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从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下来，将寺务交给心平处理。在传法大典那天，记者们目睹满山满谷的人们对我种种恭敬，甚至匍匐迎送，好奇地问我何以致此？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名《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心中不禁感触良多，回想大家对我的肯定，是自己付出多少的辛苦、忍耐所换取来的成果啊！如果将这部片名换一个字，改为“我就这样忍了一生”，用来形容自己，应该是很贴切的写照了。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先是军阀割据，外强环伺；继之抗日战争爆发，家乡的经济本来就很落后，加上这些人为的祸患，生计更是困难重重。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值成长期间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常住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一九四九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飘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不过，忍是一种力量，我开始与生活搏斗，与命运挑战。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钱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耐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传教用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那时购买的。　　随着弘化区域的逐渐拓展，闻法信徒的日益增多，我发现到人生的问题无穷无尽，心中益发体会佛陀示教利喜的悲心宏愿，因而更加激励自己以弘法利生为己志，所以凡有人前来请法，无论路途远近，我都欣然答应；凡信徒有所请求，不管事情难易，我也尽量化解其忧。　　说到弘法，光是交通，我那时骑过单车、坐过牛车、煤矿坑道用的轻便车、三轮车、手拉车，当然火车、汽油车，甚至骑马、乘轿、飞机、小船统统在内。　　尔后数十年来，我常常因为接引信徒，从早上讲到晚上，我时时由于行程紧凑，耽误了用餐的时间。有时为了方便起见，我干脆以冰水泡热饭，或以热茶饱冷饭，聊以充饥；有时刚要举箸用餐，却临时接到邀约，我只得端起碗来，管它里面装的是滚汤，还是热面，唏哩呼噜地，一并倒入嘴里，也顾不得烫破舌头，更遑论是否填饱肠胃了！所以尽管这些年来稍有余裕，我还是经常食不饱腹，就这样，我可以说是忍饥耐饿过了一生。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我一概来者不拒。偶尔放在一旁不吃，是因为忙于赴约，或者当时已用过，并不一定表示心里不喜欢。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一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且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欢，令我真是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大家“传说”我喜欢吃素乌鱼子。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期，每一餐饭都有一盘素乌鱼子摆在我的面前，其实我因为嫌其味道太重，从来不曾动过一筷，吃过一口，所有上桌的素乌鱼子全都是被其他人夹了去，只是大家不察，以讹传讹，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真，特地买来送我。对于大家的这番“错爱”，我也只有一直忍了下去。　　类似这种事情，还真是无独有偶呢！例如：多年以前，信徒送了我一块佳美香皂，当时物质十分短缺，舶来品更是稀有难得，大家看了十分羡慕，但是我仍旧惯用一般的肥皂，所以一直将它摆在洗手台上，未曾动用。奇怪的是那块香皂的体积居然日渐减少，后来大家都说我喜欢用进口的佳美香皂，我听了也只是忍笑而不语，心想能够让大家的喜好成为我的喜好，不也十分有趣吗？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用心体贴，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订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浃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过去在丛林里，戒规十分森严，即使是天寒地冻，也不准我们披围巾，戴帽子，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我们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已圆寂的前人遗物，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单衣薄衫，每逢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从宽大的衣领袍袖中直灌而下，没有忍耐精神，不易度过寒冬。所以我后来到了台湾，只凭一件短褂，度过北部两个冬天。这时，目睹一些出家人，才有一点寒意，就全副御寒配备加身，一眼望去，似乎少了几分道气，在慨叹之余，不禁感谢以往师长的严格教育，培养我无比坚忍的耐力。于今，我将这份耐冷的力量运用在忍受暑热上面，显得驾轻就熟，但是弟子们是否能感受到我这份包容的心意呢？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算不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经有一位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花样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有时侍者为我准备饭菜，不是少拿箸匙，就是奉上一双长短不一的筷子，我既不起身自取，也不予以责怪，待别人发现告诉他时，只见他毫无愧色，哈哈大笑就掩饰过去了。　　