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春天接到汉堡的请柬。“中国月”将在秋天举行。　　在文学交流活动中，联邦德国的朋友是好伙伴。不仅热心积极，而且深入踏实。近几年外国翻译中国作品，以联邦德国数量最多，质量最好。驻北京的德国外交官员，在促进两国的文学交流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前任大使维克得先生和现任大使贾培德先生本身就是名作家和文化人。两任文化参赞，也都热爱中国文化。愉快的合作，使我们成了朋友。由于他们的介绍，很久以业我就想到联邦德国看看，接到邀请真是喜出望外。　　一切准备都很顺利，临行前却发生了点小麻烦——几位同行者一哄而起选我当了临时领队。这是个受气挨骂兼辛苦一举三得的差使。此行作家五人，有三位是女将，古人云“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位都是名角，京海两派俱全！我想，这出戏够听一阵的。　　9月26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转机到东柏林。看来我估计过分了，几位女作家合作得意外好。张洁女士有在飞机上睡觉好习惯。一人占了一排座位，从亚洲一觉睡到欧洲。安忆只顾埋头看书，从不给人添麻烦。乃珊女士也很文静，从北京到莫斯科仅仅和我说了三句话，起飞前问了一句：“飞机上有饭吃没有？”饭后问一句：“还给什么吃的不给？”快至莫斯科时又问了句：“莫斯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卖吗？”莫斯科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卖。不过和我去年来时相比，也有很大变化。原来空旷的候机室，现在划出一半开了外币商店。逛商店时碰见了面人汤和哥德学院在北京的负责人阿克曼，才知道同机上的中国旅客大部是去参加“中国月”的艺术家。阿克曼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得过最佳翻译奖，是熟朋友。他正和一位女士边走边谈。女士高鼻深目，袅娜苗条，会说中文，略带西文西方口音。我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正猜想她是德国使馆的朋友还是德国记者、专家，恰好有位中国艺术家走来和她说话：“喂，阿衣杜拉，你好！”才认出这是著名的新疆舞蹈明星，我只在电视上见过。　　换机后又飞了几小时，到了东柏林。东柏林机场别来无恙，依旧是窄狭的过境通道，漫长的排队人群。但手续办得似乎比我上次来时要快些。我自以为熟悉路径，过了边检就径直走出机场。正在寻找同伴，一位机场管理人员追过来向我作了个手式，说了一串话，然后又作了个手式。态度很急切。话没听懂，可两个手式都看明白了。前一个手式是叫我别再往前走了，后一个是命令我跟他回去。我随他回到边检出口处，他又往相反方向一指，我依他的指点走出另一道门。这才看见同来的人和汉堡德中论坛来迎接的朋友正向门口翘首张望。我一出现，迎头一阵哄笑，随之女同胞们的批评就雨点般洒来了。“叫你作我们领队，你先把自个儿丢了，这叫怎么回事？”“你的签证是经过国际走廊的，为什么要非法入境，闯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了？”我又认罪又道歉，在嘲笑声中进入长途汽车。　　艺术家们仍与我们同车，沿着东西走廊急驶。路侧有铁丝标志出走廊的边界。界外是民主德国秀丽的森林和丘陵。白、蓝、浅紫、淡黄的各色野花，无视人间禁忌，按它自己的意愿，开遍边线内外的东西两边。恰是“一路秋山红叶，老莆黄花，颇不寂寞”。中途有个休息点，设有酒吧、超级市场和商店。车子停下来休息。这里仍属民主德国领土，但地处走廊界内，一律使用外汇。转眼间阿克曼已从超级市场抱着几条香烟出来，告诉我说，这个免税区，许多东西比别处便宜，要买快买。逛过超级市场大家到酒吧吃点心。酒吧格局与民德乡间所见类似，但酒的品种丰富得多。诸如人头马、拿破仑、苏格兰威士忌，德市场很难见到，此处应有尽有。吃过饭看表，从北京出发已经走了二十几个小时，北京此刻早已入睡，这里太阳还没有落下。　　重新上路后，人们前仰后合地睡了过去。迷迷糊糊中听到一声哨响，车子停下，到达边境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警惕性是高的。在民德边检站用去时间较长。人们先下来排好队，边防军拿着护照照片一一查对人脸。然后车上车下，里里外外仔细看。认真负责精神令人起敬。过关后开出几百米，到了联邦德国一边。车子又停下，一位军官上来，先说句笑话，把车上懂德语的人全逗笑了，然后一手持护照，一手点人数，人数点完，对车看也不看，把手一扬：“OK！”连告别带玩笑，互相说了几句客气话，嘻嘻哈哈地就入了境。大家顿时感到一阵轻松，精神振作了许多。　　进入联邦德国，路灯骤然增多，车窗外亮如白昼。遥望远方城市，则如一片灯海。当车子陷入这五光十色的灯海时，就进了汉堡。到亚细亚餐馆门前，与艺术家分手，艺术家们继续前进。我们随论坛的朋友进了餐馆。　　论坛来接我们的朋友有两人。男士叫莱诺·奥斯特，女士叫古德龙。我进入老年边缘后，最明显的老态是记不住人名。这两位名字却一下就记住了。因为男士长得非常像恩格斯，一打听，他真的是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后人。女士的名字和我民德的一位朋友的中国名字相同。