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崇祯七年转进过四川，那一次的荼毒令川中许多百姓至今闻“黄虎”色变。次年，赵营入川，四川再度鸡飞狗跳。而本年闯、赵二营联手席卷重来，声势无疑较前两次更为浩大。　　侯良柱战死军灭、川北一片糜烂自不待提，而今，作为省府所在的成都城，也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困境。李自成放言，誓要攻破成都，与蜀王朱至澍“把酒言欢”。他的鬼话自无人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的，是他要和蜀王饮酒之戏言，赵当世不相信的，是他攻破成都的决心。　　之前提过，赵、李二人对终要离川的方针心照不宣，不过，他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通俗而言，李自成希望赵营来成都，与闯营会合，然后再择机一起出川，但赵当世希望与李自成分道扬镳。　　促使赵当世决定脱离李自成的原因很多，主要说来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权，一个是生存空间。　　纵然目前赵营人数较闯营为多，可闯强赵弱的形势终究难以逆转，和闯营联合，时间久了，就李自成自己没那个吞并的心思，赵营也会慢慢给闯营吸收同化。而同化的结果，不单是赵营彻底消失，赵当世以及赵营系统的将领们，也势必军权旁落、逐渐成为边缘人物。忙乎到最后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要说赵当世接受不了，拎出赵营的任何一个军将都不会接受。　　况且赵当世通过一路上与李自成的交流，大致了解了李自成的战略想法。　　可以说，李自成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这不是说他眼界狭窄，而是他始终认为，闯营的根就在陕西。离开了陕西，闯营就像没有根的树，终究难免败亡。也因为心存这个执念，他才会在诸寇纷纷离开陕西的大流下，依然选择留守，不惜赌上性命与洪承畴等官军周旋。他每次离开陕西，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像这次，洪承畴在陕西布策得当，占尽了优势，他不能不以退为进，躲入四川以避其锋芒。但他明确说过，进入四川，一为了获取喘息恢复的机会，二为扯动陕西方面官军的部署，其中，后者的重要性还在前者之上。他之所以在川中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逼迫朝廷、洪承畴率陕军援川，利用川中复杂蜿蜒的地势，他有信心将陕军的部署完全打乱，从而获取再回陕西的战机。　　既然李自成想回陕西，那赵当世就不能回去。陕西是闯营的老窝，不是赵营的老窝。李自成在陕西振臂一呼，可以死灰复燃，他赵当世做不到。且回到陕西，形势险恶，不是给官军灭了，就是给闯营吞了。赵当世不会傻到自投罗网，他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和第一次入川相同，他最终选择的，还是去湖广。　　如果说从流寇的视角看，陕西已经成为李自成闯营的势力范围，那么湖广乃至于临近的河南、两淮，仍然可以称为群雄割据。活跃在湖广以及广袤中原腹地的流寇们多如恒河沙数，而且其中规模大者，论实力，完全不在李自成之下。那里充满了挑战，但也充满了机遇。　　在赵当世眼中，如今的赵营，远未可说成熟完整，尚似一头初生的牛犊。初生的牛犊，永远跟着母亲，被呵护关爱或是圈养在栅栏中望着那一片小小的天空，到最后的结果，不是被人宰杀，就是被驯服成俯首帖耳的良畜，这不是赵当世的追求。他希望，赵营能冲破拘束，奔向无尽的荒原与荆棘野蛮生长，即便会遭到不计其数的艰难险阻，但只要挺过去，就有机会慢慢成长为一只百兽敬畏的大野牛甚至疯牛。　　乱世，最宝贵的不是安逸，而是危险。危险带来机会，抓住了机会，就等于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和许许多多揭竿而起的百姓类似，赵当世一开始，也不过是个赤贫家庭的一份子。若无变故，作为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长大后能做到供自己衣暖饭饱，就是最大的愿望。但他抓住了机会，而且一个接一个抓住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才造就了今天的赵当世、今天的赵营。欲壑难填，在赵当世看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在无尽的欲望的驱使下，他才会产生足够强大的动力砥砺前行。现在的他，当然不是最初那个只求温饱的贫家子，他的野心与欲望超出这十倍、百倍、万倍。他对此并不觉得羞耻，反而笃定一旦失去了更大的追求与欲望，那他离灭亡那天，也就真的不远了。　　赵当世到达梓潼后，就收到了李自成催促自己尽快前往成都的书信。他写了一封回信，交给来使，让他带回给李自成。信里委婉拒绝了李自成的邀请，并大概阐述了自己想去湖广的意图。当然，在信中，赵当世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要走，李自成也不会阻拦。