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我和一批小伙子动身去巴勒斯坦，共约十五个人，年龄都是二十来岁，跟我不相上下，人人都有合法的护照。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好把薄薄的褡裢袋各自搭在肩膀上。头一站是维也纳。当年跟爸爸在那儿居住的日子，就在眼前，回想起来十分伤感。其实，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我们一帮人，免费住在一个旧营房里。接着便满城奔跑，参观名胜古迹、展览馆、博物院，正是乡下佬进城，高兴得如痴如癫。一个援助移民的组织，给我们发了盘费，好继续上路。我们在奥国的京城住了八天，便乘火车到的利斯特，再去勃林提西港搭船。船是一艘古老的土耳其货轮，走了十天才到贝鲁特。 　　 我们的货轮靠拢另一艘轮船，给它装煤。成百成百的阿拉伯人，光着脊梁，浑身煤灰，哈腰曲背，一个接一个扛着沉重的煤袋，慢吞吞地在甲板上爬。动作是那么慢，有条理，象蚂蚁，仿佛一幅古代史上的情景。我想象中，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场面就是这样。 　　 我问一位水手：“这样的奴隶劳动，能挣多少钱哪？” 　　 他回答道：“你知道，先生，你要去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很不一样。此地的人，干牲口的活。挣多少钱？到中午，瞧瞧他们吃些什么就明白了。” 　　 过了一忽儿，哨子一响，人串儿住了脚，然后解散，接着便三三两两蹲在一起，急急忙忙地吞吃一些面包和西红柿。 　　 我在波兰也过过穷日子，可是非要到了近东才发现什么是赤贫的困苦。我们的货轮再次启航，把我们送到扎发港上岸。 　　 我下了船，在码头呆一会儿，看看风景。整个港口骄阳似火，对一个北欧青年来说，是怵目惊心的。他习惯的是低沉的天空，灰暗的气候。这儿的光，生硬耀眼，逼得我眯起眼睛，从半开半闭的眼皮隙缝中，看那熙来攘往的人群，仿佛漩涡似地转悠，不知为了什么，好象在发疯。 　　 男人穿吉拉袍，五颜六色，十分宽大，脑袋戴顶小帽子，你推我拥，勿匆忙忙，神经质地你喊我叫，嗓门儿挺粗，象在吵架。整个市区就象都在扭斗。 　　 我对身旁的同伴说：“他们跟咱们是一家人哪！” 　　 “为什么？” 　　 “他们也用手势说话。” 　　 我们走进城去，情景越发陌生。曲里拐弯的小巷子，吵吵闹闹的手工作坊，五光十色的市民，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妇女挂着面罩，低垂着眼皮走路。到处都是声响，尖厉的嘶叫，水果的浓香，在烈日下熟透。天气闷热，我们这些白脸的北方青年真受不了。各种闪烁多姿的生活马上就迷住了我。 　　 特拉维夫是我们的第二站。那时候还不过是个小市镇，移民中心却在市镇边外，到了深夜，豺狗在屋外游逛、嗥叫，把我从睡梦中吓醒。 　　 还有许多东西，等我去一一发现。口福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我来说乃是意外的盛筵。许多果品都是生平没有尝过的，比如橄榄、无花果、仙人掌果，跟我在波兰经常吃的土豆白菜比起来，真给我换了胃口。还有一个阿拉伯人教会我怎样吃仙人掌果才不刺痛手指。 　　 我们得赶紧找到工作。负责移民的组织，建议我们到一个名叫赫德拉的小村子去。那儿有富裕犹太人的好些橘园。那时节，新到的移民一般都尽先派去搞筑路平地等粗重的活计。我们听说去管果木，大家都高兴。到了那里，一瞧见庄园中央的漂亮宅子，小伙子们更加兴高采烈。不过高兴得太早一点。掌柜的把我们领到一大片沼泽边缘，对我们说： 　　 “选块地方搭帐篷罢。”说着，他向面前茫苍苍的沼泽地带一挥手，接着说： 　　 “这些都得排干。” 　　 我们搭了四个帐篷。一个作为厨房和食堂，其余住人。我们领到一条驴，驮运饮水。水井离那儿有好几公里。那驴说什么也不干。再求它，推它，它似乎拚了老命也不肯干，一步也不肯迈。直到旁边一个阿拉伯人瞧着好笑，猛拉一下驴子的尾巴，这畜生才拔腿迈步。 　　 我们从天亮到黄昏，两脚踩在烂泥里干活，要说是享福，未免有点过火。夜里是成千蚊子咬你，根本别想睡觉。每天总有三四个人打摆子躺下。然而，不管地方多么荒凉，天气多么干旱，瘴疠多么厉害，谁也没有灰心。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情，克服了一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创建家园，本来就是准备揎拳捋袖，大干一场的。 　　 晚上，干完了活，尽管筋疲力尽，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们聚在一起，谈论这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也是我们爱好的。在这个集体里，大家完全平等。人人深信，摆说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新的道德，平等博爱，创造出比较公平的社会。我们关心的，主要是道德，理想，稀奇古怪地不去理会社会问题。 　　 可是社会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发现犹太财东，日子过得挺舒服。庄园里雇的尽是阿拉伯长工，剥削惨重。 　　 一天晚上叙话，我对伙计们说：“东家都自称是呱呱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尽用阿拉伯劳力呢？” 　　 “因为可以少给钱。” 　　 “为什么呢？” 　　 “很简单，犹太劳工总工会①”只收犹太人，并且规定最低工资，要雇主支付。东家便宁可雇用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工会替他们说话嘛。” 　　 这个发现，引起了思想混乱，特别是我那悠然自得的理想主义。作为青年移民，我到巴勒斯坦来是为了建设新世界。而现在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却泡透了特权思想，一心要把我们想要摧毁的社会关系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在犹太民族团结的幌子下面，重又看到了阶级斗争。 　　 1924年年底，我们来这里已有几个月了，想徒步周游全境。当时，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五十万，犹太人十五万上下。我参观了耶路撒冷、海法，后者已经工业化，又穿过艾麦克·伊色列、加里莱，看望在那儿工作的“哈柯梅·哈蔡尔”老会员，老朋友。 　　 他们和我一样，所以来到巴勒斯坦当移民，为的是创造新社会，消灭人间不平事。他们以为回返大自然，干庄稼活，就会培养出勇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集体效忠。有些人的幻想已经开始破灭，觉得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不太可能奠立社会主义的基础。若要看清事实，只消去大街小巷，瞧一瞧壮健的英国宪兵，在那儿慢步巡逻。想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孤岛，不仅白费气力，而且是荒唐的，甚至是危险的。这块地方，正有英国雄狮张牙舞爪地看守着呢。 　　 有个同志和我长谈，他说：“咱们的行动，只有纳入反帝斗争，才有意义。只要英国人在这儿呆一天，咱们就啥也搞不成。” 　　 我反驳说：“可是，在这场斗争里，咱们需要阿拉伯人支持呀！” 　　 “正因为这样，咱们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民族问题。” 　　 “从你的道理里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只有加入共产党。” 　　 “不错，我刚刚加入。” 　　 我的朋友几乎都跟他一样。我自己也在1925年初入了党。 　　 从1917年以来，我一直指望着东方升起耀眼的光辉。十月革命扭转了历史的进程，开创了新的纪元：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的心早已向往着布尔什维克，只不过因为犹太问题，才推迟了我入党的决心。