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常在宜兰弘法，后来创设了一个幼稚园，那时有七八位年轻小姐担任老师。我见她们很有学习性，便省吃俭用，凑出一笔经费，作为车资，经常送她们到台北、板桥接受幼教师资的讲习。她们每每在即将出发之前，一再问我：“师父！我们真的要去吗？我们走了，谁来教幼稚园呢？”我回答她们：“我也会带幼稚园，你们快去吧！不要错失良机！”她们学成回来之后，继续担任教职，将幼稚园办得比以前更有声有色，学生人数竟达五百余人之多，在当时可说是台湾之冠。后来她们陆续随我出家，其中就有现在的慈嘉、慈容、慈惠。　　十多年后，在佛光山草创初期，正是财务最拮据的时候，我又陆续送慈惠、慈嘉、慈怡、慈庄、慈容等人去日本留学。她们甚至在临上飞机时，频频问我：“师父！我们一个个走了，您一个人怎么能料理开山那么多事情呢？”我依然以平静的口气回答她们：“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们不要犹豫迟疑，错失了良机！”她们毕业归来之后，帮我办理各种文教事业，佛光山因此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后来，我又送了一些徒众继续到世界各国去深造，但也有一些没有条件留学的弟子，自己前来要求留学，我回答他们：“你们留在山上好好学习行政、法务，不要错失良机！”一些弟子听从我的劝告，继续留在佛光山多方参与，现在都已是住持一方，“良机”无限，他们都很感谢我当年的苦心；一些弟子一意孤行，后来学无所成，悔不当初，才知道自己没有条件，即使争取到机会，也不是“良机”。所以，什么是“良机”？我觉得：有未来性，能利己利人的机会，才是“良机”。回想我并无聪明才智，境遇也不是很好，但是仍能为佛教创出一番天地，“没有错失良机”正是重要因素之一。　　即以读书深造为例，过去我还在焦山佛学院念书的时候，曾有机会可以进师范学院念书，但师父却以苛责的语言回绝了我，而送我的师弟今慈去念大学。后来师弟还俗，我才恍然大悟，伟大的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不要错失良机”。　　来到台湾之后，我遇到曾在天宁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圆明法师，一九五一年，他获得台湾佛教会的奖学金赴日留学，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只可惜他也像许多到日本留学的年轻比丘一样，滞留当地，后来听说在大学教书，兼开补习班，将会终此一生。记得当时的我居无定所，一文不名，既没有圆明法师这么好的机缘，也没有同门师兄弟得以依靠，但凭一股爱教热忱，在各处弘法布教，却因此结下许多法缘，开拓日后广大的人生。所以，机会来了，不见得好，如果一念之差，随波逐流，反而“错失其他真正的良机”；没有机会，却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一种潜在的“良机”。　　四十年前，因为我经常为了护持正法、厘清佛教的原则，而在报章杂志上扫除邪见；又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引起日本大正大学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寄给我一纸博士班入学通知单，希望我前往就读。当时我想：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我要努力读书，将来学成归来，服务大众，好为中国比丘争一口气，让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到了日本就会变节还俗。既而又想：“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台湾这片佛教沙漠之中开辟了一些绿洲，如果我去了日本，有谁能继续我的愿心，将菩提种子遍撒台湾各个角落呢？”正在犹豫的时候，高雄万隆酱园的朱殿元居士得知这个消息，焦急地跑来问我：“你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要去日本当学生呢？”我突然醒悟：“此时此刻，我何必为了博士虚名争一口气远赴东瀛呢？我留在台湾好好耕耘这一片净土，如果能让佛教拥有光明的前途，就足以证明比博士学位更为重要！”后来事实证明：我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但是我并“没有错失良机”。在此二十年后，美国东方大学颁给我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么多年来，我看尽世事起伏，往往发现：人，之所以会“错失良机”，大多在于私心自蔽，以致自他受害。原来所谓“良机”，是要自他欢喜，彼此有益，公私两利才可。　　像太虚大师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组团到国外宣扬国威，揭穿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宣传，获得英、美、锡、缅等国的支持，使得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成功，所以无论在朝在野，声望都很高，这本来是振兴佛教的“良机”，但由于佛教守旧派的僧伽不肯合作，以致功败垂成，令人扼腕。记得当时我等一批僧青年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曾在南京组织佛教青年会，准备如火如荼，有一番作为，可惜后来因为会内有人捣蛋而使会务告终，就这样丢失了“良机”，当时我的心中真是悲愤填膺，但又徒呼奈何！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佛教地位低落的当时，曾遭遇一段困厄的时期，但我并不气馁，依然为弘扬佛法而奔走，或救济风灾、震灾，或到监狱讲经说教，或到乡间海边弘法，或编印发行杂志，或许是因为如此，得到多位教界前辈的垂爱，给予我发展的机会，只可惜因缘不具，仍然不能圆满所愿。