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筒子楼。　　温暖的柔光中，有人轻哄，“好媳妇儿，要是难受你就说，别把自个儿憋坏了。”　　奈何蒋春芽是那种宁愿把嘴咬破，也不吭半声的主儿，搞得男人对自己产生怀疑。　　明明挨近球门却抬不起脚，数次无功而返，折腾半宿也没个实质性进展。　　她困死了，“建平，我头好晕，要不，咱们改天吧。”　　男人整个一顿，几乎是吼着道，“改天？大喜日子说改就改，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她哪懂洞房花烛对男人意味着啥。　　这话摆明在藐视他，是个男人都受不了这气。　　果然，向来斯文的他突然说了句糙话，猛然之间，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而他的脊背上，也多了一道长长的疤。　　痛是痛，却也是无上功勋。　　从此，她就是他的了。　　……　　事后，他抱着她心疼的问，“媳妇儿，很痛吧？”　　是挺痛的，不过她咬了咬牙，没好意思吭声儿。　　知道她害羞，他轻抚她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声音柔得腻死人，“以后难受就告诉我，我轻点儿。”　　心里暖暖的，但她仍旧没吭声，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些。　　哪知这一抱又给他点着了，整个人打鸡血似的得意起来，可怜那老旧的木板床再也无法坚持，嘎吱两声——塌了！　　震天的响，划破了寂静的夜。　　尖叫一声，她紧紧拽住被角，憋红着一张俏脸，盯着满头大汗的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倒是他，嘻皮笑脸一点不急，正想安抚她两声，门砰砰响起来。　　“谁呀，这时候敲门！”　　朝门口瞄了眼，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她呢，胆儿小，慌得直哆嗦，半天才穿好衣服，催促他赶紧开门去。　　只见门口站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脸不满的盯着他，“大哥，可不可以请你小声点，我正复习呢，马上高考了。”　　邵建平微微一怔，而后抱歉一笑，“不好意思啊同学，我和媳妇儿新婚，那啥，理解理解，呵呵。对了，学习上有啥不懂的尽管问我，数理化英文都没问题。”　　许是他认错态度良好，男孩也没好再说什么，偷摸朝屋里瞟了眼，无可奈何的走了。　　……　　这个小插曲发生在蒋春芽二十岁的夏天，她和邵建平背着家人偷偷领了证，他兴高采烈把她领到一栋筒子楼，告诉她这就是他们的新家，从此将护她一生，她深信不疑。　　筒子楼属于粮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有一个繁荣的过去，后来实行市场经济，职工悉数下岗，曾经热闹的地方日渐冷清。　　她第一次来这儿，见到的是发黄的土砖、青黑的瓦砾、开了裂缝的水泥板，就连路边栽种的花草也蔫巴死垮，新房在走廊尽头，不足十平，家具仅有一张木床，一张四方桌，两把椅子，却丝毫没影响她的好心情。　　男孩儿是隔壁邻居，每次瞅见他，她都躲老远，总觉得人家在笑她，好在高考完他就随父母搬走了，让她少了一份尴尬。　　婚后，她在制衣厂打工，下了班就在门口买点小菜，做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他回来，夜深人静时就无休无止的演绎红绸帐鸳鸯梦。　　他年轻气盛，索取无度，为这事儿还偷攒了三月工资买了张结实的好床，差些把她羞死去，却只能由他折腾。　　没人知道，他们经历过多少才有了这种平静而简单的幸福。　　后来，也再没一段时光可以替代筒子楼，她相信那时的邵建平是真的很爱她，爱到不惜为她付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