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团准备离开北平出关赴东北，顾先生表示： 　　 以身许国，不计危难，外间恫吓，毫不动心。 　　 顾先生悍不畏死为国求公道的态度和风釆，国联调查团成员都为之折服。 　　 李顿爵士警告吉田伊三郎： 　　 “国联代表团来到中国，是要对这里的民众说，我们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支持。 　　 到访东北更是为了拯救生命,减少痛苦,帮助寻找和平之路。 　　 如果让东北成为‘无法承受的痛苦中心’,那就是国联的失败！ 　　 国联的失败,会成为这个世界非常令人失望、沮丧和愤怒的来源。 　　 顾先生为国联代表之一员，反对中方代表，无异反对国联。 　　 顾先生参与调查团系国联规定，顾先生有赴东北必要。 　　 如贵国政府不允许顾先生赴东北，并保证其人身安全，国联调查团将就此取消东北之行， 　　 国际社会也必将对贵国政府的蛮横作出合理反应！” 　　 日本人屈服了，他还不敢完全烧掉东京通往西方的桥梁，吉田伊三郎向李顿爵士保证： 　　 “日本不能使满洲改变其已定政策，撤回拒绝顾先生入境之主张。 　　 但是，因日本目前既负维持东三省治安与和平之责， 　　 如顾先生偕同调查团赴东三省，日本决尽力担保其生命之安全。” 　　 日本人忌惮顾先生，是因顾先生当年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据理力争，差点让日本颜面扫地。 　　 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西方列强纵容偏袒日本，对牧野的要求予以默认。 　　 顾先生起身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 　　 他的发言，一举扭转世界舆论形势，并为祖国博取到更多的同情。 　　 他又不惧强权、不惧权威，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高傲的西方外交官们，无不称他是“一个真正剪掉发辫的中国人。” 　　 高澎曾向顾先生请教： 　　 “真正的外交官是什么样？” 　　 顾先生说： 　　 “深爱自己的祖国，随时随地在远隔千里甚至**的地方为她争取荣誉和权力，这就是外交官。” 　　 高澎肃然起敬，在她眼里，从政治和文化意义而言，顾先生可以说是相当一批西化程度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外交意义而言，他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过去中国不屈不挠的外交形象；从国际形象意义而言，顾先生可以说是人类追求和平与秩序、公理和正义的代表。 　　 接着顾先生的口气有点悲哀，他对高澎讲起那件点燃“五四”运动火种的外交事件对他的影响：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作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高澎说：“此刻我对先生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顾先生说：“是啊，一个外交官的底气如何，要看自己国家实力的强弱。否则哪怕你外交技巧再高超，也顶多是会议上的精彩表演，换一回对手的掌声，但很难换回半点实际的好处。” 　　 在国联调查团内，顾先生和吉田伊三郎的会谈表面一团和气，实际貌合神离。 　　 尽管两人极力淡化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但现场气氛略显紧张。 　　 他们有时紧抓讲台，有时轻轻瞥一眼对方，有几个瞬间你能感觉出来，背后的实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轻松。 　　 调查团东北之行的线路问题，顾先生和吉田伊三郎的分歧公开化且互不相让。 　　 吉田伊三郎建议调查团走海路由大连入境东北，顾先生则坚持乘火车由山海关入境东北。 　　 吉田伊三郎的理由是，大连在日俄战争后已转租日本，治安状况良好，山海关一带日中军队对峙，军事冲突时有，不利调查团安全的因素很多。 　　 顾先生则认为，调查团赴东北的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收集证据，查明真相，从两军对峙地方入手，经目之事胜于雄辩。 　　 麦考盖将军笑道： 　　 “日本人自己都讲，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从山海关入境，我们不是马上能看到他们怎么做吗？” 　　 调查团其他成员也认为从山海关入境可以尽快展开调查工作，吉田伊三郎着了急： 　　 日本已增兵东北，关东军的兵力由“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增加一倍，关东军仍感兵力不足，要求军部先由日本本土第8、第10师团各以一个混成旅调往东北，随后军部又派去这两个师团的主力，上海方面的第14师团也转调东北，担当所谓“戡定作战，恢复治安”，对以马占山将军为首的义勇军展开血腥“讨伐”，山海关至锦州一线，则配置第8师团，对热河及华北方面实行威慑警戒。 　　 李顿爵士不顾吉田伊三郎的竭力反对，让调查团乘坐专列经山海关入境东北。 　　 专列到达山海关，驻扎的日军不允许列车通过，调查团再三交涉，日军严词拒绝。 　　 “这是饿狼对狮子的冒犯！”克劳德将军忍不住咆哮。 　　 “我们手无寸铁，智慧再多，不等于勇气足够。”希尼博士耸耸肩。 　　 “但智慧是勇敢的亲兄弟，不要怕他，因为他也怕你！”麦考益将军有些幸灾乐祸。 　　 李顿爵士亲自与日军交涉也无效，他只好自嘲： 　　 “勇敢的退却也是英勇的行为，走水路进入东北，也不影响我们调查的目的。” 　　 顾先生不得已，对高澎叹道： 　　 “日军令人无法容忍、不可原谅的冒犯，证明日本人的政治火药狂。 　　 他们隐藏的暴力，以一种恶性螺旋形趋势打国联耳光。” 　　 高澎说： 　　 “作为国家利益的看门人，先生肩上担子可不轻。 　　 如何把我东三省人民的悲伤和愤怒，让调查团传递到国际社会舆论场， 　　 我想日军的横蛮，终将把真相的信息以猛烈之势传导到国外。” 　　 没能阻止顾先生作为中方代表入境东北，土肥原贤二的得力助手川岛芳子愤愤不平，她说： 　　 “姓顾的踏入满洲，属下担心国联调查团为日中关系把脉的‘倾听之旅’，会因他而蒙上一层阴影。” 　　 土肥原贤二不以为然道：“他充其量是南京当局对大日本帝国所谓‘椰子战略’的践行者。” 　　 川岛芳子问：“何为椰子战略？” 　　 土肥原贤二说：“椰子可以用来形容外表属于一种类型，但内心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在这里我用来形容南京当局的对日政策。虽然椰子外表坚硬，看起来不好对付，但里面很柔软。它外表看起强大，但内部却很软弱，因此椰子是一个矛盾体。” 　　 川岛芳子想到“九一八”事变后，11月26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老蒋北上讨日大会，到会学生万余人。 　　 先是本月初，平津两地学生要求抗日，宣布总罢々课，派代表南下请愿，各地学生相继响应，老蒋为欺骗舆论，诡称：“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 　　 抗日救国会学生要求老蒋签署出兵日期，老蒋只得派贺耀祖代表出席，大会向蒋赠旗一面，上书“为国杀贼”四个大字，右书“蒋总︹︺ 司 令北上讨日纪念”，贺耀祖代蒋接受，并声言：“唯希望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內”，勿被“反动派利用北上之说，作种种恶意宣传”。 　　 川岛芳子媚笑道：“机关长妙喻传神，国联调查团也像‘椰子’，对付椰子要么是信任地板的坚硬，要么是信任锤子的坚硬。” 　　 土肥原贤二说：“所以我建议关东军阻止调查团专列入境满洲，就是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川岛芳子说：“机关长毒病毒药医，不论调查团采取什么办法，您总有措施跟上。” 　　 土肥原贤二说：“前辈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君告诫过，对中国东北政策从来之病灶，其错误不在于政策之目标，而在于实行方法。” 　　 川岛芳子说：“属下不大明白，请机关长多多指教。” 　　 土肥原贤二说：“吉田茂君认为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日本国民生活之国策，不求之于发动本国之国力，而一味追求渺茫的日中亲善，结果使帝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人，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的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方的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帝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帝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川岛芳子说：“属下明白了，大日本帝国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 　　 土肥原贤二说：“芳子小姐一点就透，英国人在印度的行为，并不在于印度人的以善意欢迎；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没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洲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都不可能箪食壶浆欢迎入侵者。” 　　 川岛芳子笑道：“调查团里成天喊着正义公理的列强，个个屁股不干净，有什么资格当我大日本帝国的教师爷？” 　　 土肥原贤二笑道：“中国人常说刁猴最爱戴红帽，芳子小姐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川岛芳子娇笑道：“机关长明知故问，这句中国俗语是说，容易受人愚弄的人，最喜欢别人给其戴高帽子。” 　　 土肥原贤二说：“我观调查团里的大鼻子们,也是这副德性，等他们到来，我们要制造一系列假象：收买亲日分子组成民意代表团，热烈欢迎调查团，大街小巷张贴‘五族共和’海报，再把市民赶上街摇旗呼口号，给调查团展现民众安居乐业景象。” 　　 川岛芳子说：“机关长的主意高明，可掩盖炮火摧毁的东西,需要不少时间。” 　　 土肥原贤二得意地说：“我先前同意这帮讨厌的家伙经北平至山海关入境东北，现在又让皇军拦下专列，逼他们回头走水路，按照我们设定的线路调查吧。” 　　 川岛芳子大笑：“对他们而言，大海的景色应该比战火硝烟美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