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嵇璜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家庭的熏陶和个人的努力。他出生于1711年7月21日，出生在京师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嵇曾筠是浙江总督，这使得嵇璜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嵇璜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更是在为人处世上给予了深刻的教导。嵇璜自幼便举止庄重，不苟言笑，即便身为贵公子，也时刻保持着儒者的风范。这种行为准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是非常难得的，也体现了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嵇璜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嵇曾筠的影响尤为显着。嵇曾筠不仅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水利方面的专家，嵇璜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对水利治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他九岁时阅读《禹贡》，便能从中悟出治水之道，认为治理洪水应该从下游开始，只有下游畅通无阻，上游的水流才能顺利排泄。这种独到的见解让当时的许多长者都感到惊讶，并对嵇璜的未来寄予厚望。　　 1729年，嵇璜因为父亲的地位而获得了参加会试的机会，并因此被赐予举人的身份。两年后的1730年，他顺利通过了进士考试，成为庚戌科的进士之一，并被选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这一时期正是嵇璜学术生涯的起点，他在翰林院接受更为系统的训练，为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731年，嵇璜结束了翰林院的学习，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此后几年间，嵇璜的官职不断上升，从右春坊右中允到左春坊左谕德，再到1736年担任陕西乡试的正考官，并被允许“南书房行走”，这表明嵇璜已经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和重视。　　 然而，就在仕途似乎一片光明之时，1738年，嵇璜因为父亲去世而不得不离开官场回家守孝。直到1741年，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迅速被提拔为左春坊左庶子，担任起居注官，不久后又调任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一系列的升迁显示出嵇璜在学术和行政上的双重才能，也预示着他未来在治河事业中的辉煌成就。1743年，嵇璜的官职再次发生变化，他先是从通政司副使升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二、治理黄淮　　 嵇璜在其父嵇曾筠的影响下，对水利治理有着深厚的兴趣。他深知黄、淮等河流频繁决堤、泛滥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北宋以来，黄河改道，下游南迁，夺淮入海，导致豫东、皖北以及江苏徐州、淮安、盐城、扬州等地水灾频发。到了清朝初期，由于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抬高，水患问题更加严峻。虽然康熙、雍正年间，在靳辅、陈潢等人的努力下，灾情得以暂时缓解，但到了乾隆初年，由于水利工程长期缺乏维护，水患再次加剧，严重影响了运河的漕运。　　 1744年，嵇璜被任命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水情。他深入实地考察后，在《河工疏筑事宜》一书中提出了详细的治水方案。他认为应当开河引流，分泄涨水，并指出直隶州县的水利工程常被不法分子包揽，导致工程不坚固。为此，他建议严禁包揽工程的行为，改为直接招募无业贫民参与施工，并按散工工价支付工资。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和实施。　　 1747年至1749年，嵇璜的官职多次变动，从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到工部右侍郎，再到户部右侍郎，最后转任户部左侍郎，并担任经筵讲官。这一系列的职位变化显示了嵇璜在政务上的广泛涉猎和深厚积淀。　　 1753年，黄河在阳武和铜山先后决口，淮河也在高邮泛滥，导致车逻坝和邵伯二闸受损。面对如此严重的水患，嵇璜紧急上书《宣防八事》，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疏导铜山以下、清口以上的黄河河段，解决淤积问题；　　 加固高堰等地的石堤，利用冬春季节进行修补；　　 维修归仁一带的堤岸和三座水闸，加强防御；　　 修复从山东流入江苏的河流分流减水设施；　　 使用平底方舟并配备五齿铁耙，清理河底淤泥；　　 设立专门的分巡道，管理下游地区的河务；　　 提前储备秫杆、柳条和泥土等材料，用于抗洪；　　 规定河工取土必须远离堤根，以免影响堤防稳固性。　　 这些措施结合了宣泄与堤防，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朝廷采纳了嵇璜的建议，并派遣他和工部侍郎德尔敏前往督修。