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把我从书案旁惊醒。去开门不过几步路，足下却觉得有点发飘。门开了，是居民小组长。一位整洁而慈祥的老太太。她大睁了眼望着我，目光里闪出关怀和同情。我知道因为我的蓬头垢面和眼神游移而造成误解了，连忙用握着笔的手和敏捷的“请进”身姿兼清纯的礼貌用语显示我的健康和热情。老太太扫视着我房内凌乱的一切，目光在摊着稿纸的书桌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她说，上头要来检查了，爱国卫生，明天有空的话，打扫打扫；没空嘛，比如说明天正好要上班，家里没人嘛，门关关紧，也罢——只是那扇门，至少也应该擦一擦了。　　一位熟知我的朋友对另一位我刚结识的朋友介绍我道：要找她家吗？不必记房间号码。站那栋楼下往上看，哪扇窗户最脏，里面就住着她。　　我虽然惭愧但难以改悔。顾此难免失彼，除非重新塑造出一个不痴情于文学又不忠于社会职守的全新的我来。我只有两只手，已经各执一头，生不出第三只来。作为一名职业妇女，我注定了要把时间的大头交予社会。而每当我好不容易凑成了连续几天，可以不必去开会，可以不必去挤车，可以不必去空坐，可以把该上的课挤到前面推到后面，可以把积聚了许久许久必欲一吐为快的一切倾泻到文稿纸上时，我就更加痴迷地把天地缩小到一把椅子一张书桌之间，一支笔一方纸之间，一片灯光所能照耀到的一小块地方之上了。我会食不甘、睡不安，饱了肚子便可，有个被窝便可，而让别的义务、责任、命令、诺言、甚至亲人、朋友，统统都隐退到我那糊里糊涂的意念背后。在这种时候，我岂能顾及到脏兮兮的门和窗户？　　文友郑芸，也是写小说的，也是女的，也很看重本职工作且又孜孜于文学创作的，一次忽问我：喂，你娘家妈妈若是到你这里来吃饭，最看不惯而要帮你干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锅盖！厚厚地积了一层油垢的锅盖，我老母是动用了泥水匠所用之小铁铲，才把它们清洗干净了的。郑芸闻罢抚掌大笑道，与君同感，可怜了生了我们这等女儿的母亲们！　　于是我们就特别需要理解和宽容。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敏感而情感丰富的心明白这一点并深自不安。但若是有人以此而指责我们，我们又有足够的理由加以反驳并且感到万分委屈。我们选择了文学这条路来走，纵然是因为沿途有着璀璨的迷人的景观，但也是由于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充当挑担人跋涉于万水千山。我们的精力和才能投放于此处，那就难免萎缩了立于彼方的手足。在我们辛辛苦苦地奋斗而又凄凄惶惶的内疚的时候，每一份理解每一丝宽容都会像明灯一样照着我们，像火把一样点燃我们，像甘泉一样滋润我们，促我们义无反顾地往前、再往前。若是相反呢？我们却又是格外脆弱的，许多悲剧都由不理解不宽容而酿成。　　或许真有顾此而不失彼的，但我不是。　　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