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带着救援的人很快赶到了,近百警力全副武装,还带着不少助燃设备。他们组织人连夜下洞,很快就传上来消息—— 下面是个十几米深的天然暗洞,空间不小,两只“虫王”深陷盐堆,已经脱水而死,那些“触须”和车上的幼虫也大多葬身盐海火海,只有几只半死不活的,被同事们烧成了黑灰。 我更关心童柳,可他们却说,洞下没见到一个人,只有童柳的一截衣角,上面沾着血迹。我根本不信,亲自下去看了,果然,童柳踪迹皆无。 车里、盐堆下、洞壁上,我反反复复的寻了好几遍,甚至两只“虫王”的尸体都让我剖开了,却依旧没有任何线索。最后,倒是发现了几条小洞分支,只是洞口还没有碗大,就连个孩子都钻不进去。 惊奇的同时,我心底也暗暗发冷,除非…… “除非,童老师被‘虫子’占成了‘宿体’,肢解成几块儿,钻进了小洞!”杜龙彪口无遮拦的喊,见我脸色难看,也不敢往下说了。 队长马上命人挖掘小洞,但大多没几锹就到了尽头,只有一条越来越细,用土办法一探,深深地通向地底,好像没有尽头…… 其实我们都知道,再挖下去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又怎么会藏身这里?不轻易放弃,只是一种心里慰藉。可就算能挖出什么,恐怕也和杜龙彪说的没什么两样,我不敢再往下想…… 同来的还有专家组,在咨询了童教授的意见后,队长让人往那条小洞中灌下了大量的浓硫酸,如果真有“皇蚂蟥”的幼虫和“触须”钻进去,也算彻底断了它们的活路。 天亮了,同事们陆续撤走,最后洞底只剩下几个人,童教授呜咽着和我说了很多,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杜龙彪窝在一角猛猛地抽烟,队长看了我们俩一眼,叹口气,转身也走了。童杨像个小孩儿似的,一直抱着腿哭,我本来想过去给他两拳,但没动手。 …… 队里给我放假,让我整整休养了二十天,期间我一直在打听湖上的事儿,得知,全省各级都相当重视,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善后工作,不止对湖上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更是在事发地方圆几十公里都设置了长期监控站。 那几个运送军卡的大兵再没任何下落;老雪头儿所在的村子彻底荒了,那些外逃避难的村民得到了重新安置,一些隐瞒不报的村干部受到了追责,乡镇主官也跟着受了连累…… 后来听说,在童教授他们的帮助下,搜捕队也确实诱捕到几条“变异”的鱼类,都以绝对手段进行了灭绝,后来,松湖重归平静,再没有过什么类似的事件发生。 只是,也没有童柳的任何消息。 一个月后,队里对我们小组的奖惩决定下来了。本来我们记入集体一等功也不为过,但不知哪个想出名想得发疯的小报跳出来——根据他们的“深入”调查,找出了我们小组在这次任务中的严重失责,矛头直指“脱岗漏岗”、“玩忽职守”——这就有点儿像现在的“网络喷子”,不管你干得有多对、有多好,大家点赞成果的时候,他们批评过程;大家称道过程的时候,他们痛骂结果。这种人过去有,现在多,将来一段时间也不会少。 由此,老罗和齐业民就成了造成“严重失责问题”的直接指向。省局市局也不得不派出专门调查组,其实大伙儿心知肚明,就算没有那一晚的“失职”,情况也不见得会有多好。 但总要封住小报的嘴,这个“黑锅”必须有人背,哪怕在奖励之后再象征性地打上一板子。甚至队长都自告奋勇地接“锅”,但齐业民很仗义,想把所有的错误都一肩扛下来,最后还是县局领导发了话——老罗在牺牲前,就已经越过县局,托人向市局偷偷上交了“检讨报告”,就怕耽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前途…… 齐业民听到后哭了。杜龙彪也恨恨地砸碎了一张桌子,“妈·的!还讲不讲道理?!都瞎么?看不见老罗为啥死的?!” 老罗被评为烈士的事暂时延期,但他和大刘的追悼会还是去了不少人,省局和市局的领导都来了,我师娘在现场哭得晕倒好几次,她的女儿抱着父亲的遗像神情发木,显然还不能从巨大的悲痛中缓醒过来。 我和杜龙彪、童杨被授予特殊嘉奖,直接越过了实习期,据说,破格提职决定也下来了。随后,让我们准备好发言材料,打算在全省范围内作先进事迹报告,以便用有力的言辞扩大我们的正面影响。当然,发言内容绝对不能提及什么古生物、皇蚂蟥等等敏感信息,应重点从发扬献身精神方面说起。 姐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童杨自然情绪低落,但他还是天天在稿纸上写写划划,准备得很认真。 杜龙彪的火气越来越大,从早到晚嚷嚷,“谁他·妈愿意去谁去,反正不给老罗‘平反’,我就死磕到底,县局不行就市局,市局不顶用就省里!”每次见到我们队长他就问,“到底哪个小报在给咱们抹黑?!我去一把火烧了他们报馆!” 我问得最多的是,老罗的事儿是不是很麻烦? 从各方的回答来看,确实如此,现在正处于风口浪尖上,老罗的奖惩决定还得先放一放,等风头过了,再内部追认嘉奖也不迟。 