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西方本质的认知无疑是大明所有人中最全面的。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全面”二字，全面意味着公允，意味着不加偏见，意味着理性与客观。　　朱翊钧相信范礼安传播福音的信仰是真诚的，万历时期来华的传教士都拥有着一颗磨损不尽的、充满了爱与和平的心灵。　　但朱翊钧也知道爱与和平从来就不属于天主教的教义。　　西方的宗教，无论如何掩饰，无论它的传教人有多么友善，都掩盖不了它“一手持剑，一手圣经”的殖民血统。　　对，血统。　　血统的意思是它与生俱来，它刻在骨髓里，流淌在血液里，只要它活着，它动着，它就天生拥有这样的心思。　　因此尽管晚明的传教士大多都是无比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但朱翊钧也不能忽略他们所信仰宗教的血统。　　血统其实是不必证明的。　　但由于这血统带来的东西实在太好，譬如科学，譬如知识，譬如拯救大明的希望。　　所以朱翊钧在无法割舍这份血统的同时，不得不在心里对这血统所造成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多加提防。　　这提防的根源在于耶稣会的“保教权”。　　说到万历时期的远东传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权”。　　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中，葡萄牙无疑是为西方的开路先锋，它率先抵达东方，不但占领了果阿和马六甲，并且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国。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为垄断它在远东的殖民特权，便出面向教皇申请到了远东传教的特权，即“保教权”。　　“保教权”的矛盾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和控制力已经明显下降，教廷内外不断有改革天主教的呼声。　　这一呼声也是耶稣会远涉重洋传播福音的动力之一。　　朱翊钧甚至能从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惧，倘或他们再也控制不了欧洲，就必须从远东捞取经济利益来弥补和维持罗马教廷的损失与它庞大的开销。　　通俗点儿说，就是“赎罪券”在欧洲卖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个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争取内销转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为罗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翊钧是可以理解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极度反感的。　　因为他比丰臣秀吉还穷，要打的硬仗比丰臣秀吉还多，所以对于勤俭节约的丰臣秀吉，朱翊钧实在也是说不出甚么难听话来。　　至于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靠着海外殖民贸易迅速崛起。　　如果罗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权，那么它根本无法担当起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罗马教廷不得不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让予西班牙与葡萄牙。　　因此实际上此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取代了罗马教皇在这一位置上的影响，成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传教与利益结合的总代表。　　因此“保教权”，在万历时期，可以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词。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之后，保教权之争依旧存在于两国之间。　　教皇为平衡两国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图上划出了一条著名的“教皇子午线”，即规定大西洋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作为分界线，以东为葡属领地，以西为西班牙领地。　　像范礼安这样的意大利传教士，在来中国和日本传教之前，也不得不借助享有所谓“保教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　　因此历史上范礼安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不仅受到中日两国内部的影响，来自欧洲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不时地妨碍着他的传教事业。　　朱翊钧在心里默默地为范礼安勾划出他的具体职责。　　作为一个来自意大利城邦王国的传教士，范礼安在传教的同时，必须还要平衡罗马教廷的利益、耶稣会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欧洲君权和教权的利益。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朱翊钧笑着回道，　　“‘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意为乱世争利者，有如断甲，而害及掌，纵得小利，终丧其身。”　　