我们去民德访问时，民德作协的舒曼夫人和我们相处得很有感情，她请刘绍棠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刘就给她起了“古德龙”。绍棠说，德国话管好叫“古德”，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条好龙”。没想到德国原来就有这样的名字。眼下这位好龙，是汉堡大学学中文的姑娘，说一口不错的汉语，也像中国姑娘那么腼腆。她把我们领进餐馆，那里已有一群朋友和一桌好菜在等着我们。我们吃过早饭从北京出发，经过了一天一夜再加小半天的奔波，到汉堡居然没耽误当天的晚饭，这个帐我怎么也算不明白。按我的表计算，到旅馆去休息时，离家已经快四十八小时了。　　这是欧洲常见的那种家庭旅馆。在阿尔斯特湖边，一幢四层公寓楼，每层两套房间，每套是一户人家，每家就是一个旅馆。我们几个人分住在三家，也就是三个不同的旅馆。谁住哪里自由选择。女作家们住了二楼，我就选了三楼。匆匆洗过澡，几乎没爬上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汉堡时间9月27日上午。按北京时间则是第三天中午了。　　午前没事，我们就沿着阿尔斯特湖畔散步。湖的一面通海，其余三面全是绿地，树林和花坛。有长椅、咖啡厅和游船码头。绿地后边，隔一条宽马路，散落着一幢幢花园宅院，多半是外国领事馆和文化机构，中国领事馆也设在此。再走过去就是商业区了。这里很少美国、东京式的摩天高楼。多半是三四层建筑，但极讲求造型和绿化。保存和重建的古建筑甚多。汉堡在德国不仅是大城，而且是个古城。中世纪时已作为商业联盟中心的汉莎城闻名于世。1686年，汉莎人在内河入海口修了道堤坝，造成了阿尔特斯湖，一下使这小城长出了翅膀。交通方便了，环境优美了，贸易发达了，人口增加了。1903年成为德国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此后每年平均增加一万人。目前有180多万人口，13%的失业率。同时又有大量的外籍工人。因为有些活儿德国人自己不愿干，也有些活儿用外籍工比用德国自己人便宜，失业的人可以领到颇丰厚的救济金，看不到衣衫褴褛、生活拮据的景象。　　中午在亚洲饭店，汉堡市政府官员正式宴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德方出席的有政府文化官员和德中论坛的朋友。除奥斯特和古德龙外，又见到了北德电视台的福格先生和著名汉学家汉姆斯先生。这几位都是热心德中友好工作的实干家。饭前交谈一会儿，就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妥当了。　　晚饭前去参加中国领事馆的欢迎会。所有参加中国月的中国人全来了。在国外，回到领事馆就像回了家，大家免去外交礼仪，全部放松。说说笑笑，百无禁忌。领事馆女同志卷起袖子下厨房给大家作了一顿地道家常便饭，有人说是出国后头一顿吃饱。艺术家们还表演了节目。被我误认作德国人的阿依杜拉也唱了新疆歌。　　散会后时间尚早，一位在汉堡留学的女同胞热情地领我们去看夜汉堡。我们走了不少地方。歌剧院，夜总会，游览地，商业街，灯红酒绿，火树银花。真个是不夜之城。后来走到一个所在，名叫“圣保罗街”，当街竖着影壁似的三块交错的木障，遮住了游人视线。听说过汉堡有个圣保罗教堂，是几个世纪前的著名建筑，我想必是到了这个圣地，用一道篱障把天堂与凡世隔离开也合逻辑。便请女同胞带路，她笑笑说：“此地禁止女性参观。你们男士自己去欣赏吧。只是多加小心，别起邪念。”我想天堂圣地，怎会引起邪念呢？便和彦周顺木障走进去，哇呀！果然是个奇异的世界。不像是天堂。很值得一看。看过后未必产生邪念。反会引起思考，有助于全面了解另一个世界。　　街两旁巨大的玻璃橱窗中陈列的是活人。展示着上帝把我们创造出来时的原始模样！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参观海港。　　汉堡海港仅次于鹿特丹，是世界第二大港。从1888年开辟为自由港，已有百年历史。沿海数百米长的高层仓库，红砖灰瓦，水痕斑剥，仍是百年前旧建筑，连窗口悬着的人力起重装置，也是百年古物。库房实际建在水中，前门面临大海，背对石堤岩岸，用它自身在海堤之间隔出一条水道来，与内河相接。前门从海船上卸货入库，后门从库中提货装小船内运，甚为方便。现在每年吞吐5500万吨散货1800万个集装箱，靠这些古老设备当然是不行了。但他们建设新设备时，仍把旧的保留了下来。一部分继续使用，一部分建成海港展览馆供人参观游览。在近处停了一条客船改成的餐厅和数只供游览用的游艇。稍远处的岸边，有几处小啤酒馆和窄狭的小巷，巷内都是破旧拥挤的二三层住宅。陪同的奥斯特先生说，那也是历史遗迹。小巷是当年的工人居住区，啤酒馆就是为他们开设的。19世纪时，码头上还没有固定的劳动组织，工人要找活干，每天黎明时就到这些小啤酒馆来，等招工头雇用。晚上下了工，拖着疲劳的身躯再到这里来，用酒来安抚身心苦痛。马克思当年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况。1910年，这里才出现同业劳工市场，此后也才有固定工。仓库底层一排像淋浴室用的小木箱就是固定工人唯一的生产设施，存放工具的木箱。工具却要自己准备好带来。好在那些工具十分简单，我们在展览馆看到了，无非是绳子，带木把的铁钩和尖头空腹的探子。这些工具和我小时在天津码头看到的一模一样。证明两国的码关工人有同样的痛苦历史和创造智慧。　　这个码头展览馆不设特备的展厅或柜橱，也没有拦人的绳子或栅栏，一切保持自然面貌，码好的货垛，散了的麻包，磅秤上还有称了一半的货物。