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团下榻的沈阳大和旅馆，土肥原贤二在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外人很难见到调查团成员。 　　 但连续几个早上，大和旅馆窗外都有五百多人高呼口号，大喊大叫国联无权干涉伪满。 　　 调查团表达了不满，日伪方面宣称这是市民的自发请愿和呼吁，他们得尊重民众的意愿，因为这不是一个例外或一起孤立事件。 　　 高澎经过细心观察，她在呼喊口号的人群逐渐散开一个小时后，约李顿爵士的助理约翰去沈阳花旗银行外调。 　　 二人走出旅馆大门，见到先前高呼口号的人，三三俩俩在旅馆周围或坐或站，暂时没有离开的意思，似乎在等待什么。 　　 约翰好奇地问一伙人：“你们表达完意愿，为什么还不走？” 　　 高澎马上热心地充当起翻译，有人回答道： 　　 “我们都是城南市场卖苦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儿呼喊口号，喊完就回去，他们答应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我们钱，我们咋能走？” 　　 约翰听了高澎的翻译，颇为愤怒地说： 　　 “突然之间日本人开始关心东北民众的意愿，虚伪得如此明目张胆，我得跟李顿爵士好好汇报一下这个问题。” 　　 约翰还想向日本人雇来的苦力了解情况，这时过来几个凶神恶煞的便衣，不由分说带走答话的苦力。 　　 约翰无奈感叹道： 　　 “我的上々帝，这令人无法容忍、不可原谅的冒犯，远非看起来那般无关紧要，因为这说明了一种隐藏的暴力，它破坏了民众日常生活，污染了正义。实际上满洲是一个露天的监狱，无数中国人被关在这。为什么日本人讲这不是一个问题呢？我认为这是虚伪的。” 　　 高澎说：“国联调查团是否因为日本人的横蛮让其必须保持沉默而感到恶心？” 　　 约翰说：“当然会恶心，任何看到这一切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得睡着了才看不见。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相正在受到攻击。” 　　 高澎苦笑道：“也许调查团和日本人都必须带着胜利回家，他们对我方的立场都没有改变。” 　　 约翰说：“高小姐不必悲观，日本人带着恼怒的情绪对国联搞事是在自残，日本无论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都绕不开国联的巨大权力重力场，日本人不能拒绝国联的调查就是明证。” 　　 高澎说：“问题是，如果国联谈论制裁日本，会导致新的冲突吗？国联需要一个新的对手吗？” 　　 约翰觉得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国联对日本政策的反应是谨慎的，毕竟制裁会产生大量敌对、愤怒的情绪与政治的不稳定，会影响未来的局势。坦率地说，贵方的外交，更多是温和型的，哪怕被攻击，更多是解释，是澄清。但贵方的被动低调，有时鼓舞的是对方的嚣张。” 　　 高澎说：“感谢你的坦率，当你理解协议的细节就会发现，它并不需要所有国家都同意。协议有办法处理抗拒者，我仍然期望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成为国联处理侵略者的动力。” 　　 约翰笑道：“高小姐的愿望，也是我，不，应该是我们的愿望。李顿爵士就说他回去要把他的猫改名为‘日本人’，它每天早晨疯狂地喵喵叫，把他吵醒，因为它很想出门。但他把门打开，它却坐在那里总是犹豫不决，当他把它搁到门外时，它看似气呼呼的。” 　　 高澎的愿望很快被日本人碾碎，国联调查团受到日伪特务的更多“关照”，当然以顾先生为首的中方代表受到的“关照”令人发指：有以一人监视的，有以二人监视的，有以四人监视的，几乎寸步难行，行动极不自由，更糟糕的是，有的房间发现日伪安装的窃听器。 　　 高澎对顾先生说：“大和旅馆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堡垒，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运作，每天，反华集ˇ会都会在附近举行，流氓行为和蓄意破坏事件都在发生。” 　　 顾先生说：“我们正好让国联调查团明白日本人的蛮横，我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包括人身暴力的威胁，而日本人说这是伪满的民意表现，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土肥原贤二的亲自指挥下，日伪在沈阳的伪装掩饰工作相当成功。 　　 调查团到访的柳条湖铁路爆炸点、北大营等现场，经日伪精心做过手脚，哪里还有当时报纸所报道的“全城哀号，声震于巷，被炸者多系居民，头颅糜烂、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痕迹？ 　　 “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调查团只有想象了。 　　 调查团在沈阳几乎一无所获，准备换个调查地点。 　　 虽然经历了侵略者带来的动荡，东北大多数民众还是因国联对彻查真相的热情而欢欣鼓舞。 　　 李顿爵士准备率调查团前往长春，土肥原贤二拒绝中方代表成员一同前去，顾先生据理力争。 　　 在李顿等人的调解下，日本人只同意顾先生及专门委员七人去长春。 　　 中方其他成员不得不分两批南返，高澎也在南返名单之中，这是川岛芳子为斩断顾先生的左膀右臂而使的诡计。 　　 顾先生非常不安，他对高澎非常倚重，而日本人给他来了一个个釜底抽薪。 　　 高澎瞅准时机递给顾先生一个字条，上面写道： 　　 沈长哈， 　　 水源浊， 　　 水尾清， 　　 返沈留心。 　　 顾先生看了，稍觉心安。 　　 国联调查团到达长春当天，日本侵略者强迫当地民众上街进行所谓的庆祝，遭到当地人民反抗。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准备了标语、条幅，一些上街游々行的器材。 　　 长春市的老百姓为了表达不满，当场把这些条幅、标语全部撕掉，然后所有的人都是拿了一个木杆，上街游々行。 　　 李顿一行人会晤了伪满执政及日伪高官，伪满承诺对列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日本人则公然宣扬殖民政策，强调对外扩张特别是侵略中国，不仅有利于日本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助于实现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使命；他们极力挑拨调查团与中国的关系，诬称中方历来有排々外的思想，这种排々外不只针对日本，也包括其他国家，日本感受到了威胁，自然会亮出刺刀。 　　 