范礼安道，　　“臣却以为陛下该争。”　　朱翊钧问道，　　“为何？”　　范礼安道，　　“臣于濠镜之时，听闻倭国之关白厉兵秣马，于倭国国中行‘刀狩之令’，收天下兵器以弱民强军，其志之远大，恐不在倭国九洲之中。”　　朱翊钧一愣，没想到范礼安会将这项情报告知自己。　　丰臣秀吉为了让日本实现兵农分离，开始没收武士以外的僧侣和平民所拥有武器。　　虽然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才爆发，但或许在海外商人和传教士眼里，中日战争或许在万历十六年就有了端倪。　　“多谢范卿告知。”　　朱翊钧回道，　　“范卿于倭国潜心传教多年，果然见识不凡。”　　范礼安苦笑道，　　“倭国关白不比陛下宽仁博爱，臣自是心有戚戚。”　　朱翊钧心想，万历时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和后世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大概并不是一个意大利。　　意大利人对日本的“心有戚戚”大概也只停留在晚明时期，无论是往后还是再往后都和今日不是一个世界。　　朱翊钧道，　　“范卿谬赞，中国有圣人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句话范卿应该听过罢？”　　范礼安拱手道，　　“陛下轻利重义，臣固有一不情之请。”　　朱翊钧奇道，　　“哦？范卿请讲。”　　范礼安道，　　“如今倭国已非久留之地，臣闻中国孔圣尝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臣以为使团无辜，虽为倭国国人，亦不应立于危墙之下。”　　“臣恳请陛下收容使团，或令其留于明国境内闲住几日，待倭国情形好转，再发谕遣送回国。”　　这个请求却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朱翊钧的手抚上了自己腰间那繁复华丽的束带。　　历史上的范礼安终身居留澳门，从未进入过中国内陆，他为了让天正遣欧少年使团风光回国，甚至以印度总督使节的名义向丰臣秀吉赠送了文书与礼物。　　但这还是没能改变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态度。　　而那四位天正遣欧少年使团的使者回到日本国内后，一个较早病逝，一个逃亡澳门，一个殉教，一个脱会，最后的结局似乎都颇为凄凉。　　朱翊钧本人并不觉得收留这四个少年使臣有甚么不妥。　　反正丰臣秀吉是肯定要侵犯朝鲜的，中日之间那一仗是想躲也躲不了的。　　既然是否收留这四个使臣都不能改变丰臣秀吉发起战争的意愿，那何必不高抬贵手，放那四名日本少年一条生路呢？　　何况到了万历后期，澳门因为成了日本宗教难民的逃难天堂，甚至直接出现了“日本街”。　　现在范礼安要求大明为这四名少年使者提供庇护，不过是将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点稍稍提前了。　　但朱翊钧这回却一改他惯常仁善的本性，没有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事无先例，范卿且容朕考虑一二。”　　朱翊钧摆出一副“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的姿态道，　　“且据朕所闻，濠镜此地，本就能收容他国流落之人，范卿何必舍易求难呢？”　　范礼安笑着回道，　　“陛下如中国之天主，臣流落于濠镜，本秋毫不犯，陛下又何必舍近求远，迎臣北上呢？”　　朱翊钧的手慢慢地松开了腰间的束带。　　范礼安可用。　　朱翊钧心想，此事若发生在近代，有哪个西方传教士能为了四个日本少年的性命，而屈身向一个根本不会信仰天主的中国皇帝求情呢？　　西方的宗教血统虽然肮脏，但个体之人性却总有象征爱与和平的闪光之处。　　倘或范礼安能如此用心地对待日本人，那他也一定会以同样和善的心思回报中国人。　　朱翊钧相信善良，他不愿辜负任何一个有善良征兆的人。　　因此他愿意卖范礼安一个人情，让他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奔走参加英西战争一事。　　这一点是范礼安来之前朱翊钧就想好的。　　伊丽莎白一世支持的是新教，若是没有足够的驱动力，耶稣会的传教士是绝不会为中国的皇帝结交一个站在罗马教廷对立面的盟友的。　　好在范礼安足够善良。　　当然，善良并不是为善的唯一驱动力。　　“西方多学者，朕耳闻已久。”　　朱翊钧笑道，　　“西学非唯天主一宗，范卿若愿留于京中，将罗马历代所传之学授予我民，朕自然会对倭国不假辞色，不知范卿以为如何？”　　范礼安原来以为朱翊钧跟丰臣秀吉一样，对西方人是不加分辨地全盘敌视。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突然峰回路转，中国的皇帝居然对西学感兴趣，还允许传教士“授予我民”，这可比日本的态度宽容多了。　　范礼安心里清楚，日本的传教事业是难以挽回了，可与辽阔的中国相比，日本简直不值一提。　　而且耶稣会的会旨本来也包括在海外开办西学，虽然中国的皇帝对天主教并不感兴趣，但他既然能支持办学，也一定不会妨碍国民入教的。　　范礼安经历了一遍柳暗花明又一村，心中又不禁感慨了一番主的伟大，　　“臣自当竭尽全力。”　　朱翊钧笑道，　　“甚好，既如此，范卿返回客舍之后，不如就先将西学科目，与欧罗巴各国现状条列成文，尔后再转交礼部主客司即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虽然朱翊钧已经知道了英国战胜西班牙的结局，但有范礼安这个土著贡献信息，总比自己靠记忆要强上一些。　　朱翊钧微笑着想道，历史上的英西战争在万历十六年五月爆发，后续战争却一直打到了万历三十二年，两国才签订停战条约。　　整顿水师，发展西学，结盟英国，天主给大明留出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