有一大批茶叶筒上，打着“中国”字样，挨近它放着古巴的烟草、南美的咖啡。茶箱对面窗前，摆着一列长桌，桌上放了十几个铁罐，又一条线摆了十几个带盖的小铁杯，一位穿旧式外衣的人，像药剂师似地从不同的铁罐里各取出一撮茶叶，按不同的比例，配成数份。分别放不同的铁杯内。旁边电炉煮着一壶开水，冲入一个个铁杯，闷一会儿、拿起头一杯，晃一晃，看看，嗅嗅，啜一口含着，微闭双眼沉思片刻，回身吐进铁筒里。往纸上记几个字。然后再顺序尝第二杯、第三杯……尝时专心贯注，吐时叽叽有声。许多中学生围在四周，用虔诚惊异的眼睛看着，有的还记笔记。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在表演品尝评定茶叶。茶叶进口后，用这样的方法来评定品级和制定价钱。问我中国是否也用这种办法？据说这种品尝方法是和茶叶一块从中国传来的。我说或许是这样，但你们中为洋用，已经改造成德国的东西了。在中国品茶，很少用铁器。甚至连煮水也尽量用陶器。多半是冲茶，很少煮茶。先把十几种不同的茶叶冲泡好，把茶汁倒入盖碗，不留一片茶叶，排成一溜。然后再把品尝员请进室内，一一品评。每尝完一杯，漱一漱口，立即报出这杯茶的产地、价格、适销地区……我刚说到这里，他们就惊叫起来。一个朋友作个手势请大家安静，追问还有什么不同，我说还有就是中国品茶员吐茶时发不出那么好听的吱吱声。　　说着我们上了游艇，驶离码头，开往出海口。一路上看的是集装箱连成的城墙、加轮船组成的城市和吊车结成的山峦。也见到一艘中国船，名“香海号”。最大的一艘船是美国航空母舰。海水澄蓝清澈，没见到泡沫塑料，啤酒空罐之类我们水面上常见的东西。不知是否被收废品的全捞走了。船驶出好远，看到了那个有名的大堤，伸展在海水中，就是它把海水隔成两片，隔出一个阿尔斯特湖来。　　晚上开始演讲会，会分几天进行，我们几个人轮流参加，今天中方参加的是鲁彦周、张洁和程乃珊。没我的事，就一个人上街瞎逛。诗人徐志摩说过，游山不能有伴，尤其不要有女伴。如把“爬山”改为“逛街”就是绝对真理了。山路只有一条，有个女伴无非爬得慢些，看的山总还是一个。逛街则不然。女士们只对时装和甜食感兴趣，可谓长观不烦，百看不厌。而我偏与这两样东西皆无缘。一起去时只陪着走路，她们进商店我就站在门外看行人。一个人逛街就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店。这晚上我就逛了旧货店、古董店。还独自进酒吧喝了地道德国啤酒。并且往角子老虎嘴里白扔了几个硬币，这才心满意足回旅馆。　　这时开座谈会的人也回来了。只见张洁女士满面杀气，怒目圆睁，如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悄声问鲁彦周出了什么事？他指指张洁说：“跟阿克曼吵起来了。”　　“为什么？”　　“回答问题时，阿嫌张态度不冷静，张叫他少抡指挥棒……”　　往下我就不打听了。张和阿是合作伙伴。阿因译张的书在德国得了最佳翻译奖，张因阿的翻译《沉重的翅膀》飞遍了欧洲。两人友情很笃。爱吵就吵，吵完又好。不必替他们操这份闲心。而且张洁存不住话，不必去问，明天她自己会憋不住找我来谈。想到此就径自回去洗澡睡觉。　　二十九日是我参加汉堡中国月的主要活动日，发表演讲和参加座谈会。不过正式活动在晚上，白天还有许多时间去参观游览。女士们一早就倡议去逛商店。这是件比正式活动更辛苦，又决不能请假的任务，因为女作家们虽然游兴高，但从不记路。又只有一个翻译，于是便以随从兼领队的身份恭陪前往。　　张洁是老汉堡，尽管不认路，但知道商业区的方位。她提议去车站前的一个商业中心。那确是一个好去处。许多巨大的高层商店，被一个个用喷水池或雕塑装饰起来的街心公园隔成数组，又用种满花木放有长椅的宽阔人行道连成一片。沿街看过去，鞋帽时装，首饰珠宝，古董文物，壁画地毯，厨房设备，烟酒糖茶，猎枪渔网，汽艇摩托，花鸟鱼虫，猫窝狗舍……似乎除了核武器，凡人类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东西，全替您想到了，全替您备齐了。为您提供了一切方便。就剩下一件事留给您自己办，就是看看您的钱包是否也方便？惭愧的是不用看我就知道自己的钱包不那么方便，于是就自动放弃领队职责，悄悄退到众人身后改任跟班。　　张洁和乃珊家庭观念强，率先冲进了超级市场。张洁拖过一辆车来沿货架往车里挑厨房用具，挑了不少，不过多是白洁布、餐巾之类小件，并没挑冷库、洗碗机和电灶。乃珊以挑食品为主，一边挑一边评论：“的个末子好乞咧！”也买了一大包。从这里出来她们就拐进了服装店。我知道这一进去半小时之内是不会出来的了，便拉鲁彦周一把，坐到街心公园长椅上去休息。闲看来往游人与街景。欧洲的繁华区有个特色，不像亚洲国家繁华区如香港、东京那么拥挤，也不像纽约那样喧嚣。即使商业中心，人流也疏疏落落，井然有序。汉堡这一点尤其显著。至于商店建筑，橱窗设计，货物品种，招徕方法，西方国家实际上都大同小异。男人而又心粗如我者，往往只见大同，少见小异。只有同等商品，价格相差太多时才能发现。而且只限于香烟、啤酒之类。这天我观察的结果是，德国的啤酒实在又便宜又好。其它一切都比香港价高。还有，汉堡街头游人比起巴黎纽约，有色人种似乎少得多。有一些阿拉伯人。但这里的阿拉伯人与巴黎的又有不同。这里以劳动者居多，不像香榭丽榭大街上随时会碰到乘奔驰车、戴钻石戒、偕女伴、带仆人的石油大亨。　　女士们终于出来了，每人手中都举着把彩色缤纷的折叠伞，热情地告诉我说，有个店处理雨伞，非常便宜，劝我快去买一把。我拿过来看看，见有“台湾制造”字样，便打消了买的念头。并理直气壮地说。“台湾也是中国，何苦大老远到德国来买中国货呢？”从这里又转到鞋店，我终于看到一件想买的东西了。