而且自省局到县局也有些自顾不暇,他们同样遇到了焦头烂额的麻烦——那家“疯子”小报又拿专家组死伤惨重说事,为博人眼球不遗余力。 报告会召开的那天,杜龙彪还是去了,不过不是为了宣传自己,我知道他的小心思——听说这次报告会省局很重视,邀请了不少大小媒体,他一定是想在现场把那家小报揪出来。 会场设在省局会议中心一楼大厅,上千座位满满登登,座无虚席,省局市局领导都到场了,县局领导的座位都被排到了后面。 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介绍了我们三个的基本情况,便请我们一个一个登台报告。 最先上去的是童杨,他这几天都失魂落魄,但一到了台上,马上振奋起精神—— “在警校的时候,我就时常问自己,是什么让我的前辈披上了这身神圣的警装?是什么让他们端起了手中的钢枪?是什么让铁血儿女前赴后继?是什么让傲气忠魂再铸荣光!啊——是祖国的召唤!是人民的期望——” 童杨好像换了一个人,满面红光,语调阴阳顿挫,不得不承认,讲得很好,讲得震撼人心。 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台下的闪光灯猛烈地闪烁着,让他更激动更激昂。 杜龙彪一边撇嘴,“都他·妈成他干的了……”一边在闪光灯后找目标,可直到童杨下台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收获,旁边他的队长直捅他,“到你了,快上去。” 杜龙彪又犯了倔劲儿,指指正在下台的童杨,“他都说完了,我还有啥好说的。” 气得队长差点儿给他一杵子(拳头),急催道,“不是,瘪犊子,你故意给我上眼药儿是不?快上去,被磨叽!” 杜龙彪雷打不动,“我之前就说了,谁爱上谁上,我就这熊样!” 我站起来,“还是我先吧。” 队长对于我的“救场”很感激,杜龙彪却狠狠地瞪我,“叛徒!”队长忍不住给他一下,“你也学学小李,看人家多知道顾全大局!” 杜龙彪还是瞪我,“叛徒神气什么!” 我走上台前,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站稳,台下的几千只目光看向我,相机摄像机的闪光让我有些头昏眼花。 主持会议的同志以为我怯场,在一旁帮我释压,“这位就是我们的第二位楷模——杜龙彪同志!”他不认识我们,只是按着设定好的发言顺序念。 台下很多人都笑了,我也笑了。 我说,“不,我不是杜龙彪。” 他反应很快,“对,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英雄!” “没错,我们都有共同的名字——”我开始看自己手中的稿纸,内容是县局领导审过的,改过好几回。刚才童杨完全脱稿,我现在却低头看稿,大伙儿都以为我一紧张忘词了,主持的同志又想替我解围,我把稿纸扔在桌上,他总算松了口气。 “我叫罗振国。”我抬头看着台下,似乎所有人都愣住了。 “也叫刘国柱!” “叫老雪头儿!谢光伟!赵宏!”我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不是紧张,是激动,“也叫童柳!” 主持同志手里也有我的稿子,偷偷看了看,显然每一句对不上,他朝台下的领导席看去,知道要出事。 省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微微摇头,示意不让他打断。 我把这次死去的人名统统报了一遍,“我,就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他们从未离开,会在我们幸存者的身上继续活下去!” 杜龙彪也不找目标了,第一个站起来喊“好”给我鼓掌,随后,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罗振国这个名字大家叫得不多,他们都喊我老罗——”我学着老罗的口气,脸上强挤出憨憨的笑,但眼泪一直在打转儿,“天老爷照顾,我老来得女,丫头生地好看,随他妈不随我——”我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唉!只是我这丫头啊,天生有点儿小毛病,总时不时地跟我闹闹小情绪,今天卧床了,明天又手术了,后天……嗨,不过,咱有招儿啊!不惯着她,一年到头儿也陪不上她几天,眼不见心不烦嘛,挺好个大闺女,要是能被小病小灾打倒,那也不配做咱老罗的姑娘!” 台下的很多同事眼眶都湿润了,有的女同事已经开始偷偷揩眼泪。我的话戳进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作为警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职业的辛苦和危险。 之后,我以老罗的身份讲述了他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直到说起那次“脱岗”的原因,台下更多人哭了,我看其中还有很多记者和社会人士,他们一边哭一边鼓掌,我很欣慰,这些掌声都是送给老罗的。 但我后面的话让掌声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