在巡查高堰工程时，嵇璜发现堤坝结构复杂，新旧混杂，坚固度不足。他下令采用堤身开槽修砌法，用石筑两层，砖砌一层，并在砖石之后加筑灰土，以增强抵御能力。这种方法有效提升了堤坝的质量。　　 1754年初，嵇璜与刘统勋等人联名上奏，指出高堰、高涧等地的石筑工程外围原有的草坝已废弃，急需修复以确保堤坝的稳固。同年三月，嵇璜与德尔敏等人再次上奏，提出了关于堰盱所需石料的合理使用建议，以节省成本。他们建议将坍塌的旧石与新石混合使用，并对那些根基稳固但表面松动的石堤进行局部修复。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工程质量，又节省了大量资源。同年五月，南河修堤工程顺利完成，乾隆帝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任命嵇璜为武会试正考官，不久后又转任吏部右侍郎。　　 1755年，考虑到母亲年迈多病，嵇璜请求辞官回家照顾，但未获批准。直到年底，母亲病情加重，乾隆帝才同意他回家探望。1756年，江苏多地遭受河决之灾，嵇璜在无锡上奏，建议采购小麦运往灾区平价出售，以救济灾民。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采纳。　　 1757年春天，乾隆帝基于嵇璜的母亲病情好转及其父亲嵇曾筠在河工方面的丰富经验，任命嵇璜为南河副河总，负责江北淮扬一带河道的疏浚，并赐诗鼓励。嵇璜在淮扬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修建高邮运河东堤闸坝，使部分蓄水能够排向长江，减轻入海压力，并开始疏导下河归海的路径。这些工程持续到1758年五月才完成，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评价，并被擢升为工部尚书，不久后又调任礼部尚书。　　 1759年四月，嵇璜返回无锡探望母亲，并请求留在家乡尽孝，但未获批准。1760年八月，嵇璜进京为乾隆帝祝寿，十月返回无锡途中，途经清江浦时发现了一些亟需改进的工程，如运河东堤金湾滚坝口的淤塞问题，以及廖家沟、石羊沟、董家沟三坝的高度调整等。他将这些问题上报朝廷，并得到了处理指令。　　 1764年十二月，嵇璜因丁忧回到无锡。1767年四月，他复出担任礼部尚书，同年七月改任河东河道总督。尽管嵇璜对东河的情况不太熟悉，但他还是亲自前往河南调查实际情况。在任期间，他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裁减不必要的河工人员、种植柳树加固河堤等。嵇璜还亲自参与抢险工作，有一次在虞城工险时，不顾恶劣天气，坚持在现场指挥，最终成功保住了堤岸。　　 三、返京廿载　　 1768年，嵇璜在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遇到了漕运粮食船只过津的问题。由于船只过津时间长短不一，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嵇璜承认这是由于官员办事不力和催促不到位所致。乾隆帝对此事进行了批示，并指示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最终，嵇璜被调离了河道总督的岗位，改任工部尚书。这次调动标志着嵇璜结束了在治河前线的工作，转入了中央政府的更高职务。　　 1769年，嵇璜再次遭遇挫折。有人举报他在担任河道总督期间未能有效甄别下属官员的表现，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乾隆帝对此作出了批示，嵇璜因此被降三级使用，并补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同年五月，嵇璜在与刑部共同审理案件时，因刑部错误定罪而嵇璜未能详加审查，导致他在文书上签字确认，结果再次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　　 尽管经历了多次波折，嵇璜仍然在官场上稳步前行。1771年，他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1773年五月，嵇璜再次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同年八月，调任兵部尚书，并担任经筵讲官。1774年，嵇璜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并且是会试的正考官。　　 1775年四月，乾隆帝驻跸香山行宫时，嵇璜因未按规定前往参见，再次受到降三级的处分。同年十二月，他又被调回工部尚书的职位。1779年十二月，嵇璜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并随后调任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1780年，嵇璜在年度考核中表现优异，被加一级，并在六月被任命为教习庶吉士，九月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兼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等重要职务。　　 嵇璜在京任职的二十余年里，主要工作集中在文化典籍的编纂上。他主持编写的《河源纪略》是对河流源头的研究成果，而《四库全书》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包含了古代文献的精华。此外，他还参与了“清三通”（《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的编纂工作　　 四、老成谋国　　 1781年夏季，黄河青龙岗段发生决口，泛滥的河水经赵王河汇入大清河，最终流入大海。尽管嵇璜已经远离河工多年，但他依然关心着治河事务。