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是于家房客,他年幼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针线纺织和亲友的救济,才得以上学读书。 由于亲身经历过清苦生活,他对豺狼当道、民穷财尽的社会状况甚为不满。 他忧国忧民,体恤民间疾苦,关切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痛恨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强权政治的黑暗。 许先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大学期间运用不同的文体,描述了孤儿、老人、士兵、鞋匠等社会不同底层人群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 他发出“士兵之命贱如狗,长官挥金如粪土”的感叹,讽刺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混乱社会秩序,警醒民众不要做军阀黑暗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许先生坚定走上我党革命道路。 许先生把信仰放在他心中的祭坛上,要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党,他不辞辛劳、激情昂扬地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上。 他说:“中国的苦难太重,只有把最底层的无产者都动员起来,才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先生所在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尽可能降低损失,许多地下党员遵照上级指示,多从原岗位被调离、分散,转移至相对安全的环境里。 地下党员接头、活动的方式变为单线联系,不召开会议,不发生横的关系,彼此不该知道的事,不问不说。 许先生经党组织的安排,先是转移到渝州,协助当地党组织在打石坝召开群众万人大会,抗议英、美列强军舰炮击南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反对老蒋**,反对四川军阀卖国。 万人大会召开前,渝州军阀刘胖子已嗅觉到不寻常的气味,暗中指派特务扮成工人、农民和学生,携带短枪器械混入会场,等大会刚刚召开,突然鸣枪制造混乱,大肆抓捕地下党人。 一时会场秩序大乱,革命群众慌忙突围,反动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百余人,伤一千多人,造成血债累累的“打石坝惨案”。 许先生在混乱中夺得歹徒木棍一根,奋勇搏斗,掩护同志和群众越墙逃走,随后他翻墙躲入民居,化装成棒棒挑夫脱险,转移到龙绵地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 于家房舍是座土木建筑的小青瓦四合院,邻近人家多是穷门小户,靠扯茧扒子和洗衣服为生,比较偏僻。 这里是我党龙绵特支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许先生是负责人,他以教文化为名,经常给于家人宣讲党的宗旨政策,逐渐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让于家成了革命之家。 于家秘密联络点建立后,负责收转上下级的信函,传递情报,存放文件和红色书报,是特支委和各地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来往住留、接头联系研究工作的重要地方。 许先生独住于家小阁楼,看文件及处理党内一些工作,他每月的薪俸,都作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许先生借学校让他指导涪波社之机,将社内宣联部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秘密传阅进步革命刊物,严格按照共青团组织原则吸收成员。 许先生坚定的信仰和不倦的工作,深刻地影响着于惊雷,小伙子已成许先生优秀的助手。 于惊雷认定许先生是他的另一个父亲,虽没有血缘关系,但许先生的精神更让他茁壮成长。 于惊雷从许先生那里听到许多关于红军的故事,那些喊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心生无比的崇敬。 一天,于惊雷从许先生那里找到几张《向导》周报,上面的文章热情澎湃,解说明确,通俗易懂,特别是周报主编思想锐敏,旁征博引,直抵人心,令他折服。 许先生说:“这位主编蔡先生,在痛不堪痛、忍不堪忍的乱世,他从小就立下‘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宏愿。他说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读书为的是改造社会。蔡先生怀着‘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的赤子情怀,一刻也未停止对救国拯民真理的追寻。” 于惊雷说:“我想蔡先生选择的路一定和先生一样。” 许先生脸色凝重地说:“不,是我选择了蔡先生所选择的路,这条路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的宏伟梦想,蔡先生这样的人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梦者。” 于惊雷说:“先生也是这样的追梦者,我也想成为这样的追梦者。” 小伙子身上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许先生的赞赏,他敬仰的大钊先生就说过: 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 许先生深情地说:“这条路上的追梦者越多,我们的国家越有希望。但这条道路充满荆棘绝不平坦,洒热血,抛头颅是在所难免的,可以说是一寸道路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于惊雷坚定地说:“但这样的追梦者,他们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可以与山河同在,思想的火花,与日月同辉。风波境界立身难,我愿接受考验,在这动荡的革命环境中站稳脚跟。” 许先生说:“这位蔡先生才华横溢,是中国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第一人。