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杰出的抗清将领、威震关外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被磔于市，含冤于九泉。当时加给袁崇焕的罪名，除了“阴主和议，通敌胁款”外，还有所谓“专戮大帅”一条。大帅者，就是明朝驻守皮岛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关于“私通后金”的问题，由于清修《明史》公开了皇太极设间的秘密，终使真相大白；但“擅戮大帅”一事却仍然是非不分，曲直未辨，传闻失实之词，见诸明清之际重要史籍者，比比皆是。为了便于辨析，不妨把其中重要者引述于下：《崇祯实录》载：“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1]《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身入岛诱杀之“，”其罪在擅杀致敌。“[2]《明季北略》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十将御之，爱塔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　　“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3]《国榷》载：“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4]《明史。袁崇焕传》虽然对袁氏“私通后金，劲敌胁款”，一事作了澄清，但对诛毛文龙则仍称“妄杀”，且说：“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5]总之，诸书记载，众口一词，似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非罪即过。明末以来这一传统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毛文龙是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部队”，“袁崇焕杀毛文龙极其不得人心”，使“后金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皇太极在毛文龙被杀后四个多月，亲自领兵长驱进关，安然转战北京周围达半年之久，这是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事。”[6]由此看来，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值得一辨。本文拟就此作些辨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袁崇焕之议款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是为了向后金求款，用以“塞五年平辽之命”吗？后金曾提出过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的条件吗？袁崇焕果真是害怕毛文龙“泄其款计”，必须除之而后快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外乎是一个“款”字。不错，袁崇焕自出镇关外，的确提出过一些议款的主张，其后也进行过一些议款的活动，他自己从来不隐讳这一点，并且声称；议款是他的复辽战略的组成部分。如崇祯元年七月，他在被召见平台，作出“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的同时，就当面向崇祯帝讲过这一战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7]所以问题不在于袁崇焕有无议款，而在于我们对袁氏之议款是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这里有几点应该指出：第一，袁崇焕之议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于对皇帝讲，敢于对枢臣讲，敢于拿到廷上和群臣力争，甚至为此而遭压制、遭罢官也在所不惜。而毛文龙在当时只不过是镇守边岛的总兵，其权位当在袁崇焕之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恐文龙泄其款计”的问题。　　第二，袁崇焕之议款，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历次议款情况，均随时禀之朝上；崇焕亦先后接到“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毋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8]以及“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9]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加以贯彻。这些情况，在《东华录》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如果有的话，在明亡之后当会公诸于世，就象公开皇太极设间的秘密、及其后公开《毛文龙书简》一样。同时，乾隆帝对于自己祖宗的历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他也不致于糊涂到把“通敌”之臣树作忠于职守的标兵，发出了“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10]的上谕。由此可见，所谓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条件的说法，只不过是以袁崇焕“私通后金”为前提的，是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当时主此说者，有出自阉党的诬陷，也有误信失实之传闻，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此事之属于虚乌有，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发点，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如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曾藉努尔哈赤去世之机，遣李喇嘛等前往吊丧，并申款议，诸史对此多持非议，但考诸事实，袁崇焕遣使的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及种人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作难，束手归命，三也。”[11]证诸于清人记载，蒋氏《东华录》说是“因窥我情形；”[12]魏源《圣武记》则说是“将觇我虚实，”[13]这说明袁氏之遣使，是从属于进一步巩固宁锦战守的。再证诸于双方往来书简，袁书除提到：“知汗之渐渐恭顺****，而息兵戈”等语外，还明确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妇作何送还”[14]的要求；皇太极在回书中则指责崇焕要求退地还民，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15]可见袁崇焕从议款开始，即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　　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以守促战”。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天启二年，他在出关赴任前夕，曾会见“听勘在都”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16]其后，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与图之”，“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夺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17]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18]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19]象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20]难怪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21]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　　第五，诸史曾指责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只不过是“聊慰上意”的、毫无把握的诺言，最后不得不为讲款而擅杀毛文龙。