因为在汉中时，赵营已经相当于帮着闯营度过了一道难关，只凭此一项，李自成就不该为难自己。　　送走信使，赵当世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将去湖广发展的方针正式传达给了众军将。除了惠登相等少数几个表示心里没底外，几乎所有曾经陪伴着赵营一路浴血奋战至今的军将，都举双手赞成。其中尤以侯大贵等几位宿将的态度最为坚定。时至今日，他们已然确确实实成为了赵营的中流砥柱，说是利益共同体也好，说有深厚的归属感也罢，总而言之，赵营在、他们在，赵营亡、他们死，一点不为过。　　粗定路线，决定先向南进入潼川州，然后沿着涪江直下重庆府定远县，之后视具体情况而为，或穿过重庆进入湖广，或借道顺庆府，从夔州进入湖广。军议上，也有军将提出可借鉴两年前的路线，但赵当世认为不妥。因为要走故道，就得进入保宁府，然而保宁府现在不但屯驻有王维章本人以及大批官军，袁韬也盘踞在那里。若与他们再纠缠起来，一时半会儿难以成行。这两日，又零零碎碎下了几场小雪，气温也下降得厉害，赵当世决意快速出川，自不愿意在路上节外生枝。　　走潼川州，是一条新路，在场军将们谁也没走过，老实说，人人心里都悬乎。可是，也因为悬乎，他们的心里同时也抱有期待与兴奋。前路未卜，会让懦弱者心寒，却也会点燃勇敢者的热情。　　方针已定，行动却无法立刻着手。主要因为剑州方面的人还没有完全撤离过来。此前侯大贵等人为了参加军议先走一步，现在留在剑州城的，还有老本军的左营与后营。后营都是些辎重以及随军人员，行动较慢，左营吴鸣凤部则才从剑州城东南的铁山关退回剑州。　　根据预计，二日后，也就到了十一月，全军可开拔南下。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计划永远比不上变化，就在次日，从剑州传来一个噩耗，侦测到自北而来一股官军，人数二千上下，已过了剑阁。这支官军来得极为诡秘迅捷，甚至到了剑州城北二十里，才被剑州的赵营兵马察觉。　　赵当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支官军的主将乃是孔全斌。这孔全斌出身辽东，曾在故辽东经略熊廷弼手下为副总兵，后调任川中，现为松龙副总兵。此前他一直作为客军，在陕西听从洪承畴的节制助剿，可以想见，他此来定是受了洪承畴的指派，而洪承畴这一步棋，着实走的极妙。　　说妙，既在于孔全斌出击的时机恰到好处，也在于孔全斌的特殊身份。按赵当世的预估，至少在赵营开拔前洪承畴都会因朝廷的允许未至，而不得不顿足川陕边境。但洪承畴利用孔全斌为川将的特殊之处，成功越过了这道阻碍——孔全斌回援川中，本职所在，自不用担心朝廷责罚。而且，孔全斌熟稔川北地理，专挑生僻小道行军，十分隐蔽，也完全达到了奇兵的效果。　　留在剑州的赵营，只有老本军吴鸣凤的左营以及张妙手的后营，其中后营多是老弱妇孺，兵士也都没有操练成型，所以可堪战的，仅吴鸣凤的二千人罢了。这二千人虽说是赵营最开始训练的一批战兵，又经过剑州之战的锤炼，但毕竟成型时日尚短，独立面对同等数量的官兵，很难占到便宜。吴鸣凤心思缜密，也想到了这一节，没有出城作战，而是凭城死守，同时快马加急，向梓潼方面求援。　　孔全斌显然很擅长攻坚，他抵达剑州时，已经黄昏，官军在他的带领下发动了三波进攻，除了第一次试探，后两次都几乎攻入了城中。吴鸣凤竭力抵抗，死伤百余人，才勉强将官军拖到了夜幕降临。　　本想着天一黑，官军就该消停点，可谁知孔全斌颇为老道，完全没有容赵营从容休整的意思。他将营寨扎于嘉陵江西侧的一片草甸上，继而派出数十股官兵轮番出击。这些官兵每股不超过二十人，他们手里不带任何攻城器械，带的都是号角、锣鼓等等吵闹的乐器以及许许多多的开山小炮。他们一批接一批，轮班而出，在剑州城的各个角落制造噪声以来骚扰官军。单轮噪声，剑州城那么大，总能找到清静的地方，但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最主要的。赵营的兵士们到后来已经明白官军十有八九只是在虚张声势，不会发动真的进攻，可纵然这样想，一听到骤然而起的号声、炮声，他们还是不得不打点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警惕。一切都是猜测，谁都料不准官军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只要有一次疏忽大意，给官军钻了空子，那么一切就都晚了。　　孔全斌用最小的代价，就换取了驻防剑州的全体赵营兵士的高度戒备，占了极大的便宜。吴鸣凤无可奈何，又不敢派人出城驱逐，只能捂着耳朵，忍受着嘈杂与不眠的痛苦。他都如此，更何况普通兵士。官军几次骚扰下来，排列城头的许多赵营兵士，都显露出轻重不一的烦躁与疲惫。　　官军在养精蓄锐，自己这边却备受折磨，但看孔全斌黄昏时的架势，怕今夜一过，日头冒尖，他就会再度发动猛攻。就拿现在这种状态，怎么能抵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官军？吴鸣凤暗暗叫苦，他甚至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坚持到梓潼方面援军到来的那一刻。　　正当他忧心忡忡，坐在城阶上，吹着凉风苦苦思索时，蒲国义找到了他，一番话，顿时令他黑暗的世界，重现一丝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