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我们如果问周围的友人：“你有没有仇人？”回答一定是摇头。　　这是因为，当今时代已经无法为仇恨提供太多宏观的理由。不像在春秋战国时代，军阀割据时期，江湖恶斗年月，仇恨常常成为立身之本，其中还包含着忠孝、道义、侠肠、豪气，完全不须遮盖。后来提倡阶级斗争，仇恨，又成了宣传的依据、对立的火墙。到现在，仇恨找不到公共语境了，只能退回到私人话题，而私人话题在现代是没有重量的。任何人只要一提到私家仇怨，旁人只是听听、劝劝罢了，不会在里边寻找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于是，即便有仇恨的人也闭口了，千篇一律地回答道，“我没有仇人”。　　然而事实上，仇恨是存在的，而且数量很大。　　既然口里说了没有，那么，心中的仇恨也就变成了一种暗藏状态、积郁状态，会比公开的仇恨更为严重地吞噬生命。而且，这种暗藏的积郁还会悄悄潜入眼神，为周围平添一股冷漠和阴沉。　　因此，不如公开承认仇恨的存在，然后把它作为又一个人生之“惑”，细加研究。　　二　　人们大多是凭着自己所受的伤害，来建立仇恨的。但这种伤害，往往只是一种心理感觉。心理感觉可以化大为小，也可以化小为大。　　这中间，至少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伤害不小，而事情很小。　　很多人的仇恨，埋在心底很久，早已发酵到一定程度，但追根溯源，是一些小事。例如，我曾听到一些前辈老作家对于其他几位老作家的“毕生深仇”，只要提起对方名字就眼冒怒火。但细问之下，起因小得无法复述。他们可以忍受巨大的政治灾难，却容不下曾经掺入眼中的一粒小沙子。他们凭着艺术想象能力，把沙子想成了沙丘，甚至沙漠。　　这种情况，在世间仇恨中，至少占了一半。不少人总是为这样的事情咬牙切齿：某人在大学操场里当着男女同学的面寻衅吵架，中断了自己的初恋，因此也糟践了自己一生的婚姻；某人在寒冬腊月间拽着我家儿子下河冬泳，儿子得重感冒错过了出国留学考试，由此沦于荒废……这一个个“某人”都成了心中的终身仇人。但是在旁人看来，说到底，那只是一次吵架，一次冬泳。　　说起来，后果确实严重。但是，从起点通达后果的这条直线，并不真实。因为，中间必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左右了事情的走向，居然被仇恨者全部删去了；受害者的主观因素更是重要而强大，居然也被仇恨者全部删去了。结果，把两个相隔遥远的小点，硬生生地拉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牵强附会的仇恨逻辑。　　第二种情况，伤害很大，而误会也大。　　不少很大的仇恨，由复杂的原因造成，但是，追仇者本着“冤有头，债有主”的单向思维，聚焦成私人责任，进行报复。　　例如，一名清代巡抚根据朝廷旨意处决了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的子女就把“诛杀巡抚”当做复仇的焦点，其实巡抚本人只是听命而已，并不存在处决这名官员的个人动机。　　又如，农村土地改革时期，一家地主的房舍被强行分给了两家农民。几十年过去，地主的后代重新得势，把那两家分到房子的农民当做了仇人。其实，当时分房给他们的是掌权的农会。　　……　　——这样的例子可以不断举下去，每一个例子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世间的伤害带有极大的不确定，而对伤害的报复也带有极大的不确定。但是，人们不愿意承认一切不确定，只愿意化繁为简，化多为一。也许是世间的“生态文本”太艰涩了，大家都倾向于“易读文本”。但是一旦易读，也就易感，易仇，易恨。因此在仇恨的旗幡下，必然裹卷着大量的不理性、不公正。　　天下的复仇，容易受到民众同情。因此，一切记恨、寻仇的人们更要警惕了，千万不要为人类社会加添新的不公正。必须警惕在同情中，警惕在痛快中，警惕在掌声中。　　三　　我经历了太长的灾难岁月，若说自己“心中无仇”，那是假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南文人懦弱胆怯，心中只敢让小恨滑过，不敢让大仇贮存。但是，这是一个无视历史的极大误会。　　我家乡确实在江南，古称越地，素为“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教会了整个民族有关“复仇”的含义。如果说，这是政治上的争霸之路，那么，我还可以举出文化上的顶级学者，作为最高例证。我家乡的先贤黄宗羲，其父黄尊素被奸党魏忠贤集团所害，祖父就在孙子经常出入的地方写下不忘复仇的句子日日提醒。等到十九岁那年黄宗羲到京城诉讼，居然暗藏铁锥，当堂攻击罪大恶极的官吏许显纯、崔应元直至血流满地，连当初施虐的狱卒也没有放过。这种复仇举动，让全国朝野眼睛一亮。而且，那双高举铁锥的复仇之手，还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雷南文案》《今水经》等一系列皇皇巨著，光耀千古。　　如果搁下地域，只讲亲缘，那么，正如我在《吾家小史》一书中写到的，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最后战场上，总会有一面焦痕斑斑的帅旗绣着一个“余”字。刀戟血性，无与伦比。　　不必多讲这些遥远的往事了，还是回到我身上吧。只要是我熟识的亲朋好友都能证明，我的脾性与外表完全不同，可谓耿介剽悍，宁折不弯。因此，对于自己不能容忍的人和事，都会比较认真。　　也正因为深知自己的这种脾性，我一直时时警惕着，千万不要把“自己不能容忍”的圈阈扩大，哪怕是一点点。　　为了防止扩大，那就着力缩小，就像法院里的“无罪推定”。　　我在心中张罗了一个“法院”，举证的要求极为严格，只要有点滴犹疑便立即排除。