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我也该上学前班了。 学前班的学费很早之前就交了，这是当时全家都很庆幸的事。 上学前一晚，小姑姑用她在缫丝厂里泡的发白的手，给我整理了书包。 学前班在镇上，和小学一起。每天爷爷或奶奶，都会早早做好饭，在天刚刚发白的时候，把我送去学校。 学前班里有很多熟人，包括银行行长的女儿廖点儿，还有之前一起学画画的姐姐。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发生在我们家的事不是好事，我怕别人不和我玩，所以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好在那时候家长都没有灌输小孩不许与我接近的思想，所以我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还是交到了一些愿意给我带零食的好朋友。 刚学了半年的画，也不再去学了。姑姑们就是在这时，对我更加严厉了，有时候犯了错，会拿透明的尺子打我的手心，不轻不重。 那年秋天，小叔叔家的妹妹出生了！她的睫毛长长的，长得白白嫩嫩，取名悠悠。 转眼到了第二年，我该上一年级了，可是年纪不够，被告之需要多上一个学前班。 爷爷奶奶到处找关系，希望能让我早些上一年级，最后找到了银行行长。 最终行长也没帮忙，爷爷奶奶提着的两只鸡，又提了回去。他们在里面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比我小几个月的廖点儿告诉我，她马上就是小学生了。 最后爷爷徒步，去了八公里之外的，当乡村教师的姨爷爷家里。第二天一早，爷爷奶奶又提着两只鸡，和姨爷爷一起去找学校的招生主任了。显然两只鸡和一个乡村教师说话的分量不是很大，我只能再上一个学前班了。 爷爷奶奶要把鸡送给姨爷爷，但是他没有收，骑上自行车就走了，连饭都没吃。爷爷奶奶不再强求了，又回家去抓了几只鸡准备卖了给我凑学费。 第二个学前班的班主任是幼儿园教过我的老师，还专门问过我为什么没上一年级，我告诉她年龄不够上不了，她有些可惜的看着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她的免费“苦力”。 冬天，她总会让我拿着医院的输液的玻璃瓶子，去热水房找阿姨帮她灌满热水。那时候觉得让我去，就是对我的一种看重，去的路上都会两只手小心翼翼的捧着瓶子，感觉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直到有一次，热水房阿姨灌水的时候，瓶子爆了，她让我回去给老师说“瓶子惊了！”在我反复确认下，她依旧对我说：“你回去同老师讲'瓶子惊了’她便知道怎么回事。”回教室的路上我害怕极了，觉得老师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以后她不再会看重我了。我把阿姨对我说的话同她讲了，她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直到她以后搬东西打水扫地之类的活还找我干的时候，我的心才定下来。 学前班里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俩可把我坑惨了，直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 舅舅的对象家就在缫丝厂，他经常跑去帮忙干活，骑个三轮车拉红薯叶子喂猪。一天放学，我看他骑着三轮车，忍不住央求他载我一段。于是我就坐在三轮车斗的边上，两手拽着书包带子，还优哉游哉的晃着腿。三轮车的一边轮卡进了坑里，舅舅头也不回的加了把劲骑着三轮车走了。我就那样趴在地上，下巴磕在了大石头上，流了一地的血。舅舅终于在别人叫“停”的声音下，回头把我拉到了诊所。 最后还是去医院缝了五针，伤口外面贴了一层白色的纱布。 第三天去上学，我就非常骄傲的告诉同学，我流了好多血，还缝了五针，可是我没有哭哦。这时候双胞胎的老大站了出来：“你说五针就五针，你取下纱布我们看看呀！”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揭开了纱布，露出了歪歪扭扭缝着伤口的黑色的线。双胞胎老大指着我大笑：“哈哈，你长胡子了！”同学们都跟着他一起起哄，笑话我长胡子了。那会儿，我就觉得自己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小丑，灰溜溜的贴上了纱布，趴在了课桌上，不再理会同学要我揭开纱布的请求。 双胞胎的老二更可恶，那时候家里穷的快揭不开锅了，看到别人吃什么都馋。那天他拿着两小节甘蔗，要换我的望远镜玩一上午，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想着一节甘蔗自己吃，一节带回去给悠悠妹妹。可是第二节课课间，他让我把甘蔗还给他，望远镜他不玩了。我当时气极了，但是不擅长跟人吵架，只得想个折中的办法，还了一节甘蔗给他，无论他怎么说，我就是不把另一节拿出来。最后他只得拿着一节甘蔗悻悻的走开了，我摸了摸藏在袖子里的甘蔗，庆幸保住了一根。最后这根甘蔗，被我拿回去让曾祖母切成小块，与妹妹分着吃了。 即使学校有相处不融洽的同学，可也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学校。 转眼，又过了一年，我该上小学了。 报名的前一天，家里笼罩在一股愁云惨淡的氛围里，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爷爷在村里借了个遍，被用各种理由搪塞了。回来的时候，他和奶奶说了情况，我挺着急的，我不想小小年纪就辍学，和村里个别孩子一样，成天背着背篓帮家里打猪草。 爷爷奶奶商量了一下，带着我一起去了说是刚把钱存了定期，手里也拿不出来钱了的一家。看着爷爷奶奶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说明来意，我再也忍不住了，直接跪了下去，大哭着请求：“李爷爷，求你借我点学费，我想上学。”李爷爷抹着泪把我拉了起来：“借，明天一早我就去银行。” 那时候取出定期好像还比较麻烦，需要各种手续，但是李爷爷最终还是把钱交到了我的手里，嘱咐我好好读书。 这个恩情，我承一辈子。 从那以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 那年，我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