像慈航法师曾介绍我到嘉义天龙寺去当住持，尽管老住持能之法师已然承诺，但由于没有得到寺内全部委员的同意，所以我默然不敢承受；一善堂的负责人吴随居士也想将堂务交给我接管，然而他的亲族很多，意见不一，所以我婉拒了他的美意。纽约大乘寺的主事者应金玉堂有意将道场交给我，并承诺我办移民二十人前往美国，也听说他家人有意见，因此我没有动身前往接任。许多人说：“你好傻！既然住持人都同意了，你何必管那些闲话，而白白浪费弘法利生的机会呢？”我告诉他们：“机会如果是勉强成事，而非众缘和合，就不是‘良机’，宁可失去的好。”当时心想：“惭愧自己无福无德，惟愿效法前辈给人因缘的精神，并且设法让大家皆大欢喜，使之成为别人的良机。”或许是因为事先设想周到，我推荐同道至各处住持道场，例如我推荐月基法师到高雄佛教堂、成一法师主持头城念佛会、真华法师主持罗东念佛会、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都能一一成功，眼看佛法传播日广，心中好不欢喜，深深感到：“良机”不一定要自己拥有，同道们遍布各地弘法，促使佛教兴隆，不但大众受益，身为佛教徒的我们也都可以跟着沽光，不是很好吗？一向以来，我本着这种为大家制造“良机”的理念立身行事，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为自己创造了多少“良机”。　　想当初没有人愿意留在宜兰弘法，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地方偏僻，设施落后，并非“良机”，而我却能在此地一待数十余年，将兰阳佛教带动起来，使兰阳弟子遍布全省，甚至全世界，最主要是因为我只想到要为宜兰人创造“良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尊荣利益。　　开辟佛光山亦然，那时曾有人劝我：“这片山林地质不佳，风水又不好，难怪没有人要，尤其高屏溪就在山的前面流过，将来钱财全部都会流走。”我告诉他：“我觉得溪水流过去很好，这代表法水永长流。”等到我力排众议，将佛光山建好了，却又听到别人说：“你真会看风水，拣到一个‘良机’，我今天绕山走了一圈，发现整个佛光山是兰花瓣的形状，好一块福地啊！”其实我哪里懂得什么风水，当初来此，既是为了找一片便宜的山林可以建寺办学，也是因为看中它在乡下，可以让我避免许多无谓的应酬，而能专心一意为佛教培养人才，创造更多发展的“良机”。结果，我真的“没有错失良机”！可见“良机”处处有，地理风水也是惟心所造啊！　　一九七一年，佛光山上正大兴土木，兴建朝山会馆，由于必须移山填沟，所以花费甚巨，虽然建筑商特别通融，答应我的请求，让佛光山赊欠钢筋水泥款，但是那段日子还是十分难挨。当时有人劝我也不要再进行了。我回答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建朝山会馆，是因为看到信徒每次来山，连食宿的地方都没有，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想到朝山会馆建好之后，给予信徒莫大的方便，来山的人因而越来越多，我用佛法接引他们，奠定了佛光山的发展基础，至今想到此事，还很自豪从头到尾都“没有错失良机”。　　美国弘法之初更是困难重重。记得慈庄、依航才到洛杉矶筹备建寺不久，就饱受民众严重抗议，加上当地美国人不了解正信佛教，而一些异教徒又故意从旁毁谤。从台湾前往美国探亲的信徒们，回来之后，向我描述当地情况直可以“风声鹤唳”四个字来形容，虽说知徒莫若师，我相信弟子们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但我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只要抱定奉献的心意，和大众结缘，就是‘良机’，不要错失了！”十多年寒暑过去了，她们以无比的诚意及耐心与当地人士不断地沟通交流，提供服务，果然不负众望，最后附近的居民竟然全力支持西来寺的建设。一九八八年落成之日，嘉宾云集，有一位记者问我：“西来寺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我告诉他：“西来寺不但开放给僧信二众作为礼佛净修的场所，也提供各界及社区人士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希望以热忱的服务，用佛法的文化为大家带来各种‘良机’。”　　真的，我在各地弘法度众所抱持的就是这种给人“良机”的心情，也因此有难不觉难，有苦不觉苦。像香港过去有些人基于对赌博赛马的迷信，见到出家人非常排斥，许多外地法师不敢久留，但我仍派依如到那里，亲近当地长老大德，一再告诉他要不计辛劳，默默服务，他善解我意，十年有成。我在香港讲经，从沙田大会堂讲到红磡体育馆，听众一年比一年盛况。后来应当地信徒要求，兴建道场，从佛香精舍到佛香讲堂，法务一年比一年昌隆；后来当地张莲觉居士创建的东莲觉苑委托我派人管理，荃湾的弘法精舍提供给我作为教育场所。香港人对出家人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他们亲切而有礼。尤其近几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弘法，发现香港移民最为热忱，不但出钱出力，而且从不居功。问起他们学佛因缘，许多来自佛光山最早办的佛香精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大家彼此都“没有错失良机”。　　其他弟子如慧礼、依来等人在南非建寺时，正值种族纠纷最严重的期间；永光、永宁等人被派去菲律宾弘法时，也是内乱暴动最厉害的时候。尤其当地人大都信奉耶教，“佛教”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可以说种种情况对我们都十分不利。幸好派在当地的徒众都具有共识，认为越苦难的地方，越需要佛法，所以宁可为法捐躯，也“不要错失良机”。只见他们不顾众人奇异的眼光及嗖嗖的枪声，在街巷市场弘法布教；不计辛苦疲惫，跋山涉水到乡间发放赈济品，短短几年间，大家对佛教都刮目相看了！