但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袁崇焕对于辽事是心中有数的，他前后两次出关，都是按既定方略埋头苦干，即使是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声纪》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崇焕自任复辽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仅期也。……复辽而必以兵与马也，辽之兵业何如兵，辽之马业何如马也，即敌之避辽而趋蓟也，复避蓟而趋京也。敌之畏辽之兵之马也，昭然也。浸假而进乎五年也，其兵其马当复何如也。……崇焕不必若是其亟亟也”。梁启超也曾评论说：“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22]我认为这些分析与评论是中肯的。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23]责之为奇祸；首辅叶向高则说：“功虽难言，罪于何有？”[24]其实，叶是化贞座主，他的话明似折中，实暗右化贞。因为熊廷弼在复任经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河上，以辍奴兵；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使奴兵反顾；经略座镇山海，节制三方，统一调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我兵与丽兵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26]这些决策均已禀明朝上，获得允准，叶、张、王等人对此当然是清楚的。熊廷弼为此还专门警戒过王化贞，勿轻战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绪，“一举复辽”。然而，正当熊廷弼与所司筹议兵饷之际，毛文龙却在“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27]的情况下，奉王化贞之命，抢先袭取镇江。当时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儿做戏”。不管毛文龙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后，王化贞曾扬言：“不必筹登莱水师也，有皮岛毛文龙在，”[28]其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难怪熊廷弼愤愤不平地上疏陈说：“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蒭茭无一不备，而后尅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29]熊氏的斗争矛头，虽说是指向张鹤鸣、王化贞，但毛文龙对于这一事件是难辞其咎的；对其后王化贞的广宁师溃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毛文龙的东江之役，对当时整个抗清战局来说，是弊而不是利，是过而不是功。　　其次，关于毛文龙在东江牵制后金的问题，看来也应该打上个问号。《明史》就曾经明确指出：“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30]这种只肯定东江其地而否定文龙其人的分析，我认为是相当辩证的和客观的。事实上朝中确有不少官员，早已对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表示怀疑，并不断提出质问。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31]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37]所以《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38]“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3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4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41]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　　三、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　　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下面，准备择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千余万。[42]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44]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45]两者的意见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文龙对此却大为不满。对于这一点，《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46]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47]由此可见，毛文龙之不受节制，当是事实。有些学者引《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曾经提到：毛文龙“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一语，认为文龙“既然有所转变，何必吹毛求疵非杀不可。”[48]但考诸《题本》，此语只不过是叙述事件之发展过程，紧接此语之后，即有“（袁）曰：营伍定，则年终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张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管包完东事便了。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等语，这分明是揭露毛文龙在督师面前耍手腕，怎能说是毛文龙已“有所转变”呢？！　　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这是毛文龙利用其远据海岛而惯用之伎俩，但其实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问题。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49]但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叛王一宁所告发，由于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50]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51]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浮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52]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这是因素之一。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53]兵部在覆文龙疏中也指出：“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54]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无非皆欺罔之言也。”[55]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这显然不是指毛文龙所转呈的后金书信中有冒犯语言；而是指文龙本人的真意。对于这一点，《督师题本》讲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语，[56]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结近侍。”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实质是结为团伙，即所谓“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57]这一点，从魏阉对待毛文龙与袁崇焕一亲一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焕“为人疏，于大珰少所结好，”[58]魏忠贤曾“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59]迫使崇焕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贤伏诛后才得以复用。