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卐字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月底，我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了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1941年1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理。 　　 卡茨和科尔班是在战争年月里彼此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的。被俘后，一道逃走，泅水渡过索姆河。这样的共同经历是不容易遗忘的。 　　 复员后，科尔班在吉费尔尼买了一座磨坊，搞了一个家禽饲料厂。我们头一次接触便很成功，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人 　　 值得信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吗？” 　　 他微微一笑说：“当然应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法。” 　　 我说：“方式方法是要变的。今后的战斗要在内部进行。你有准备么？” 　　 有没有准备？他马上就向我提议，把头一部发报机安在他吉费尔尼的磨坊里！科尔班当了西梅克斯总经理以后，马上就把发报机搬走，因为我们的商业掩护必须丝毫没有破绽。 　　 班子逐渐搭了起来。牙科医生罗伯·布雷耶是科尔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幕。苏珊·广德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老党员。她怎样认识卡茨的呢？当时，她辅导一个共青团员合唱队，名叫巴黎音乐合唱队，由她教弹钢琴。 　　 卡茨还招罗了艾莫虞尔·米农，是一位排字工人。我们还不知道米农已经参加了一个抗敌组织，名叫“马丁家”，目的在于监视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米农通知了一个叫做沙尔博涅的人（这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战后判处枪决），说我们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占领军合作的。所以，谁也不会再来怀疑我们。 　　 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香什里大街，主要主顾是多特工程局，为德国国防军担任全部营造工程和要塞工程，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对门。多特工程局的人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穿军装的投机商，问题只要我们的公司能以黑市价格卖给他们需要的材料。 　　 李豪宁夫人一听说我们的西梅克斯公司，马上就来联系。 　　 这位李豪宁夫人真是一尊人物！当我们跟她发生联系的时候，她正在为多特工程局奔走。过不多久，她又当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驻法最后一任武官的夫人。还在欧战时期，她极端反共，十月革命后不肯回苏联。她人很聪明，不畏任何开创事业的艰难。她马上看出了敌占时期能捞多少油水，当下就尽情干将起来。 　　 为了要物色高级翻译处理和德国机关来往的信件，我联系上了符拉季米·凯勒。他出生俄国，长住瑞士，养成当地的习惯，办事认真，遵守纪律。他以为自己在一家正派的公司办事，拿起电话筒来，便大叫“向希特勒致敬！” 　　 我本人并不在西梅克斯公司担任什么正式的职位，但是，德国人全都知道“吉尔伯先生”是公司的财政后台。 　　 我们借重贾斯巴尔和莱奥的臂助，于1941年秋天，在马赛的神龙街安顿下来。布鲁塞尔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则由肯特主持。除了他和德拉伊两人以外，其余的股东如：沙勒·德拉伊，亨利·赛格，维里·戴佛乃，都只知道在一家普通的进出口公司工作。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家公司的业务，一概由莱奥总其成。 　　 本来这两家公司的宗旨在于掩护我们的情报网，并为之筹措经费，可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借此可以打进德国的官方机关，其方便之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不多久，由于和多特工程局的业务往来，我们两个公司的主要人员都领到了通行证，到处门户无不洞开，跟德国军官的业务来往日益频繁。 　　 在盛宴畅饮之余，纳粹官员往往口若悬河。我们手举酒樽，满面春风，洗耳恭听，把消息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收获可观。比方说，工程局有一位工程师，名叫路德维格·康茨，跟莱奥成了莫逆之交，把东进战备告诉了他。