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争夺天下的结局是，他丢失了整个中国大陆，不得不带着妻儿老小和残余势力在49年的7月份便流亡去了小小的台湾岛，从此开始了他偏安一隅的统治生涯。　　 红色的苏维埃政权领导的新政府在10月1日这天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整个国家以反对剥削、反对资本主义为己任，实行社会主义，并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当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传到欧洲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为之震惊。　　 很多欧洲国家当然还有超级大国美国都对这个新崛起的政权抱以敌视的态度，他们很快便做出明确的立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国家，不愿意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他们只是继续保持着与台湾国民政府的外交往来。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国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两个互不承认的统治政权，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不承认在大陆的新中国政府，而在大陆的新中国政府也又不承认台湾的流亡政府。最糟糕的是，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也在那一刻起几乎都断绝了所有与中国大陆的往来，而象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但却突然间失去国家归属的早期留学生就象失去母亲的孩子一般，显得茫然而无助。　　 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我从小接触最多的也是和父亲一样的长辈们，从他们的言谈间，我只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将国家带入繁荣与昌盛，加之成年后又在欧洲多年，使我对国内的这个新兴政党了解的并不多，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我也并不太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或许对我这个不懂政治的普通人来说，那只是历史上又一个政权的更替，只是又一个王朝的来临。欧洲所有的媒体都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不抱有好感，报纸，电台里连篇累牍的都在报道“一个可怕的红色政权”之类的话语，更是令我对自己的归属产生了了无言的担忧。　　 我除了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己是中国人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属于哪个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政府，我连我究竟是该以什么身份去申请护照就更是搞不清楚了。　　 就在这时，奥地利政府突然有了行动，针对他们国内常驻的中国留学生出台了一个政策，他们愿意接收所有在奥地利有居留权而又愿意留在奥地利的中国人，并可以得到奥地利国籍。这个政策一出，叔叔一家都在为我感到高兴，认为我曾经考虑的那些问题就此迎刃而解，从今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护照之类的身份问题了，可以顺顺利利的和沃尔特在一起，因为那时我已经变成一个奥地利人了！　　 得知这个政策后，我内心不禁大为震动。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究竟是不是要放弃中国的国籍。只是我倒是不知道自己放弃的国籍究竟是哪个政府的国籍？如今国民政府倒台了，中国大陆已经是一片红色的天下，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象我这样从资本主义世界里回来的人，他们会怎么看待呢？会不会把我看成是个异类呢？我并不了解这个政党的政策，因此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而在很多外国人的眼睛里，他们并不认同新兴政权建立的那个中国，他们只承认中华民国，如果我以新中国居民的身份在欧洲生活，可能又会被认为是个与他们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类，为此，我不放弃也不是，留在这里不入籍似乎又不妥。　　 考虑再三后，我给在香港的父亲打去了国际长途，父亲在电话里殷殷嘱咐我，还是加入奥地利国籍，毕竟如今国内前景难料啊！　　 “云云啊，你也不要多考虑了，既然奥地利他们愿意接收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我看你还是就入籍算了。如今中国的情况啊，实在太复杂，红色新政权尚未站稳，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那里虎视眈眈，等着看笑话，而我们的旧政权又在台湾一息尚存，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两个政权之间必定还会有一番争斗，那可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啊！　　 我们只是普通人，寻求的也只是那一份心灵上的平静和人身的安全，我也知道你难舍故土，可我们背井离乡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啊！云云啊，我想为了你自己能有个幸福的未来，就不要再多考虑了，趁这个机会把籍入了，也就没了那许多的麻烦了！”　　 父亲的一番话，听上去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他经历过更多的世事，也比我更有长远的眼光，看事情也更准确。所以他的这些话，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我彻底放弃了保留中国国籍的想法，于是一个月后，1949年的11月，在沃尔特的陪同下，我在维也纳的移民局办理了所有的入籍手续，在来到奥地利11年后，我正式成为了一个奥地利人。　　 作者有话要说：我不知道这样写，是不是会让大家不喜欢，会不会因为女主放弃中国国籍而让大家觉得她是个不爱国的人，只是我想这个女主是出生在国民党党员的家庭里，长大后又去了敌视共产主义的欧洲，所以她对那个新生的国家完全不了解。这才会在犹豫再三后放弃中国国籍。虽然心里留恋故土，但毕竟局势所迫，让她不得不做出决定。　　 至于奥地利接收中国留学生的事情是我根据以前澳大利亚的前例所杜撰的。我的大伯父在８９年“六四运动”前夕去了澳大利亚，后来国内发生动乱，他们无法回国，后来过了没多久，澳大利亚政府就将当时所有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接收了下来，让他们变成了澳籍公民。当然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所以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件事情，我是猜想，可能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些欧洲国家不肯承认新政权的时候，那些留在当地的中国人又该怎么办呢？说不定也是这样全体接收的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杜撰与臆测，至于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也不太清楚。但还是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喜忧参半　　 当我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后，一切都变得非常顺利。1950年开春，在拉沃夫中学办好辞职手续的我便告别了在维也纳的叔叔一家和翠希，跟随着沃尔特一起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慕尼黑。由于我的加入，使得原本沃尔特和约瑟夫住的房子显得有些拥挤，于是约瑟夫主动让出了自己的房间，又在慕尼黑工大附近与人合租了一间单人间，将原本两人租住的小套房让给了我们。　　 没过多久，我便在离慕尼黑大学不远的小镇中学里找到了一份教历史与地理的工作，工作和住房都陆续有了着落之后，我们的生活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巴伐利亚州属于德国南部，那里的民风向来淳朴而保守，但待人却比较热情。　　 小镇上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人，因此镇上的人对我的出现感到很好奇，但他们又比在柏林的德国人更热情些，所以我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排挤。平时，我教书，沃尔特和约瑟夫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大家都过的充实而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