袋鼠牌旅游鞋，样式不错，价钱也还便宜，毫不犹豫买了一双，正想向她们展示，一细看，上连赫然也印着“台湾制造”字样。就蔫不溜地放进提包。尽管为我们同胞的经济成就而高兴，但这鞋我决不给同伴们看了。女作家尽管写起文章来风格各异，口头创作却全是辛辣嘲讽派，不必给她们增加新的素材。　　回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将近中午，福格先生和奥斯特先生到来，要陪我们去参观北德电视台。福格先生是该电视台的东方部主任，又是德中论坛的委员，以双重主人身份欢迎我们去，并请我们在那里用午餐。我们当然乐于前往。　　参观电视台得到的印象是环境安静优美。工作井然有序，人少机器多。电视台的领导人对促进德中友谊非常热心，每有中国客人来，必定热心接待。王蒙、鲍昌、张抗抗等中国作家都来这里作过客。在客厅喝咖啡时主人就放了王蒙在汉堡活动的记录片和其它介绍中国的片子作招待。东方部的重点就是介绍中国。它们不仅向德国人介绍中国，而且也制作和提供中国需要的节目。在中国收视率很高的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就是他们专为中国人制作的。　　饭后时间尚早，福格和奥斯特便约我和张洁去阿尔斯特湖边的水上俱乐部喝咖啡。这里傍花近水，清静明快。我们就坐在那里漫论有关德中友好的话题。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但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联想，我想到了甲乙两位先生。甲是本土出生的欧洲人，汉文不错，翻译和出版过一些中国书籍，作过不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乙是位中国血统的欧洲国人。外文不错，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作出不少贡献。两位的爱好也差不多，都爱在外国人面前以中国文学专家自居，在中国人面前以外国通自诩。甲先生愿在外国人面前表示自己在中国方面路子广；乙先生爱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在外国吃得开。这两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圈子中都有些名气，都交下了朋友，也都招引出点微词。无非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方有关部门邀请中国作家的中间人和顾问，他们过多地坚持了个人的观点和作法；二是对于中国文学故作权威状。对这一类事我一向持豁达态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为人处世，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信条，中西两方属于两个世界，不必用自己尺度去衡量别人，只要作的事总体上有益于中外友好，就是朋友。其它何必苛求？至于个人间关系，感情相投就多来往些，秉性各异就保持点距离。不宜采取“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方针。值得注意倒是我们个别同志应该自尊自重些。中国作家穷，能掏钱自费出国旅行的人不多。有人出钱邀请，欣然接受，这很自然，无可指责。但为了达到这目的向促成者赔笑脸，套交情；为了不负主人盛情，专找人家爱听的话说，就未免有点那个。国际间交往，讲的是求同存异、互敬互谅，不能在原则上作交易。当然，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打着文化交流幌子、甚至冒充某种特殊身份招摇撞骗者除外。因为那是另一范畴的事。　　29日晚七点半在德中论坛开的演讲会，是第三次会。张洁参加过一二两场，第二场时发生了点争执，主持者就有点紧张，惟恐今天再有不愉快事情出现，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掌握好会场。我叫他放心，保证会开得轻松友好，没火药味。　　这种多内容的综合集会，是这次“中国月”中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开幕这天，许多作家和友好人士，包括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维克特先生都到会祝贺。这些都是作为贵宾被邀请来的。至于其他普通与会者，则是谁爱来谁来，花钱购票就可入场，没任何条件限制。与会者的涵盖面很广泛。凡能购票来参加这个会的，大多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意。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除此之外，政治信仰、文化水平、美学观点、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处世方针，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这么一来在座谈讨论时就势必产生争论。就是我们的熟朋友中间，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唇枪舌剑也在所难免。举例来说，在前一天的会上，我和那位先生就有过一次交锋。