当时‘**’和‘军阀’都是舶来品,普通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胡适都讥讽蔡先生的口号‘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事实上的根据’,但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不久前,蔡先生前往广东指导工作,途经香港时,因**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蔡先生在狱中受到各种酷刑,坚贞不屈,最后残暴的敌人将他四肢用铁钉钉在墙上,他仍不屈服,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许先生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于惊雷气愤地说:“可恨的内奸叛贼,人而无耻,不死何为!我恨不得将来专门除奸灭叛!” 许先生说:“蔡先生虽走了,和他的妻子向女士一样,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将来有一天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他们都是向死而生,因他们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于惊雷说:“蔡先生的妻子也牺牲了?” 许先生点点头说:“他俩是一对令人称羡的革命夫妻,当年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婚,他俩的结婚照为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表明他俩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的同盟而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业上的同盟而同舟共济。向女士在武汉组织并参加地下斗争,不幸被捕后,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毒打,她坚守党的秘密一字未吐,敌人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五一’这天,将她残忍杀害。蔡先生闻讯悲痛地说,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我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于惊雷默默地听着,死亡绝不会使人感到幸福,但他感受到蔡先生和向女士的的幸福。他们的结局是不幸的,但他们的幸福又是无以伦比的,这种幸福与普通人的幸福有着天壤之别,它愈是深沉,愈是沉默,许多领域是不幸无法涉及的。如果说泪水和笑容一样,都具有传染性,那么这种幸福更具有传染性――对于不愿生命在阴郁暗淡中度过的人来说。 于惊雷向许先生谈了自己的感受,许先生看着脸上焕发出一种神圣光芒的年青人说: “是的,平常人在总结一个人的命运时,总是把焦点放在他流下的眼泪上,却对他幸福的笑容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认为死亡决定生命的价值,而不是生命决定死亡的价值。” 于惊雷说: “先生,我明白了,一个灵魂低劣的人评价一位追梦人的幸福时,那种幸福就如同指尖的流沙一样穿过他的手指。 而它在追随者的手中,就如同金子一样贵重,并散射出眩目的光彩, 因为他能够充分理解命运赋予每一个人的幸福,而自身也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 许先生说: “惊雷,你在真正地成熟,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追梦人。” 当然于惊雷不知道,许先生珍藏着一把杭州折扇,上面画着一丛芭蕉,翠绿挺拔,芭蕉旁边一少女亭亭玉立,遥望天际,若有所思,一道笔力绢秀的七绝题诗与画成双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傍芭蕉立,绿透春衫未解愁。 扇面的空白处还有一首遒劲有力的和诗: 休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足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愁。 这把折扇是许先生的恋人冯小姐留给他的遗物,上面两诗,与其说是二人的唱和,不如说是二人携手迈进的表白。 冯小姐是许先生大学同学,美术系学中国画,在一次校內绘画展览活动中相识,许先生盛赞冯小姐一张条幅“诗画双绝”,并随口说“这条幅倘若画成扇面,那该有多么好。”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几天过后,冯小姐带来一把杭州折扇,笑着递给许先生:“这,送给你,请指正,也题一首诗吧。” 许先生展开折扇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展览厅所见条幅一般无二,非常高兴,当即和诗一首,从此二人由同学发展为恋人,进而携手投身革命,坚信共产主义能打倒**和封建主义,能使中国独立富强。 冯小姐是湘妹子,受党指派回家乡秘密进行革命工作,不幸被内奸出卖,敌人妄以为她年青,想通过引诱、威逼,甚至陪杀场的恐吓方式逼她开口,冯小姐严词拒绝说: “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好汉,干革命就不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冯小姐坚不吐实,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恼羞成怒,将年不满二十岁的冯小姐残忍杀害。 冯小姐牺牲前曾托人捎信给许先生: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共产主义没有完,也不会完,你要坚持斗争,永远坚守革命阵地,做革命的人,做革命的事,胜利那一天勿忘告诉我! 于惊雷在校组织进步学生,在涪波社秘密学习《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讲义》等革命书刊,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学校工友中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涪波社曾发起倡议,要求政府解放各地丐户,设立独立小学,津贴贫寒子弟升学,与普通平民同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使之增进知识学问技能,自拔于鼓乐、说唱、抬轿、淘粪、买破布等卑贱职业,改善其生活,提高其身份,消除这一特殊群体的目的。 这些丐户又称堕民,相传是“八大王”张献忠罪俘之遗。 涪波社的倡议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当局被迫采纳其建议。 龙绵北边陕甘连年大旱,夏麦枯槁,秋不能种,乡间树皮、草根均已掘剥食尽,饥民遍野,死亡枕藉。 涪波社通过义演宣传,大声疾呼龙绵各界募捐,以为垂毙之同胞请命,务望仁人君子大发慈悲解囊相助,节余零用资费,即活一人生命。 同学们率先募捐,社会各界闻风向义,上自皓颜老叟,下至髫龄幼童,无不踊跃捐款捐物,所捐资费少自一角,多至盈万,各尽其力,惠助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