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坎坷　　 方观承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出生于1698年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祖父方登峄曾任工部主事，而父亲方式济也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成为进士，并担任内阁中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南山集》案的发生，这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南山集》案源于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着书籍中的敏感内容，该书记录了南明桂王时期的历史，并使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这在当时被视为对清朝统治的严重挑衅。结果，戴名世被控以“大逆”罪名，并在两年后被处决。因为戴名世的作品中引用了方观承曾祖方孝标的着作，方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方观承的祖父方登峄和父亲方式济被流放到黑龙江，家庭的经济来源和地位一落千丈。　　 方观承和他的哥哥由于年纪尚幼，没有被流放，而是被迫离开了家乡，寄居在南京清凉山寺内，依赖僧人的帮助度日。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艰难的，但对于年幼的方观承来说，这也是他学会自立和坚韧的重要时期。　　 在经历了数年的漂泊生活之后，方观承和他的哥哥决定北上寻找父亲和祖父。他们从南京出发，踏上了一条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这一路，他们不仅要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还要应对旅途中的种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春天，他们到达了卜魁（今天的齐齐哈尔），在那里与父祖团聚。　　 然而，团聚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宁。方观承随后接受了奉天督学任奕?的邀请，前往盛京（今沈阳）。这段时间，方观承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增长，也积累了更多的人生阅历。他在北京与其兄长方观永会合，之后又南下游历至湖南等地，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回到北京。　　 二、平步青云　　 方观承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尽管他并非科举正途出身，但凭借着过人的才华与机遇，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北京定居期间，方观承因缘际会，被一位族人引荐给了平郡王福彭。起初，方观承并未立即回应福彭的邀约，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秋，方观承在北上的旅途中恰巧遇到福彭前往盛京祭陵，这才得以拜见。这次会面对方观承而言意义重大，他不仅得到了福彭的赏识，而且二人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雍正十一年（1733年），平郡王福彭被任命为定边大将军，出征准噶尔。福彭深知方观承的能力，便选他作为随军记使。然而，根据当时的朝廷规定，随军人员必须经过正式任命。于是，福彭将方观承的情况上报给大学士鄂尔泰，由鄂尔泰呈报给雍正帝。雍正帝在召见方观承后，了解了他的家族背景，对其家族的历史表示感叹，并授予方观承内阁中书的头衔，使他得以合法随军。　　 随着福彭的大军凯旋，方观承也回到了北京，并正式担任了内阁中书一职。乾隆二年（1737年），他进入了权力核心之一的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很快又被任命为吏部郎中。这一系列快速的晋升显示了方观承在朝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乾隆七年（1742年），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清河道，负责当地的水利工程。这一年，他还陪同署理直隶总督史贻直视察了永定河的治理工作。方观承展现出的卓越能力让他在短短一年后就被提拔为直隶按察使。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方观承已经升任直隶布政使，负责管理整个直隶省的钱粮税收事务。　　 乾隆十一年（1746年），方观承暂代山东巡抚一职，两年后更是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一连串的职位调整表明了朝廷对方观承治理能力的认可。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直至逝世。　　 方观承从三十二岁开始踏入政坛，仅用十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内阁中书到直隶总督的跨越，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　　 三、开垦海塘　　 乾隆十三年（1748年），方观承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方观承特别关注海塘工程的维护与开发。海塘是保护沿海地区免受潮汐侵袭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方观承多次亲临海塘施工现场，实地考察工程进展及周边环境变化。通过细致的勘察，他发现海塘引河的部分地段由于泥沙淤积，已经转变为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一发现对于解决当地农民的土地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形成的土地资源，方观承组织了详细的勘验与丈量工作。经过反复测量和评估，最终确定了大约三十五万余亩的土地适合开垦。方观承随即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这些新开垦的土地能够合理分配给当地的贫民，使他们能够拥有耕种的土地，从而改善生活条件。　　 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需求，也提高了海塘区域的经济效益。方观承将这一成果整理成奏疏上报乾隆帝，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赞赏与肯定。　　 四、治理水利　　 乾隆十四年（1749年），方观承升任直隶总督，肩负起治理直隶省五大河流的重大责任。在这五大河流之中，永定河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和频繁泛滥的特点，成为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任伊始，方观承即向乾隆帝上疏，提出“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畅通无阻”的治理方案。这一提议旨在通过改变河道走向，降低洪水风险，保证水流顺畅。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将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提交的“豆瓣集漫口图”展示给方观承，指示他参考该图治理永定河。然而，方观承认为永定河与豆瓣集的情况存在显着差异：豆瓣集属于中河余水漫溢，可以在水流较缓的地方进行施工；而永定河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永定河的南侧为月堤缺口，北侧为大堤漫口，两者相距甚近。因此，仅仅堵塞月堤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河水无处排放，增加水患的风险。基于这一分析，方观承主张应优先堵塞漫口。　　 乾隆十八年（1753年），方观承进一步提出了一项更为具体的治理措施——在永定河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让河水经凤河流入大清河。这一措施旨在通过分流减少永定河的水压，减轻洪水威胁。同时，他还建议在下口北埝外建造遥埝，用于均匀分布水流和沉积物，并加固凤河东堤，使其与遥埝相连，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　　 方观承的这一系列治理方案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并被付诸实施。　　 五、备受宠信　　 方观承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因其清正廉明和严谨的办事风格，深受乾隆帝的信任与器重。他担任这一要职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不仅处理了大量的政务，还多次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与支持，显示出其在朝中的重要地位。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天津等地出现积水问题，作为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未能及时察觉并处理，按照常理，这种情况应该导致他被免职。然而，乾隆帝却对方观承给予了宽容，未予严厉处分。这表明乾隆帝对方观承的能力和为人有着高度的信任，认为他并非故意失职，而是由于政务繁忙所致。　　 紧接着，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有御史吉梦熊和朱续经先后弹劾方观承，指责他包庇下属的不法行为。此类指控通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不仅未对方观承加以责备，反而采取了保护措施。乾隆帝的态度反映出他对方观承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大臣。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南巡期间，特地赐诗给方观承，这是对他多年辛劳工作的肯定与鼓励。赐诗不仅是对个人才华的认可，更是对官员忠诚与贡献的一种表彰。乾隆帝此举无疑加深了方观承在朝臣中的威望，并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这些事件表明，方观承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上保持如此长时间的高位，并且在遭遇批评或失误时仍能得到乾隆帝的支持，主要得益于他多年来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和廉洁自律的品质。无论是处理日常政务还是应对突发事件，方观承总是能够做到事无巨细、周密考虑，这正是乾隆帝最为欣赏之处。　　 六、晚年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方观承患疟疾，当年八月卒于任上，年七十一，谥恪敏。　　 七、结语　　 纵观方观承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于职守、勇于担当的官员形象。无论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奋力拼搏，还是在安定繁荣的盛世中努力进取，方观承始终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