那天是谈德国如何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大家认为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德国没有译本，而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却译了不少。我的朋友阿诺尔德就问甲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翻译书目的？”甲先生说：“我最注意中国报刊上的争论文章。对哪篇文章争论最尖锐，我就优先选择哪一篇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肯定会传达较多的信息，不论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阿诺尔德问：“邓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有权力发放学位证书，我一定发给我的朋友政治学学位或信息学学位，我不会给他文学学位。因为有无争议从来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后我和甲一起喝茶，我问他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他说很好，不过以后他不想再弄文学了。他宁可多介绍些中国的政治文章过来。说着就把他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文选》送给我，上面还有某位中国领导人的题签。我当然表示感谢，同时说：“我希望你文学也还搞下去。我不赞同你的选题观点，并不等于不赞成你的全部工作。”看得出他有些不愉快，但总算都没红脸。争论既然难免，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既能说明自己观点，又无损于友谊和礼貌。但作家究竟不是外交官，重感情，尚坦率是其本性。与对话者之间有点磕磕碰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总体上坚持了原则和礼貌，就算合格。　　我们这天的会开得满成功。争论也有，但没发生在中德国两国朋友间，而在是中国同胞之间，并没引起不愉快。　　这次和我们一起参加会的，除中国作家代表团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一是L小姐，她目前在伦敦一个摇滚乐团当歌星。另一们M先生，目前在巴黎闯天下。据德国朋友介绍说是位有名的中国青年诗人兼画家。在国内时参加过星星画展。写诗大约是在法国定居后的新发展。所以专门发表在西方办的中文杂志上。这两位都是德方根据某位汉学家的热情推荐直接从巴黎和伦敦请来的。虽非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大家活动还是在一起。相处也还融洽。L我早就认识，也读过她的作品，很为她的才能高兴。M虽是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他腿部残疾，拄着根拐杖，衣着也满朴素。浅谈过几句后，知道他在巴黎给人打工，刷墙，洗碗，扫垃圾，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揎圆了肚子还要写诗，生活得着实不易。这天的会我是第一个发言的，由阿诺尔德给我作翻译。阿是著名评论家，给我翻译之前，他先谈了一番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介。我除去谈我的创作经历外，自然也要谈及创作观点。我说了两点，一，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有助于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完美。我不认为文学直接对政治的干预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二，在艺术形式上，我仍追求民族特色。我把世界文坛比作一个大花坛，各国作家是不同的园丁。英国善长玫瑰，日本精培樱花，荷兰产石竹，法国有丁香……各尽其力，各展所长，这花坛才能百花齐放，彩色缤纷。中国若也种玫瑰，种得再好，即使和英国的一样好，对这花坛来说，也并没新的创造。即使没有中国参加，人们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假如中国种牡丹，这就不同了。就有了不能代替的独特存在价值。演讲之后，在座谈时，有德国朋友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文艺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作家有创作自由吗？”我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自由的写作环境。刚才阿诺尔德先生介绍了我的小说《那五》和《烟壶》，像我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绝不会有地方发表。若当真发表了，其后果会比不发表更糟。现在不仅发表了，而且四处转载，连续得奖。