此外，日本人还表明不惜化国家为焦土，也要侵占东北的坚定决心。 　　 顾先生领衔的中方代表团处境越发尴尬，有人百般无奈说道： 　　 “高小姐说得对，调查团和日本人都必须带着胜利回家，他们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与石头辩论，鸡蛋总是错的。” 　　 此话引起大家的共鸣，另一同事说：“列强为了避免分歧，调查团每时每刻都在‘同意’和‘同意’日本人。” 　　 在吉林，就像许多家庭不和一样，日酋多门师团长和李顿爵士仍然通过扮演幸福的家庭来处理分歧，尽管表面上步调一致，但就实质而言，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压力点没有发生变化。 　　 调查团的下一站是哈尔滨，土肥原贤二认为这座城市存在的风险，远大于沈阳和长春，因于1896年由沙俄攫取在中国修筑铁路权以来，这里作为东清铁路的中心发展起来，20世纪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在哈尔滨设总领々事馆，德、法、意等10个国家设领々事馆，使哈尔滨在数十年间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都市，这里外国人很多，他们可不如中国人老实。 　　 土肥原贤二更大的顾虑，是哈尔滨由于多国移民的聚集，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在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国人逃离苏俄，一大批逃到了巴黎，还有一部分逃到了东方，主要集中在哈尔滨，俄国人可比中国人更憎恨日本人。 　　 事实上，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威胁，他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管理相关风险，土肥原贤二决定秘派川岛芳子去哈尔滨，加强监视国联调查团，当然顾先生是重中之重的照顾对象，他预感马占山将军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想方设法和调查团联系，顾先生是关键一环。 　　 土肥原贤二说：“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根据福柯在《惩罚与规训》中引用的18世纪的巴黎警方记录可知，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监视网络应该包含48名警察分局局长、20名视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以上这些人持续地观察和记录一些行为、态度、疑点与可能性，他们将通过对于个人行为的持续描述，生成一个庞大的治安文本。东方小巴黎，也应该有与之匹配的监控系统。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 　　 福柯是法国思想家，土肥原贤二比较推崇他，他从边沁的全景式监狱的单向的凝视，发展出全景式监控社会。 　　 1663年，法国建筑师勒沃设想出了一种全新的动物园。 　　 不同于其他供贵族玩赏的动物园，凡尔赛动物园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建筑结构在当时也别出心裁： 　　 位于动物园中心的是一个八角亭，其中一角是入口，其他七面则面对着七个关着动物的铁笼。 　　 人站在中心，望向四周，便能看到不同方向的不同动物。 　　 勒沃或许没有料到，一个多世纪后，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采用了类似的设计方式，只不过“铁笼”里关着的，不再是动物，而是人——这便是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 　　 在这种监狱中，中心的八角亭被一座用于监视的高塔取代，而四面八方的铁笼则变成了一间间囚室。囚室的一端面向外界，用于采光，另一端则面向中心的高塔，方便塔上监视人员的管控。 　　 如此一来，囚室在亮处，囚犯在暗中，由于逆光效果，囚犯无法看到监视人员，而对于中心高塔的监视人员来说，每一间囚室中犯人的举动都清晰可见。 　　 作为一位“效益主义”哲学家，边沁的初衷并不复杂，他希望用最低的金钱和人力成本，完成对囚犯的安置和管理。 　　 边沁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这一设计：“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在法国思想家福柯眼中，边沁设计的监狱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监视形式，也由此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运作方式。 　　 一方面，目光的单向性确保了权力的绝对权威：囚犯只能被观看，而不能观看管理者。 　　 另一方面，在这种空间设计中，由于目光的单向性，囚犯无法获知自己在何时处于监控状态之下，这种不可知性确保了监视的持续有效性——囚犯自认为监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言：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 　　 因此，权力从施加权力的实体过渡到了一种制度性的符号或设计上，中心高塔中有没有人在观看、究竟是谁在观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心高塔作为权力象征的存在以及它产生的实际效力。 　　 土肥原贤二在沈阳等地建立的特务机关，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压制政治异々议者，也是关东军对东北民众的监视工具，以此来巩固日本人的统治和权力。 　　 在这些城市的大型工厂，土肥原贤二安排全职探员进驻，每一栋居民楼中都有他的通报者，一旦发现住户的亲属或者好友在公寓留宿，通报者便会向上级报告，他们甚至曾在宾馆和公寓房间墙壁上钻孔放置窃听装置监视可疑人的活动。 　　 除此之外，学校、医院也被日伪探员高度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