康茨本来不服纳粹势力，他原先在波兰德苏边界修建要塞，1941年春天，又去走了一趟，观察到德军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攻势。他回来对我们谈得格外带劲，因为他在那儿目击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德军在基辅地区的巴比·雅尔残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在维希，贾斯巴尔也结识了不少人，收获也很可观。他公开身份是西梅克斯公司马赛分公司的经理。当时，他和一位比国的参议员取得联系，帮助上百个抗敌分子逃往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①。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社会里，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人熙来攘往，里面有法奸合作派，也有抗敌分子，也有特务，只要耳朵尖些，呆的地方对头，什么消息也听得到，甚至国家机密也听得到。情报中心对于维希的内幕活动，跟意大利、西班牙和梵蒂冈教廷的外交把戏，都一清二楚。举个例子来说，根据停战条约的规定，维希负责德军的费用，每一个月的账目我们也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仙人也能推算出部队员额的概数。 　　 法共领导上派的代表叫做米歇。我和他建立了联系，定期会面。有赖于铁道工人的组织，我们十分清楚德军在法国的调动。大工业中心的外侨工人跟我们有不少联系，也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生产情报。情报人员只要安插的地方对头，消息便能源源而来。我首先讲一讲马克西莫维奇男爵。他是米歇在1940年年底介绍给我的，说他是白俄侨民，愿意为红军工作。 　　 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古怪社会产物。他父亲是帝俄的将军，沙皇宫廷的重臣。他的儿子和妹子安娜在十月革命时期便离开俄国，到法国定居，进了中央机械学院，成了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跟其他外侨一样，被认为嫌疑分子，关进了维尔内集中营。 　　 可是，老天爷却拉了他一把。有一天，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在库普良上校率领下，根据已经签订的停战协定，来到集中营招募劳动力。他一看见这位白俄男爵，很觉得有点屈尊，当即给他介绍马杰斯蒂克大旅馆驻军参谋部的几位军官。 　　 在库普良上校看起来，白俄男爵反共必然是最坚决的。大概是想他以后出力报效，所以把他放了。德国人的想法并不错，但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这个白俄的心却不向着他们。他在参谋部随意出入，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可是眼睛却没少看，他恨透纳粹主义，好象一只狐狸请进了鸡窝，倒跟我们取得了联系。 　　 凑巧这里面又夹杂着恋爱问题。库普良的女秘书，爱上了那位男爵，同时又调到德国大使阿贝茨那里去工作。这儿真是无边无底的矿藏，机密文件都让我送到莫斯科去了。 　　 瓦西里是白俄男爵的名字，他的妹子安娜是心理分析家，在比叶隆领导一家休养所。她也加入了我们的活动，通过家庭关系，她能接近沙普达尔主教和魏刚将军。特别是他们家的宫堡，由于瓦西里的亲切介绍，老和德国官员们往来。安娜这位女大夫，身高一米八，壮健得象个樵夫，治病别开生面。她经常爱说爱笑，给德军的女秘书、女职员看病的时候，诊问得特别仔细，真是手段高，谁也比不过她。这些人中间，有一位青年妇女，芳龄三十五，名叫凯瑟·福尔克纳。她当索克尔组织经理的秘书。索克尔管的是德国的劳动力问题。 　　 她是瓦西里发现的。经过了几次测验，瓦西里便把她交给安娜，搞一次取录考试，成绩不错，可以让她采取直接行动。这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于是第一手的情报源源而来，有的关于德国工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的关于德国的经济问题。此外，凯瑟还为我们的组织搞到许多表格和就业证书，万一遭到查问的时候，可以证明持证人在德国工作，刚巧回家探亲。这样就有了“欧洲良民”的身份。 　　 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宁听凯撒，不听马夫，我们责成一个专家小组，搞了一座监听台，监听莱德西亚旅馆巴黎德军情报部的电话。这样，莫斯科的负责人便能获悉德国在巴黎的反间谍组织跟柏林上级的谈话。 　　 另外一种调查办法，虽然技术性不那么强，但是也很有效，就是利用巴黎夜总会的舞女。每天，每晚，德军官兵数以百计，来到巴黎寻欢取乐，补偿战场上的地狱生涯。在组织招待的办事处，安插一个我们的人，就能从官兵本人所属的师团单位，看出德军的动态。蒙马特尔娱乐区和巴黎铁塔导游人员里面也有我们的人，把德军游客介绍给有联系的舞女，让她们去关心醉醺醺的德国军人过的什么生活，吃些什么苦头。 　　 