而毛文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60]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61]事实上，在王化贞被处死之后，魏忠贤便成了毛文龙的后台，不仅冒捷冒饷得以通行无阻，而且谁参劾毛文龙，谁就得遭殃，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这都是魏忠贤庇护毛文龙的结果。甚至在魏阉伏诛之后，仍出现了“内官王国兴擅到海上，称密旨召毛文龙，踪迹诡秘”[62]的情况。可见毛文龙与宦官的关系，实在并不寻常。　　罪之十一：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这当然不是指战术上的避实击虚，而是指毛文龙常常临阵逃窜，不敢接战，即《李录》所说的“有同群羊之见猛虎”。至于掩败为功，那也是事实，别的用不着多说，就在铁山惨败之后，毛文龙即上报宣州、义州等处“五捷”，但考之《东华全录》，后金在破铁山后，并无与毛文龙交战之事，所谓五战五捷，实皆虚冒。当时袁崇焕即已指出：“铁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遗，而朝夕报功。”[63]可见崇焕对文龙此种所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这几乎是所有参劾毛文龙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祯元年，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指出：毛文龙“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有些学者却撒开毛文龙本身的问题不谈，认为这“应首先找督师是问”。[65]我们说，作为统筹全辽战局的督师，对此当然是要负责的。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经过查证、并在开导无效之后，毅然斩之，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吗？！　　在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罪之五：“私通外夷。”这不仅仅是“擅开马市”，即“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67]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敌叛降。袁崇焕在当时虽然未能看到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来书简，但对于个中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获得了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的告密，只是由于刘兴祚的身份关系，袁崇焕在当时对此事不便明说罢了。《崇祯纪事》载：崇焕奏报中有“文龙逆迹昭然”之语；《蒋录》则载：“明袁崇焕以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与我国私通，杀之；”崇祯帝在覆旨中也明确指出：毛文龙“通夷有迹”。这些都证明了毛文龙之通敌，是导至督师斩帅的重要原因。关于毛文龙通敌叛降的问题，因已有学者作了专文论证，[68]我完全同意，在此不准备多说。但仅凭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69]“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准备拿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兄弟与后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证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程本直在《漩声纪》中对斩帅问题有一段总结性的评论：“客亦闻夫年来国中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程氏的这番评论，是在袁崇焕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而“擅杀大帅”之说又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四、关于党争　　毛文龙既然罪在当诛，崇祯帝在事后亦有明旨颁示中外予以确认，那末，为什么事隔不久，在朝中竟为此而掀起轩然大波，袁崇焕更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看来，这确实是与明末复杂的党争有关，但决不是党争导致袁崇焕错杀毛文龙，恰恰相反，是袁崇焕因党争的牵扯而被冤杀。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的一些党人，把迫害毛文龙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诛帅方案早已和钱龙锡等人私下定好，崇焕只不过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韩爌、钱龙锡等人，并不想籍机扩大其打击范围，“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从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72]可见，当时打击阉党，本出自崇祯帝的主动，而韩爌、钱龙锡等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显得有点保守和被动，如果他们果真要“迫害”毛文龙，那可说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于不是党人的袁督师，即使是由于毛文龙手握重兵，远居海岛而想借助袁崇焕的力量以除之，也应先将毛文龙列入逆案，以便师出有名，但事实上毛文龙并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焕在出关赴任前，确曾与钱龙锡谈论过毛文龙的问题，但那是袁崇焕从复辽的角度主动提出来的。“大学士钱龙锡，以崇焕召对时有‘五年复辽’语，因造寓询方略。崇焕曰：”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耳。“[73]从钱、袁谈话的内容来看，既不是什么迫害，更与党争毫无关系。第三，毛文龙虽说是曾经攀附过魏忠贤，但从朝内党争的角度去衡量，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朝中的重要的阉党分子如周延儒、温体仁等，尚且没有受到冲击；东林党人更没有必要把远处海岛的毛文龙视作大敌，以至假手督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第四，袁崇焕对毛文龙其人，虽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并非在复出时就立定了必杀之心。这一点，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则用之“一语外，在《斩帅题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当文龙抵宁远时，”臣体皇上生之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之心“；其后又”决意东响，深入其地，尚望所见不知所闻，开文龙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达双岛，获悉”文龙之恶，高积如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后，仍”令其亲信，往复开导“，只是在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后，才不得不毅然斩之。那末，袁崇焕是否为了开脱而编造谎言呢？看来也不是，即使是极诋袁崇焕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话：”与汝谈三日，谁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诳。“[74]再者，按一般情理说，若是蓄意杀害毛文龙，当以在督师之驻地宁远下手最为稳当，不会愚蠢地跑到毛文龙势力范围内的双岛动手。然而事实是毛文龙死于双岛，而非死于宁远，这正说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并非预谋，而是情势急迫，不得不作断然处置。　　对于督师斩帅，崇祯帝在事后曾有明旨覆示。