这难道不是有无创作自由的一个例证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文艺政策已经完美无缺，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登峰造极，再不要有所发展了。况且我也不认为民主是无条件的，自由是绝对的……”我这几条看法，M先生显然都不喜欢。我讲完后，立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主持会议的斯恰米特先生用担心的目光看看我。我冲他笑了一下，恰好台下有听众要我表示看法。我就说，在一个会上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我已成习惯。干么不让听众带着问号回家自己思索呢？把争论的时间用来进行下一个节目，请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朗诵不更好吗？　　斯恰米特先生便宣布转入朗诵。听众立刻活跃起来。　　先由我朗诵《烟壶》片断，效果平平。随后M朗诵他的诗作，这才把会推向高潮。　　M先生朗诵是十分精彩的。他朗诵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做《门》。这首诗很有特色，不论你听懂听不懂，喜欢不喜欢，听过一遍，保证能把全诗记住。因为尽管全诗很长，其实只有一个字，“门”！朗诵起来声音高低强弱，节奏快慢缓急，变化多端，铿锵有致。整个大厅都被这诗的吟诵声震住了，一时万籁俱静，只听到一个声音。　　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　　M先生生有一副好嗓子，也有舞台经验，我敢打赌，若当歌星其成就未必在诗作之下。他还朗诵了另一首诗，内容属于针砭时弊之类，形式上就没有“门”那么叫绝了。觉得类似北岛，却又不敢肯定。过后碰到一个熟悉中国新诗行情的朋友，他在美国出版中文杂志上读过M的诗。我问他：“M先生的诗是否受北岛影响？”答曰：“NO！北岛业已过时，他们比他更新潮。属于后朦胧派。”以我观察，M还是注意学习的。这使我又增加了一分敬意。因为我联想起另一位诗人。有天在纽约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席间有位教授问一位大陆才去的青年诗人：“你们从哪里吸取营养？是不是主要读中国古诗？”青年诗人说：“我们发过誓言四十岁以前不读中国作品！”教授就说：“唔！是的，你们主要读外文诗！你是读英文还是法文？”那诗人叹口气，愤愤地反问道：“在中国那种环境里能学得好外文吗？读不懂呀！”教授愕然，不再发问。身旁一位女作家悄声问我：“中国书不读，外国书读不懂，那还读什么？光读自己的？”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想造成这种情况，有它历史的原因。过些年他们之中一些人将会自我调整。只要为人正直，其它可不必苛求。怕的是头上生角身上长刺的那路英雄。比如有的先生，未曾出道之前，也曾谦虚的找这位“老师”那位“前辈”帮这作那。要作协为他进行多少安排，作了多少服务。一旦功名成就，踏上别国土地，就慷慨扬言，“中国作家协会的头目因为也是作家出身，所以最会迫害作家。”与此辈相比，我碰到的这几位青年朋友就算很不错。所以，在汉堡的晚会，朗诵开得轻松愉快，朗诵完便在掌声中散会了。主人很高兴，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中国月”的正式开幕日期其实是10月1日中国国庆节。而作家们开过29日的晚会，主要的工作项目就算完成了。主人有意安排文学活动提前进行，提前结束，叫作家们可以轻松地参加其它活动。　　10月1日下午3点，市议会和政府官员，在市政厅设酒会欢迎全体中国朋友。汉堡市政厅是座世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建于1686年，造型宏伟，工艺精湛。巨大的拱门，壮丽的石柱，宽阔的大厅，深邃的雨道，生动的浮雕，灿烂的壁画组成的大理石宫殿，仿佛是一首交响乐，鸣奏出一首时而庄严时而华丽、时而深沉时而愉悦的乐章。听到它，既感到个人在群体智慧前的渺小，又感到作为群体一员的骄傲。既被这庞然大物震撼，又为能主宰它而自得。　　酒会在宴会厅举行，随后进入会议大厅举行开幕仪式。汉堡和上海是姐妹城，上海市委曾会书记带了一个代表团专程赶来参加。中国大使陪同他们入场后，仪式便正式开始。一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欢呼如雷。日尔曼是个含蓄的民族，如此热烈的场面出我意外。不过他们的含蓄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开幕式之简短。这么大个活动，讲话总共不过三分钟。中国客人致答词后，马上由中国音乐家指挥交响乐团演奏谭盾的乐曲。曲终礼成。“中国月”就算开始了。人们分头去参加不同的活动。晚上大家再聚到市政厅前广场上观看中国灯笼和焰火。　　“中国月”是为增进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举办的，表演和展览的当然都是中国事物。这些我们回国以后还有观赏和学习机会。乘帮助德国人了解中国的机会，我们去看看德国。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不少地方。