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了，只要有一丝宽恕的可能，就一定宽恕；只要有一丝原谅的理由，就一定原谅。　　这种宽恕和原谅，当然是指对我自己的伤害。伤害能与仇恨相连，那一定是非常大了。因此，宽恕和原谅首先是对自己的战胜，中间会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临窗哽咽、半夜吞泪。　　“伤害如此严重，真的全然宽恕了吗？”我不断地质问自己。周围的朋友也会反对，认为这种宽恕和原谅，很可能颠倒真相、混淆视听，而且对方也未必认为是宽恕和原谅，还以为是认败、服输呢。这样一来，对方就极有可能继续施暴，或卷土重来。　　我看着这些好心的朋友，久久不说话。　　我知道，这些朋友与我的很多读者一样，都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适度报复”。我更知道，只要我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事情就会变得风起云涌、扬眉吐气，因为人气、智商、幽默都在我们这边。几乎不必花什么大力，对方就会狼狈不堪。更何况我的朋友中，有一批极为能干的律师。　　然而，我还是向朋友们摇头了，这不是吐气、解恨的问题。　　显然，我所面临的这个修行关口，其难其险，不下于剑门、巫峡、壶口。　　我决定订立一个最严格标准，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与事，排除在仇恨的范围之外。　　这种标准，又可称之为“排除条例”，至少有六条——　　一、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随着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没有太大特权，尤其是没有官场特权和传媒特权，可以排除在外；　　三、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连续行恶，长期行恶，可排除在外；　　四、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碍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态等级、文化等级和艺术等级，可排除在外；　　六、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会政治理念的执守而打错了枪，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条例”，留下的仇恨范围就变得很小很小了。连按照古今常规必须包括的对象，也没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举一些典型的例证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在“**”中长期关押我父亲，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饥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个人，被排除在外了。因为，那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确证个人责任。　　第二个例证，同样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个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个例证，那个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编写《世界戏剧学》的勇敢行动诬陷为“**写作”的北大学生，负面影响遍及海内外。但他主要是误听了一个上海文人的谣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条例”第六条，即另有执守而打错了枪。　　第四个例证，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发表了大量攻击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骇人听闻的案情故事。但我一开始就对他作出了某种医学判断，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个例证，一个与刚才说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书，诬称我著作里有大量“文史差错”。凡是买过我书的人都会去买一本，因此名列“亚洲畅销书籍”。复旦大学文史权威章培恒教授发表文章指出该书全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此人一看，立即伪造出一个我“抄袭”章培恒的谣言，来挑拨我与章先生的关系。这个行为实在太怪异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长海医院为他看病的医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并告诉医生，此人若有医疗经费上的困难，我可以帮助。　　第六个例证，一个上海评论者，曾提出过“谢晋模式”，成了谢晋心中的“仇人”。他又制造过“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的新闻而哄动全国，侮辱了我的广大读者。