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夏华、卢泰、于悦等人从夔州府或重庆府赶到成都还是很便捷的，有水路走，进入成都平原后一马平川，很多川省别地的学子就没这么容易了。众所周知，四川的核心是成都平原也叫川西平原，除此之外，川省多山地，山地丘陵面积总和占全省约85%，不住在成都平原的川省学子来成都不得不星夜兼程地翻山越岭，路途既遥远又不好走，为加快速度赶上考期，不得不租马、租车，考场试要让很多寒门子弟负债累累，不仅如此，一路上还有很多危险，就算土匪山贼水寇强盗对穷书生不感兴趣，自然因素呢？比如，得了病、受了伤、遇到野兽…古往今来，太多太多的书生才子壮志未酬、含恨不甘地倒在了前去考试的半路上。 　　 秀才不能当官，举人才可以，当官对读书人来说是最大的诱惑，能不能鱼跃龙门成为举人老爷就靠这奋力一搏了，所以后续的才子们明知前进的道路上躺着历朝历代不计其数的前辈尸骨，仍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前仆后继。 　　 “公玉兄！欣荣兄！” 　　 “平波兄！尹升兄！存蓼兄！酲拙兄！还有四师兄！” 　　 “哈哈！你们可算来了！” 　　 “你们来多久啦？” 　　 “公玉兄在夔州府城参加院试时，我们就已经到成都了！” 　　 “公玉兄，恭喜啊！考中了生员并且还是榜首！这次乡试可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呀！” 　　 “多谢学长吉言，大家一样，一起蟾宫折桂！” 　　 在成都城内约定的一家大客栈里，夏华、卢泰见到了已经来蓉十余天的杨江、刘时俊、胡世赏、喻思恂以及鸣玉学社另外十多名秀才学子，包括秦夫子四子秦民屏，夏华等人平时称呼秦夫子的三个儿子为“大师兄”“二师兄”“四师兄”。众人既都是同窗，自然气氛融洽、喜气洋洋，先到一步的杨江等人已经帮夏华、卢泰订好了房间，让夏华、卢泰直接拎包入住。 　　 秦家兄弟三人里，秦邦屏和秦邦翰志在武举，不参加文举，秦民屏既不喜武也不好文，独对格致数理感兴趣，参加文举是被秦夫子逼着的，夏华在夔州府城考上秀才同时，他也在重庆府城考上了秀才，估计是在数学题上占了便宜，既成了秀才，自然也能参加今年的乡试，不过，根据秦夫子对他评估，他毫无希望、概率为零，让他参加乡试就跟让马千乘参加院试一样，都是为了感受一下气氛、熟悉一下环节、刷刷经验。 　　 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时期，但比起文举，向来不太受重视，时而废止中断时而恢复，武举出身的武官在地位上也比不了文举出身的文官。明清时，武举进入兴盛阶段，明朝武举很早就有了，但完善的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起初六年一次，后改为跟文举一样三年一次，不过，明朝军队里的武官职位多是世袭制，武举只是一个补充形式，所以武举人不多，著名代表是明末名臣、军事家、将领熊廷弼，身为湖北人的他先在湖北省武举乡试中夺得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在若干年后的湖北省文举乡试中夺得第一名，一人身兼武举解元和文举解元，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唐朝名将郭子仪也是武举出身，“武状元”一词在宋朝才开始有。 　　 值得一提的是，武举不但考武功，也考兵法韬略。 　　 知道时间紧张的众人没有说太多的闲话，迅速投入了备考，就连吃饭都狼吞虎咽以此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 　　 乡试共考三场，但不像院试那样有淘汰制，而是三场连着考，一场考三天，考完一场第四天接着考第二场，安排得非常紧凑，以致于考生们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心理缓冲时间，这对考生们的身体素质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读书虽然主要是脑力活，但有时候也是体力活。 　　 “没看到子玉呀…”入住客栈后，夏华发现杨玉智不在这家客栈。 　　 卢泰面露黯然伤感神色：“我问过平波了，子玉他住在另一架客栈，没跟我们住在一起。” 　　 夏华心知肚明，杨玉智主要是为了避开他，同时也跟与他走得近的杨江等人保持距离，就连卢泰这个他的多年好友也被他疏远了。 　　 “这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呀！”夏华摇摇头。 　　 前来成都参加乡试的巴蜀各地学子基本上都会按照地域籍贯聚集成团，夏华等人住的这家大客栈里，除了夏华等人，还有来自川省别府别州的学子，但基本上互不往来，都埋头读书备考或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交流，一来，人在外地会天然地跟同乡人抱团，二来，这些学子互相都是科举考场上的竞争对手，又不是官场商场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当然不会太亲近。 　　 “大家切记，先生在我们临行前曾千叮咛万嘱咐，乡试的重中之重是第一场的八股文，一定要写好！