我认为看到的最重要地方，当然是原子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世界原子能发展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很有名。世界上许多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都在这儿作过重要课题的研究。可惜我只读过四年小学，对它莫测高深。那些原子、中子全封闭在巨大的合金容器里，它们如何对撞如何分裂根本看不见。看见了我想也绝不会懂。我根本分不清这些大罐、大管、大机器和化工厂、钢铁厂的那些有什么区别。偶然碰到一位在此执行交流计划的中国专家，他极热心地为我们讲解介绍，我也出于礼貌又询问又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懂。若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觉得这地方很神——神秘、神奇和神圣。还想回国后嘱咐孩子学好物理。　　另外几处我都看得明白。最感兴趣者有三处：一是开设了中文课的中学；一是鱼市场；还有一处是古城吕贝克。　　我从没想到汉堡会有这么多所中学校设有中文课程。我们几个中国人要分成几批到不同的学校去和孩子们见面。我和L小姐二人一组，到郊区一中学。学中文的孩子坐满了一间大教室。简单的对话不用翻译，我演讲时就由教师帮忙。教师是华裔，是我在汉堡碰到的最好的翻译。该L小姐讲话时，她说她没什么好讲，还是唱个歌吧。这一唱就震了！整个教室欢声雷动。一再返场。显然比我那枯燥的讲话受欢迎得多！欧洲孩子与中国同龄的孩子相比，从体型上看似乎要大，可是性格上却比我们的孩子更像孩子。天真，热情，直率，好动。他们表演节目就用他们的本色。在中国，我最怕看舞台或电视上的儿童表演。不是嫌孩子们不可爱或不会表演，怕的是那些好心的导演们叫孩子们故作“可爱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在生活中我们拼命把孩子教成小大人，要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一上舞台，又唯恐他们不小。不论唱歌也罢，跳舞也罢，全叫他们把脑袋左右摇摆，上下点头，矫揉造作，惨不忍睹。岂不知孩子装大人固然叫人难受，孩子装孩子更叫人受不了。欧洲孩子没受过这种教练，台上台下一样天真自然，纯洁朴拙，与观众的交流没任何隔阂。使我这年近花甲的人顿时也被唤醒了童心，与他们一同又唱又跳。连心灵都净化了。但乐极生悲，这天几拨人都在学校耽搁了过多时间，从而贻误了一位华裔朋友的约会。那位朋友误以为我故意冷淡他，听说颇有烦言。我无法解释，至今怀有歉意。　　鱼市场开设在码头附近，沿着海边摆起成百上千个临时货摊，按经营品种划成几片小区，小区之间留出一条条空隙，既作为界线又当成道路，就构成了一片万头攒动、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这里叫作“鱼市场”，可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名称。现在并不仅仅卖鱼，甚至主要货品是不是鱼都值得怀疑。这里的货物从食品饮料、水果蔬菜、服装鞋帽、家具电器，到花木盆景、古书旧画、文物古董，无所不包。它和我们去过的那个商业区形成极有趣的对比。那里商店建筑豪华壮丽，这里一片露天。那里卖的各种高档商品保证地道名牌；这里卖的名牌货绝对是仿制品。那边除古董店外，其它商品只卖新货。这边除蔬菜鱼肉鲜花之外，没那样东西不卖旧货。来买卖旧货的人也比买新货的多。当然最基本最突出的差别还是价钱。看起来同样的一件皮夹克，那边橱窗里标价一两千马克，这里最多不过三四百，若是上过身的，那就相差更悬殊了。花一两个马克买一套西装，十个八个马克买个打字机决不算新闻。不过，这需要点运气和眼力。可惜两个条件很难同时遇到。我这次先买了一门铜炮，虽不算古，但工艺不错，价钱也相当便宜。高兴之下，鉴别商品的自信心便大增。不一会儿又看到个阿拉伯人卖刀。弯弯的铜刀，刀鞘上镶满红绿宝石。珠光宝气，耀眼夺目。刚伸手要拿过来细看，那阿拉伯人却冷着脸说：“先生，你最好有心买它的时候再看，这是很贵的东西呢！”我一听不由得七窍生烟！心想：不错，我们中国人是有挨售货员白眼，听售货员刺话的习惯。进一回商店若是从头到尾没挨一句训斥，简直会当作要走红运的征光，能高兴得多吃两碗炸酱面。可那是在我们中国。我们受自己人的气理所应该，受气越多，越透着有修养，能成事。在外国可不行，外国人作买卖不兴这一套，这是故意歧视我们！再说，我们中国售货员虽有时态度蛮横，出口不逊，但只限于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你们外国人，凡高鼻色目者，一向很讲礼貌，极力奉承。偶然得罪个把外国人，多半因为他们是华裔，从肤色上造成误会所致。一旦人家登报批评，必定公开检讨，并作出改进计划的。我在这里也算外国人不是？你怎能用中国店员对中国人的态度说话？再说，别看我们在中国买东西要低声下气，一到外国我们的身价可就大涨，一举一动都要代表整个国家了。有位从大陆出去的女演员，没改变国籍之前，就在某部影片中演了脱衣镜头，同胞们就责备她“丢了全中国人的脸”！这个教训必须牢记。在外国向洋人的无理行为妥协，也可能被认为“丢了全中国人的脸”。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想罢多时，又摸了摸钱包，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了个不大不小的数目，我连价儿都没还，扔下钱拿起刀就走，那阿拉伯人板得紧紧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并且伸出大拇指说：“歧娜，古得！”