后来我发觉他只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文艺爱好者，便到谢晋墓前笑着报告了这个结论，请导演宽恕他。　　第七个例证，一个被称为北京最激烈“啃余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灾区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的事硬说成“诈捐”而耸动媒体。但当我听说他为一件小事与两个女记者打成一团，就立即放过他了。生态等级，是一条心理红线。　　第八个例证，当北京此人抛出了“诈捐”谣言后不再吭声，却被南方一个学者接过去了，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闹了两个月。但我立即放过了这个学者，一是因为他是一切投污者中唯一有点学问的人，二是他此前并无毁谤他人的记录。我对他这两个月的失态，深感惋惜。　　第九个例证，宁波一家民营服装企业的文化主管，二十年前看我深受盗版之害而束手无策，提出要与我成立一个小型文化公司自行出版，为防盗版集团注意，让我以老父名义出资六万元。此后他借这个公司名义与**、台湾、上海三地的出版社一起出了我十二本书，本本畅销。但他几年后告诉我，公司没赚一分钱，我可以把六万元领回，但必须向律师出示我从小的户籍资料，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受如此欺侮却没有起诉，原因是，此人不是什么权势人物，我遭受他的“合法盗版”，只是因为自己无知。　　第十个例证，由马兰主演、我定稿、马科导演的大戏《红楼梦》轰动海内外，几乎获得一切戏剧大奖，但一进上海却遇到了**烦。一个上海中年编剧正好也有一台戏在此时上演，为了不被比下去，居然撺掇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制造了谁也听不懂的所谓“企图署名”事件，闹得《红楼梦》不想再演了。这件怪事颠覆了一个大剧种和一座大城市的最高文化生态，而那个中年编剧的戏却就此走红。他现在已成为官职不低的权势者，我始终没有妨害他。原因只是，他听过我的课。为师之心，总有不忍。　　……　　我说了这十个例证，大致已经说明了修行的难度。青年朋友们如果遇到了忿然难解的仇恨，读了这些例证一定能起到很大的缓释作用。　　但是，还有几个“坎”，我无法跨过。因为它们超过了我的“排除条例”，突破了最后红线。　　五　　说到这里，我要插进一段小小的回忆。　　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到南方一座城市去访问一位著名画家。这位画家比我年长十岁，并不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却在这里有一间画室。那个夜晚他不作画，只是与我长谈，一直谈到深夜。临告别时，他说还要给我看一样东西。他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本很旧的画稿，快速翻到最后一页，出现一个名单。名单是用黑笔写的，其中大半名字又被红笔划掉了。　　画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仇人名单”。就是这些人，在“**”中捆绑过自己，毒打过自己，用最残酷的手段折磨过自己。画家指着名单的前三名说：“他们也是画画的，行刑时专打我的右手，这手被打得半年不能动弹，两年不能拿笔，三年不能画画。他们出于同行的嫉妒，要使我一辈子不能画画！”　　“这是造反队的司令，”画家又指着一个名字说，“他关押了我三次，‘**’结束后清查，他反咬一口，说我是司令，直到一年后两个关押所的看守作证，才真相大白。”　　“你留下这些名单是为了……”我轻声问画家。　　画家说：“我既不会检举揭发，也不会报仇雪恨，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但现在‘**’的历史已由他们这批人在伪造，我必须把他们记住。因为我人生最重要的岁月都毁在他们手上了，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深深地点头，又指了指被红笔划掉的一大半名字，问：“这些怎么划掉了？”　　“这些人死了。死一个，我划掉一个。上一个月，一连死了两个。我虽然不报复，却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们。我借着他们，领悟善恶报应的天道。”画家说。　　“对！”我十分赞许，“让一切恶人背后，永远有受害者的目光。这些目光，直通天道。”　　——正是那个夜晚，那个名单，让我想了很久。　　不错，我历来反对夸张仇恨，也反对在不夸张的情况下仇仇相报，因为这是世间灾难的主要来源。这位画家，没有采取任何报仇手段，只是作了记录，只是投以目光，我觉得很有必要。　　你可以责怪他心胸不够开阔，未能一笔勾销。但他寥寥几句表述，已经说清了外部理由和内部理由。　　外部理由，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已由他们这批人在伪造”。这是必然的，一切作恶者都想把恶漂白，反咬一口，改写历史，因此他们成了历史的执笔者。对此，受害者无能为力，只能保留一点点记忆和目光，这也算保留了一点画家所说的天道吧。　　内部理由，正如他所说，“我人生最重要的岁月都毁在他们手上了，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似乎是个人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并不只是属于自己，因此也与天道有点关系。　　让我感动的是，这位画家在他辉煌的创作上，始终没有沾染任何仇恨的印痕。在他的笔下，人间总是那么纯真、可爱、恢宏、饱满。世界重重地伤害了他，但他还给世界的却是大善大美。　　