“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仍着安心任事。”[75]可见此事本已了结，其后之所以骤起变幻，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其中有皇太极行反间所造成的巨大阴影；亦有崇祯帝的猜忌多疑，但这些只不过是阉党余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和条件，问题的实质是阉党藉机翻案。因为“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切骨，”[76]而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适有“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一语。这样，阉党便死死抓住这一条不放，把所谓通敌、斩帅、胁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从袁崇焕开刀，达到攻倒钱龙锡，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国榷》所载：“初，逆珰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77]《明史。韩爌传》亦载：“时逆党虽定，（王）永光及袁弘勋、（高）捷、（史）（）辈，日为翻案计。……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又“以爌崇焕座主也，”“宜与龙锡并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当时阉党余孽所上的奏疏，情况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学士钱龙锡曰：袁崇焕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独发纵指示之钱龙锡，不胜伤心之痛。……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不一，崇焕疏有龙锡低回私商之语，可覆按也。……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宜今日龙锡皱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们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至（崇祯）三年八月，复疏上，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道。”[79]结果，钱龙锡被逮了狱，甚至曾一度论死。可见，阉党余孽所炮制的“擅杀大帅”论，其矛头不仅指向袁崇焕，同时也指向钱龙锡等人。“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其实是梁廷栋听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80]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高捷、史之流，只不过是前台走卒，整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实为温体仁。刘宗周在其后有疏说：袁案之后，“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举朝士之异己者，概坐焕党，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进，君子退。……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81]温体仁在给其弟幼真家书三则中也透露了个中秘密，”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金）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虏）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指钱龙锡）、临邑罪枢谋款议，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为大言，视逆督如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落胆，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听。“[82]其后，崇焕部将祖大寿、何可纲等奋力作战，击退后金，收复四城，捷闻，帝以”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83]从而使袁案一度出现转机，但”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84]遂使转机化为泡影，袁崇焕也终于含冤被杀于市。可见袁案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温体仁的密疏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五、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过去，有些论者之否定斩帅，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使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入围北京；二是造成皮岛无主，内部互相攻杀，导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投降后金，从而使整个东北战局改观。对于这些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商讨的。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考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汉臣高鸿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极建议：“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况，或攻或围，再作方略。”[85]正在这个时候，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86]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87]据此足证已巳之师，是按高鸿中的建议进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针对和议之进展情况，根本就没有考虑毛文龙的所谓牵制。至于说到皇太极的“后顾之忧”，这倒是有的，但后金所害怕的并不是毛文龙，而是袁崇焕。当后金师次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尔古泰晚诣御幄，……谓此行深入敌境，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若明人会各路兵来围，为之奈何？！倘从后堵截，致无归路，何由返国？！”[88]并曾密议班师。这都说明后金是有后顾之忧的，而他们所忧的，舍袁督师外，还能是谁呢？！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89]这表明他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90]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91]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这是很清楚的。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自然有其具体原因，而且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如果这些攻杀与叛降是发生在袁督师任内，他当然要负责；但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一切条件和情况都改变了，若仍归罪于袁崇焕，这能说是公平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先生有一段评论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有所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92]这一意见，我认为是很值得考虑的，看来，现在该是我们正视“杀崇焕者之罪”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