意思是中国真棒！我感到非常自豪，不自觉把那刀举起来舞了两下。这一舞不要紧，上面镶的宝石珍珠纷纷往下掉，这才发现原来刀鞘上粘的只是些塑料片、玻璃珠，并且粘得很不牢。这地方阿拉伯人作生意也是出门不管换的。只好认倒霉。一个德国朋友大笑着跟我说，这是他们常用的方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惹火，一气之下买下来。回家一看，是个乐子，一笑了之。马克可是揣进他兜里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我并没后悔，觉着为维护民族尊严而作出牺牲很值得。　　玩得最愉快的地方是吕贝克。　　吕贝克仍保留着古城门、古石板路、古教堂甚至古代天空的蓝色。当然也保存了不少旧宅邸。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故居是其中之一。大理石圆柱大厅，可以开几百的人舞会。花园里老树参天，石径蜿蜒。二层以上的生活区，房间很多，舒适宽敞。我在欧洲看过几个作家故居，这是最富有的一处。相比之下斯特灵堡、席勒、歌德等人的房子都大为逊色，距此不远，就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居。托马斯·曼那部名著所写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他家门口！参观这房子会令人惊诧托马斯·曼描写事物的精确，以致怀疑是按这房子写的小说，还是按小说建的这房子！这一天本来是故居休息日，听说我们要来参观，市文化局特别例外开放，并派了一位官员在此等候，为我们作导游。参观完毕还代表市政府请我们吃了中饭。饭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木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是私人收藏，最近才捐献给政府。他的原主人和王安忆是旧相识，和我们也有一面之缘。是位名叫法埃的电视摄影师。开幕式那天他曾扛着摄像机在市政厅东奔西跑，有人介绍他和我们认识了，他说知道我们将去吕贝克，他会赶回去招待我们。安忆说她可能去不成吕贝克了，因为她还要去荷兰。法埃立即作了个表情，用中文说：“王安忆走，我哭！”把我们都逗笑了。　　法埃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木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木偶装满了他整个三层楼陈列馆。只中国木偶就摆满一层楼。其中有几个显然是江加走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收藏了一套福建木偶戏的舞台装置，包括守旧，桌围，门帘之类。我说：“你真了不起，这里有的东西够得上是国宝级的，在中国也很难见到了。”他听了非常高兴，把我当作知音。请我们到隔壁木偶剧场去喝咖啡。那里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演出木偶剧。　　下午我们驱车去波罗的海海滨游览区，游览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头一条是清静，在全中国很难找到这么清静的游览地，偌大一片青山绿水，除去我们竟没有别的游客！海山树下，目光所及，满是蓝绿两色，空气似乎也染上了淡绿色，饱含松针和海水的清香。对岸是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去年在瑞典、芬兰我也曾从那里遥望过海的这岸，当时还曾想，这波罗的海多少年来都是战火纷飞的水域，二次大战后虽平静了些年，也一直被冷战阴影所笼罩。近年来世界局势趋向和缓，长期稳定，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不可阻挡，也许从此波罗的海会成为人们友谊交流的水道，再不闻厮杀之声。　　离开海滨时天已黄昏。我们又进了吕贝克，并在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饭店门外停了下来。奥斯特先生说：“今天是鲁彦周先生的生日，我们在这里给他祝寿。”大家听了意外地高兴。这个节目是事先没宣布的。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彦周的生日，德国朋友却早有准备了。看来信息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这家百年老店确有特色。家具，地毯，幔帐，灯具，多是百年旧物。侍者着黑礼服戴白手套。乐声悠悠，烛光熠熠。大家轻声议文学，论音乐，讲交流，谈友谊，在和平与友好的温馨气氛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到汉堡稍作停留，我们便告别了朋友们，到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去。在那儿分手各奔东西。张洁等回北京，我去纽约，结束了这次有益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