今后，我确信只有社会主义能解救犹太人，摆脱千年的压迫。我纵身投入战斗。我认为大乱已经临头，新社会将在乱中诞生，正象我梦寐以求的那样平等、博爱。分娩将是痛苦的，但也是鼓舞人心的，我也要出一分气力。我放弃了天真的、理想的道德观，直截了当地投身历史。倘若我们不能改变世界，那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谈呢？ 　　 巴勒斯坦共产党是约瑟夫·伯格在1920年创建的，并且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4年正式承认，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之一，是大卫·阿佛布克，曾长时期领导左翼犹太复国党②”。从1922年起，在犹太劳工总工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阿佛布克便向本·古利安标榜共产党的论点。他口才很好，指出：一面维护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一面却想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十分荒谬的。他的演说，逻辑精严，给大会参加者的印象很深，但只说服一部分代表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必将陷入僵局。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相信有可能、也不相信有必要成立一个犹太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五百万美国犹太人，三百万苏联犹太人，几百万分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离乡背井迁往巴勒斯坦，追求一个靠不住的祖国。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让每一个犹太人，各自作出抉择。凡是自己认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都该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要迁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偏不让他们迁，那是说不通的。还有，那些愿意归化的犹太人-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和有钱的人才有可能归化-为什么不干脆归化呢？相反，我又坚信，犹太的文化传统寿命还长，如果让它发荣滋长，很可以丰富人类的共同遗产。 　　 共产党刚刚诞生，便得对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劳动人民放弃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我呢，我主张采取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现实来打动犹太工人。不久，党又面临另一个巨大困难：英国人不让共产党发展。犹太复国组织和阿拉伯反动派，各自帮助英国警察追逐我们。我们几百个积极分子，连同情者有几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计小我的人，既不怕转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难。我们到处碰壁，到处受人敌视。就在这时候，犹太总工会的少数共产党人，叫做“工人派”，被开除出工会，另外去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党曾试图争取阿拉伯居民，但是一切努力都动摇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的影响。教长是英国人支持的。 　　 我向党领导人阿佛布克、伯克、伯尔曼等建议搞一个统战运动，团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纲领很简单： 　　 （一）争取犹太总工会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国际。 　　 （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触，主要通过文化活动。 　　 统战马上见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都有了组织。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并肩劳动的农村里，也是这样。随便进出的集会，越来越多。运动在外地发生的影响很让犹太总工会操心。它没法理解，怎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道斗争。1926年年底，统战运动举行第一次大会。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头一天晚上，到会代表吃了一惊：犹太总工会全国领导人本·古利安居然来了，还有阿拉伯问题专家沙尔道克。他们一道凝望着会场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物质处境并不太妙。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年整整一年，我们在特拉维夫，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十个人里面，九个男的，一个女的。只好安排一个角落，专门给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资交公，可是总数仍然不够维持大家的生活。我们为革命，以吃西红柿为生。有时候，我们也去犹太小饭铺，赊账吃饭，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证明我们没人失业。 　　 当地的气候很不容易适应。气温变化太猛：夏天闷热，冬日严寒。还记得我一个朋友，原籍克拉柯维亚③”，居然想办法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他告诉我找到了工作，干泥水活。这真是奇迹。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谓的“家”，也不过是一座棚子。 　　 他对我说：“瞧瞧，我再也不会挨冻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盖一张桌子，真是再好不过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芭。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④”，让她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 　　 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流放到塞普鲁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已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①1920年成立于海法。 　　 ②第三国际拒绝接纳左翼犹太复国党，理由是该党主张将来建立犹太国。 　　 ③他名叫斯多克斯蒂，曾参加西班牙内战负伤。德军占领法国，他投身抗敌运动，1943年在普鲁士被捕牺牲。 　　 ④她后来在法国参加抗敌斗争，被捕后押送德国，在奥斯维兹集中营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