只要把第一场的八股文写好了，后面的就算稍差一点，也会影响不大，反过来，第一场的八股文写得不怎么样，后面的就算写得再好，也于事无补，切记，切记！”杨江的房间里，杨江对聚在这里召开“乡试学术研讨会”的夏华、卢泰、刘时俊、胡世赏、喻思恂、秦民屏、于悦等人反复强调道。 　　 想要在竞争对手又多又强的乡试考场上杀出一条血路，除了学识、见识必须扎实过硬，还要对乡试的科目、形式充分了解并做好充足的准备。乡试在八月初九考第一场，在十二日考第二场，在十五日考第三场，直到十七日结束。 　　 第一场试考《四书》要义三道和《五经》要义四道，前者每道二百字以上，后者每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 　　 第二场试考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各一道； 　　 第三场试考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考四书五经是为了考察考生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钻研程度，第二场考是为了考察考试们辨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的行政能力，第三场考是为了考察考生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必须承认，科举制并非像后世很多人批判得那么无用，通过考题看出还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能为国家培养出实用型的人才，只是到了清朝时，科举制越来越僵化，加上清朝文字狱大兴、治学教育氛围犹如寒冬、朝廷对知识分子们管束得极为严厉，导致科举制成了需要被彻底抛弃的封建糟粕。 　　 明朝的科举乡试内容和规定从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考官能严格审阅这三场的考卷全面考察考生，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多会是有学识、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为避免选出只会吟诗作对、根本不能当官做事的华而不实之徒，朱元璋还特地将唐宋两朝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了，明确规定乡试只考时文、不考诗词歌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伯温在制定科举制度时目的确实是为国家选拔出有用之才、实用之才。 　　 需要注意的是，不专门考诗词歌赋并不代表诗词歌赋无用，如果写文章时能在文章里恰到好处地来上几句诗词进行点缀，肯定能让文章增色很多。 　　 然而，这套看似非常合理、完善、正确的乡试规则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真的确切落实，原因是这样的： 　　 为能全面地考察参加考举人的秀才们的综合能力，秀才们参加乡试需要连考三场九天，答卷近万字，就以川省举例，全省五千多名秀才一起考，多少字？几千万字！有多少位考官负责阅卷？八个，包括两位主考官和六位同考官，就他们八人，并且，八月中旬考完，他们需要在八月底前完成阅卷。人手又少，时间又紧，加上考官们还要参加一些必要的官场应酬活动，八个人在十天内看完几千万字的考卷，工作量之大、工作时间之紧张、工作强度之高…无需多言，另外，他们还不能一目十行、走马观花、敷衍了事，因为被他们录取的举人们的考卷还会送到京城由礼部复查。 　　 秀才不能当官，举人能当官，所以朝廷对乡试是高度重视的，如果考上举人的秀才里有较多的滥竽充数之辈，让他们当官岂不是败坏国家根基？因此，考上举人的秀才们的考卷会被朝廷中-央部门进行严格复查。负责复查的是礼部，但礼部会把这活交给翰林院。翰林院里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往年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的进士们，让他们干这事，实在是太“专业对口”了。翰林院公务本就不算繁忙，看到后辈们的考卷，这些曾在考场上过五关斩六将、都是科考高手并且大多闲得没事做的进士岂能不感兴趣，继而以吹毛求疵的态度仔细复查？ 　　 在这套制度下，各省的考官们如果审阅考卷不严，被翰林院的进士们挑出毛病找出茬，他们会倒大霉。 　　 可想而知，各省考官们的处境有多痛苦了，他们就算是不眠不休的机器人，也做不到真真正正的一丝不苟、一字不漏地审阅完每份考卷。经过上百年的变通，考官们渐渐地形成一种默契，阅卷注重第一场的七篇八股文，对后面的两场，只需文理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 　　 用后世的话说：乡试三场，满分100，第一场直接就是60分，第二和第二场合计40分，通过第一场，第二和第三场就算考砸了，也能及格，没通过第一场，第二和第三场就算满分，也是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