅妈妈说，我要娶你，我们都会活下去，一起活。“ 　　 讲述接近尾声时，顾老先生自然地望向坐在沙发上画得开心的老妻。 　　 景春莹拭掉眼泪后，也看着顾老先生。 　　 她很确信，老先生的目光里，绝不只是感念。 　　 还有鲜明的爱。 　　 景春莹小心地开口：“顾伯伯，冒昧再问一句，您姐姐，后来平了吗？“ 　　 “平了，乐团的博物馆里，还有不少我姐姐当年出国比赛拿奖，或者在上海开独奏音乐会的资料照片。听说她的练琴房外，还贴着介绍。但我和梅梅妈妈，从没进去过。“ 　　 “您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乐团吗？我想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顾伯母这幅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