一九九七年春节，菲律宾拉采瑞兹主教邀请在马尼拉佛光山讲堂僧信二众至岷仑洛天主教堂，共同为社稷祈福，因属首次，成为媒体竞相报导的新闻；前不久南非总统曼德拉先生也派人到约翰尼斯堡的南华寺访问，也是轰动一时。凡此都说明了“良机”固然有时候是天赐的佳缘，但更多的时候，是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祖籍扬州，居台半世纪，在青少年时期，历经颠沛流离，忧患相煎的岁月，目睹杀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惨状，身遭骨肉离散，天人永隔的悲剧。多年来，我深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世代的对立意识已然云淡风清，两岸彼此的隔阂才是大家心中未愈的伤痕。我有意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却苦无机会。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泰王六十岁大寿的庆典，才有了转机。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及其夫人也应邀在座，但碍于当时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就在典礼刚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赵朴老当晚回赠大作以示感谢，我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殷勤接待，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后来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因两岸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权成为烫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机正是“良机”，“不可错失”，遂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为了加速完工时间，不惜加倍给付建筑商赶工费用，好让西来寺的工程能及时完成，赶上大会的召开。至于两岸的佛教会名称，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中文名称——“中国北京、中国台北”照样沿用，英文译名改为TheBuddhistAssociatio　　ofBeiji　　g,Chi　　a和TheBuddhistAssociatio　　ofTaipei。自以为如此设想十分周到，但还是经过一番曲折，多次协商濒于破裂。为了不要因这一点点问题而“错失良机”，我一次又一次居间调和，终于化解僵局。当我在大会开幕典礼中宜布“海峡两岸的团体第一次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开会”时，三十余国，八十几个佛教团体，五百多位代表，长时间报以热烈掌声。由于这次的成功，拉近了两岸佛教界的距离，赵朴老邀我去大陆访问。翌年（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率领正团七十二人，副团五百人组成的“国际佛教中国弘法探亲团”成行，赵朴老在北京机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我也深深地感叹着：“良机”不易，幸好“没有错过”，否则不知道还要等到何年何月。　　成立佛光大学及佛光卫星电视台的情况也有点相似，虽说早年就有的构想，但那时法令并不允许；等到法令开放，一时之间，无人又无钱，但我还是紧急设法，在短期间内筹办起来。有人说：“何必那么辛苦，等到以后一切具足了因缘再办，不是更从容吗？”我觉得：世事无常难料，把握当下的“良机”，才不会导致日后的遗憾，更何况以佛教精神办理的大学和电视台，可以及早为社会注入清流，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总之，“良机”稍纵易逝，不可不慎！翻阅中外历史，宋高宗因为听信奸人秦桧的谗言，将岳飞斩杀，错失了反攻的“良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锐意新政，但由于行法苛严，触怒了士大夫、商主，引起大力反弹，反倒阻碍了改革的“良机”；而齐桓公却因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开创了春秋霸业的“良机”；福特则因善用父亲给予的一块钱美金，成为建设汽车公司的“良机”。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句话、一个环节、一个人、一文钱，乃至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足以导致成败的关键，岂能轻乎渺视？　　在中国有许多要我们把握良机的格言，很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在教导为人子女者不要错过行孝的“良机”；“苦口良药，忠言逆耳”，是提醒在迷途的当局者不要错过忠言的“良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是在警惕青少年们不要错过青春的“良机”；“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是在劝告行为放逸的人不要错过行善的“良机”。佛教的经典里，鼓励大家不要错失良机的字句更是俯拾皆是，像《华严经》的“不忘初心”，《八大人觉经》的“不念旧恶”，《维摩经》的“不请之友”，《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都是“把握良机”的最佳法门。总之，没有机会的时候，广结善缘；机会来临的时候，及时掌握，就不会有“错失良机”的遗憾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