从那天开始，我也会在空闲之时，对自己心底的贮存，略为作一点整理。　　六　　我知道自己心中，不应该存在“仇人名单”。那么，降低几度，说成是“负面心理名单”吧。　　与那位画家的名单相比，我的应该更少，因为画家是一个感性人物，我则应该用理性更严格地筛选几遍。如果筛选的结果一个也没有剩下，那是最好了。　　为了争取这种结果，我咬着牙，憋着气，在先前“排除条例”基础上，再一次把筛选标准定得极端苛刻。　　最后定下的标准是以下三条：　　一、此人不仅严重地伤害了我本人，还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家人；　　二、伤害必须延续二十年以上，至今没有停止；　　三、此人必须是一个权势人物，拿着自己手上的权势或依靠着背后的权势行恶。　　有什么人能符合这三条标准吗？　　我不能不说：有。　　有几个？　　四个。　　这四个人，利用权势剥夺了我父亲的生存权，剥夺了我的名誉权，剥夺了我妻子的工作权。如此行恶二十余年，在古今中外都罕见了。本想告诉我的读者，他们是谁。但转念一想，这样的罪恶太容易燃起公愤，他们也有家人，家人应该无罪，那就只好掩盖名字了。曾想标示出姓氏便于叙述，心肠一软也免了。　　我只能默默地把他们“关押”在我心底。“关押”的方式不妨柔美一点，于是把主使、高官、主编、编剧的姓氏，用谐音合成这样一个名字：浅芳丽莎。　　七　　好了，我终于做了一件难事，完成了一次心理清理的实验。　　在心底“关押”四个名字，并不是把他们当做对手。他们身上的恶，是一种庞大存在的小小呈现，远远超过他们的个人责任。请看这四个人，我的浅芳丽莎，行恶二十多年都具有不合常情、不顾常理、不计后果、不知节制、不问天良、不避天谴的特点，似乎被一种“邪灵”控制了。一种来自时间和空间的负面积累在他们身上爆发，他们本人也很可怜。　　正因为来自深远的负面积累，他们身上所负载的黑暗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任何人都应该认真对待。　　据最新科学研究，宇宙间的“暗物质”总是由“超重粒子”组成，重量是一般质子的1019倍。这种由“超重粒子”组成的“暗物质”，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又一个的“微型黑洞”。一说“黑洞”我们应该有点紧张，因为科学家反复证明，这是宇宙间的无底大劫。　　若以这种科学现象来比喻，那么，人世间的那些恶，也是超重的暗物质，形成社会上一个又一个“微型黑洞”。　　八　　但是，就个人而言，自己遇到的“微型黑洞”，也有可能激发出正面的精神力量。　　星云大师知道我受尽诽谤，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受辱，是为世界承担苦难。”　　那夜，我与他在一起围炉守岁。他这句话，让我领略了大乘佛教的宏伟本义。　　除了这种宏伟本义，我本人对那些恶，还有另一方位的正面感受。　　那四个被“邪灵”控制的人，浅芳丽莎，以及被这个芳名蛊惑起来的人群，对我有益无害。　　这是因为，我生命有可能遭到的最大祸害，并不是诽谤和受辱，而是分割和霸占。　　我在上文曾经提到，我如果不选择辞职，一定会在很高的官位上奔忙。即使辞职了，还会有许多名誉性质的名号、位置、会议向我殷勤招手。对此我很难彻底拒绝，因为没有这一切，在我们社会将会寸步难行。不想寸步难行，就要“勉为其难”。　　但是，这种“勉为其难”的后果是可怕的。我还会写出那么多书吗？我还会走通那么多路吗？我还会发表那么多国际演讲吗？我还会享受那么多与妻子相伴的悠闲吗？我还会沉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艺术吗？我还会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听众吗？　　毫无疑问，肯定不会。　　但是奇迹般的，我心中企盼的一切都来到了。　　怎么会这么好运？　　只因为一些人帮了我。　　谁？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四个人和他们前后的那帮人。　　他们深知把特权和谣言羼合在一起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孽力，因此也就有效地赶走了一切向我走来的脚步，阻止了一切向我发来的邀约。这就像在我的帐篷外面挂了好几块“请勿打扰”牌子，让我这辈子过得安静、舒适、自在。　　一点不错，我毕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们。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是以敌对面目出现的知己。　　他们的每一个小目的，看似邪恶，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那些小目的一点点地聚合，却变成了我们殷切企求的大目的。　　即便是他们逼迫我妻子失业那件事，时间一长，也产生了正面效应。我妻子不必辛苦地投入所谓“振兴传统戏曲”的文化自欺并随之卷入一系列低俗泥淖了，而能一直保持着将东方美学融入现代节奏的悠悠兴致，远离风潮，安适身心，愉悦审美，长葆青春。她现在，肯定比依旧留在那里，更贴近艺术本性。　　另外，我们夫妻俩在受尽驱逐的流浪中，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互为拐杖，体味到了生命的极致。　　这也就是说，只要此心光明，即使是遇到“暗物质”和“黑洞”，也能被光明照耀。　　想起了王阳明临终时说的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因此，对于由仇恨引起的种种大惑、小惑，同样“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