记得我五十岁那年，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做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套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美轮美奂的浴帘、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装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　　又记得韩国的顶宇法师、多伦多的土地经纪人温居士，为了表达对我的尊敬，他们订了五星级的总统套房给我住。然而我看到内部装潢之富丽堂皇，舍不得使用，只好整夜不倒单坐在沙发椅上，直到天亮。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每次睡觉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一躺下来，就不敢翻身，惟恐竹床咿呀作响，吵到别人。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那年，我二十六岁，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以前在栖霞山、焦山、宜兴、中坜、青草湖等地，都没有电灯，所以，尽管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时写到次日破晓，耳闻板声，方才休笔。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人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只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这样忍了一生”，岂止是就物质上的缺乏而言，其他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严上等种种违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千万次？　　一九九一年，我在浴室里跌断腿，顿时身边增加不少“管理人”，这个徒弟要求我不能吃这种食物，那个徒弟告诉我不能用那种拐杖，过分周到的看护，使我备感束缚。有时因为身体不适，这个弟子拿来这种药，那个弟子拿来那种药，我为了圆满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两种药都吃下去。有些信徒说美国好，叫我去美国度众；有些信徒说澳洲好、非洲好、欧洲好，也希望我前往弘法。我为了满足大家的“好”，所以，只有忍耐旅途劳顿，到处飞行云游。　　虽然百般无奈，但是想到为师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年轻，也只有自我解嘲了。有时回头反省：“为人着想”固然便利了别人，却也让我“就这样忍了一生”。我的腿子之所以会摔断，正是因为在盥洗时听到电话铃声，为了怕对方着急，赶紧从浴室冲出来时，不慎滑倒所致。虽然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我还是尽量不让电话铃声超过三声以上，与生俱来的性格实在不容易改掉啊！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是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我自己却赔上一夜的失眠。　　事后被一些徒众知道，总是劝我：“师父！您不要管他们，晚上睡觉前，将电话线拔掉。”但是我从来未曾如此做过，天生不喜欢让人失望的性格，使我注定“就这样忍了一生”。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净，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惟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精疲力尽。　　出了法堂，还有人要我路上办公，拿着一叠表格报告，希望我能指点一二，我虽然按捺性子，有心成就，偏偏这时半路杀出程咬金——遇上了信徒游客，又是对我合掌礼拜，又是要求合影留念，明明短短五分钟的路程，也得走上半个小时。　　从十年前多次带团出国访问，到近年来频至世界各地弘法，更无所谓乐趣可言。常常飞行数小时，一下飞机，就被人簇拥而行，照相、讲话占了大半时间，连洗把脸、上厕所的空隙都没有，不到深夜，无法回到寮房里小憩。每日如是，周而复始，十天半个月后，再坐车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地方。虽说行脚各地名都大邑，实则不曾尽兴观赏；虽说走遍世界名山大川，实则未尝仔细探访胜地，只是到而不到，聊以告知来此一游罢了。　　数十年来，佛光山大小道场几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来，完成以后，即刻交给弟子们管理，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含藏我多年来的经验与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后，既未能善体我意，又不前来请示缘由，就轻易地改隔间，挖墙壁，甚至换佛像，更制度，当我再度前往巡视时，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担任住持的弟子还在一旁问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欢否定别人的主张，即使心中不以为然，也只有说“好”。虽是多少忍耐点滴在心头，但我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给予人多少欢喜，泯除了多少代沟的问题，说来还是颇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余人、在家信徒百余万，但是他们高兴时不会想到来找我，一旦上门，必定是有了烦恼，而且大多声称是来挂“急诊”的，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恒顺众生”，予以接见、倾听、安慰、鼓励。凭着自己多年的历练，倒也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但也有弟子对我说：“师父！你只叫我们忍耐，难道除了忍耐，就没有其余的办法了吗？”确实，我一生惟一的办法、惟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回顾我的一生，正如同陈诚所言：“为做事，必须忍耐；为求全，必须委屈。”虽然“我就这样忍了一生”，但是唤醒了多少迷惘众生，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所以，我祈愿生生世世再来娑婆，以比丘身永远堪忍地利济有情。　　（一九九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