在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嵇璜前往热河面见乾隆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让黄河恢复北流，重返山东故道。这一提议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自从北宋时期黄河改道南迁以来，这条新的河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改变其流向被认为是一项极其复杂且风险巨大的工程。　　 乾隆帝最初对嵇璜的建议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一计划实施难度极大。然而，青龙岗决口的情况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堵而复决，使得大学士阿桂以及河督李奉翰等人都感到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再次询问了阿桂等人对嵇璜建议的看法，并要求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回复。　　 阿桂等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对现状的分析，认为山东的地势实际上比江南（江苏北部）要高，因此，青龙岗决口后溢出的大部分水量仍然倾向于向南流动，而不是北流。他们认为，恢复黄河北流至山东故道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并上书表达了反对意见。乾隆帝在收到这些奏章后，虽然心中对嵇璜这位熟悉河务的老臣有所信任，但仍感犹豫，毕竟治河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　　 为了集思广益，乾隆帝下令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员对嵇璜的建议进行讨论，并要求他们写出奏报。然而，这一建议最终仍然遭到了众大臣的一致反对，未能得到实施。尽管如此，嵇璜的这一提议显示了他在水利治理方面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思考。　　 此后，嵇璜虽然没有再直接参与河防事务，但他的建议却在七十四年后得到了验证。1855年六月，黄河在铜瓦厢（位于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决口，这次决口导致黄河自然北返，重新回到了山东故道。　　 五、晚年　　 1782年，嵇璜被加授为太子太傅，并被命在上 书 房总师傅上行走，这意味着他要在皇子们的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嵇璜不仅在治河方面有卓越贡献，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也同样备受尊重。　　 1785年，朝廷举办盛大的千叟宴，嵇璜因其德高望重被举为汉大臣领班，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品德和声望的认可，也是对其多年服务朝廷的肯定。这次宴会不仅是对耆老的尊敬，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一种庆祝。　　 1786年，嵇璜因身体状况日渐衰弱，请求退休，但并未获得批准。乾隆帝写诗赠予嵇璜，诗中表达了希望嵇璜能继续为国效力的愿望，并提到两人同年出生的事实，强调了嵇璜对国家的重要性。不久之后，嵇璜被特许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允许乘坐轿子入朝值班，但他依然坚持除非身体极度不适或遇到恶劣天气，否则依旧步行入朝。　　 然而，到了1789年，嵇璜在上 书 房的工作中出现了疏忽，未能及时纠正其他官员的旷班行为，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考虑到嵇璜年事已高，乾隆帝从宽处理，只降三级留任，而非更严厉的处罚。　　 1790年，嵇璜迎来了八十岁的生日，恰逢他中进士六十周年纪念。乾隆帝特别恩准他与新科进士一同参加琼林宴，这一举动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显示了皇帝对嵇璜的特殊关怀和尊重。　　 嵇璜与乾隆帝同年出生，而且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受到朝廷的恩宠，因此，乾隆帝与嵇璜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常常以诗歌的形式进行交流。在嵇璜八十寿辰之际，乾隆帝御笔题诗，表达了对嵇璜的深切感情，并希望他在自己退位后还能继续享受宁静的生活。　　 到了1792年，嵇璜再次请求退休。他与刑部右侍郎、同乡秦瀛关系密切，秦瀛在其着作《书嵇文恭遗事》中生动地记述了嵇璜请求退休的过程。嵇璜在四月时拿着奏稿找到秦瀛，表示自己年老力衰，不愿再占据高位，准备请求退休。秦瀛建议嵇璜应该当面向乾隆帝提出请求。第二天，嵇璜面见乾隆帝时，乾隆帝表示希望嵇璜能再等等，并承诺在自己从热河回来后再作决定。第二年春天，嵇璜再次请求退休，乾隆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表达了对嵇璜的不舍，并提到自己退位后也希望嵇璜能一同退隐。秦瀛被指派传达乾隆帝的话给嵇璜，嵇璜听后泪流满面，表示自己既不敢也不忍心离开。最终，嵇璜放弃了退休的想法，继续为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