不错，方法并不新鲜，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烟雾腾腾的夜总会不仅为我们提供情报，而且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师团的情况，作战伤亡，给养问题，部队士气等等。 　　 我们还记得肯特在比国领导西梅克斯戈公司，经常和德军高级军官打交道，也跟当地的实业家往来，从而搜集到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他的女友玛尔茄雷德·芭尔察的住宅，成了纳粹官员爱去的交际场所。 　　 比利时小组新招了一位出色的人物，名叫斯普林格。我从1930年便认识他。那时候，他在犹太组织工作。我来比京做演讲的时候，他当场跟我辩论，后来便加入了共产党，又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作战。战场上视死如归乃是家常便饭，可是他超群的勇敢一向脍炙人口。 　　 对这样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来说，德苏条约真是一场恶梦。他在1940年，在比国军队里当军官。我们一跟他联系上，他就答应为我们工作，并且由他的夫人帮助他。接着，他便全力以赴，招徠一些技术人员，情报员，在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些军官，成立了自己的小规模情报网。这些人各有专长，十分有用，有些是工业方面的专家，善能辨别材料的价值。再者，他本人就是化学家。在这些工业技术人员里面，应该指出格隆齐格（别名多里）。他从1932年起便是共产党党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结识了铁托和马尔蒂。从1940年年底开始，他便组织破坏小组，跟他的妻子拉塞尔合作，给斯普林格提供兵工厂的情报。 　　 斯普林格还有一位助手，名叫维拉·阿克曼。她芳龄不过三十二，却已经是老党员。她在西班牙一个医院里，一直工作到1939年2月。她的丈夫在1936年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阵亡。 　　 比利时小组里还有赫尔曼·伊斯布茨基（别号包布），资格更老了。他原籍波兰，1914年出生在安特卫普，从1939年起便跟我们一道工作。他是热忱的共产党员，办事不遗余力。我们让他当“红色乐队”的交通员。他骑辆摩托，到处走动。什么荒村野店，他都有熟人。要僻静的去处，他有门道，又善于收罗联络员。 　　 他向我推荐他新收的一个年轻人，说是可以成为出色的情报员。我见过以后，给他头一个任务是把一只沉重而上了锁的箱子从安特卫普运到冈城去。他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一路上由包布陪送。 　　 过了几天，我听到一些风声，引起了我怀疑：这位年轻的“候选人”告诉他的朋友说，他运了一箱军火。当然，他也曾一再叮咛叫人绝对保密。后果如何，自然不在话下了。这人既爱多嘴，又好吹牛，当然成绩好不了。我当下便把箱子的钥匙，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和包布，告诉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指示就在箱子里。 　　 小伙子急忙打开箱子，原来是一箱石子。 　　 考试没有及格。这种测验能让我们知道来人靠得住靠不住。 　　 另外一次，包布搞得比较得法。他给我们带来一位犹太姑娘，名叫萨拉·哥尔德堡（别号黎莉），打算叫她收发报。她本来已经参加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抗敌组织。这些人都是给德苏条约搞迷糊了的。 　　 包布开门见山的对她说：“这门工作十分危险，最好让你充分意识到干这个的很少有好下场。” 　　 萨拉同意一起干。可是对她原来的战友们有必要做个交代。她编了一套，说是她开始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她本来胆子就小，还是不搞的好。可是谁也不信她这一套。那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我们很快就教会她收发报。万一包布出了事，马上便由她接替。 　　 芭尔察又为西梅克斯公司引进她一位远房兄弟，捷克人，名叫亨利·劳赫。他时常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但是，过不多久，我就怀疑他同时也给英国人搞情报。我尽管不反对，毕竟还是叮嘱他把两个方面的活动分开。 　　 阿拉莫有一位朋友是画家，名叫比尔·霍力克。他出面 　　 替我们租房子，很给我们帮了忙。 　　 还有奥古斯特·赛策，是位爱国志士，本来就搞无线电专业。他为我们在奥斯坦德市装配了一台备用的发报机。这样，比利时小组便满员了。 　　 我们在荷兰的基地，有十二位战士，由温特林克领导。这个小组有三台发报机，发送当地搜集的情报，主要是柏林小组送来的材料。 　　 ①这些情况是贾斯巴尔在1957年亲自写信告诉罗伯·科尔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