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雷巴德街那件案子是德军反间谍部办理的。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付法国和比国的“红色乐队”，又在1942年6月成立了“红色乐队”别动队，由卡尔·杰林领导。他揪出了阿拉莫，表现得十分精干。他指挥的这个队伍是经过精选的，专门受过地下斗争训练的党卫军战士。巴黎分队由亨利希·雷伊瑟率领。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监督各次行动。希姆莱和包尔曼这两个特务总头目都亲自负责管理。 　　 1942年10月初，别动队来到巴黎，在索赛街原法国保安局四楼安营扎寨。 　　 针对法国小组的战斗打响了。 　　 其实，这时候，小组已经初战不利，不过杰林却不知道。原来，1942年6月9日，我们两个报务员，就是索科尔他们两口子，在拉菲特郊区一所别墅里遭到突袭。那时候，他俩正快要发完一封电报。一辆电波侦查车偶然巡查过去，发现了地点，立刻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没有联想到“红色乐队”，因为索科尔他们使用的电台是包利奥尔安装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发报。这个电台发出的电报都是由伦敦转发的。所以德国人肯定索科尔他们是为英国工作的。 　　 索科尔夫妇两人被捕的消息马上送到我们那儿。包利奥尔在另外一架电台上监听，忽然听到发报中断，知道出了事。我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区去侦察，结果证实了两人被捕。我们立刻去索科尔家“打扫”屋子。等别动队赶到那儿，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打扫”干净。 　　 就在当天，我把编码员维拉·阿克曼派去马赛。一面通知斯巴克，因为他是索科尔两口子的好朋友。索科尔夫妇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一个人名字也没能从他俩嘴里逼出来。 　　 杰林不知道索科尔他们跟“红色乐队”的关系，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译出的密电，以及在比国被捕人员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莱希曼受了酷刑，听说艾弗雷莫夫叛变，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妇玛尔维纳·格吕伯一道投靠别动队。杰林就靠了他们俩，对我们的巴黎小组有了一些认识。他的头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里科宁夫人说，有一笔钻石买卖一本万利，不过只能跟吉尔伯本人接头。里科宁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联系的代表。 　　 就这样把约会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别动队队员傻呼呼的告诉里科宁夫人，说我是“苏联特务”，他没有估计到里科宁夫人虽然是白俄，毕竟还有爱国心。 　　 她马上告诉我说：“我反对共产党，但我首先是俄国人，我不愿意把你送给盖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去告诉德国人，说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约。 　　 杰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放出莱希曼来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曾经在巴黎住过一阵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处一处去找，可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谁也不理睬他。别动队只好原地踏步。杰林知道“红色乐队”的神经中枢肯定在巴黎，他包围了几个组员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来。 　　 杰林从格吕伯那里得知肯特的妻子芭尔扎在马赛。因为芭尔扎是格吕伯陪着去马赛的。肯特也在马赛。杰林马上发动马赛的别动队，于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妇双双捕获。 　　 其实，肯特完全可以不至于落网。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月里前去阿尔及利亚。他要去却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设在马赛的分公司经理儒勤·贾斯巴，跟卡特鲁将军交好。卡特鲁将军在那时候正在阿尔及利亚当总督。可是肯特的情绪十分低沉，既不能行动，也失掉了反应。10月里，我到马赛找他，他自己觉得处境危险，知道几星期内，德军便要占领自由区了。 　　 他对我说：“我不能到阿尔及利亚去，去了一定会被召回莫斯科，办我搞垮比国小组的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如果被捕，就来一个假降，把德国人的意图搞清楚······” 　　 “根本办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办法通知情报中心。这一点，你是办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码。你摆弄不成德国人，反而受德国人摆布。”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没有能说服他。我又劝他到瑞士去避避风头，他说他的妻子正在等护照，决不肯在这时候分手。第二天，德军便占领法国南部。肯特夫妇双双落网。别动队真没有浪费时间！ 　　 肯特不等盖世太保费什么气力便从实招供。只要夫妻团圆，什么都行。肯特知道西梅克斯两家公司和“红色乐队”的关系，也知道阿尔弗雷·科尔班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会见科尔班，对他说： 　　 “你的处境不妙，阿尔弗雷，你得走。” 　　 “我？为什么？只有肯特一个人能害我。而肯特是个苏联军官，苏联军官决不会出卖人。不是吗？” 　　 “阿尔弗雷，你做买卖非常现实，可是办旁的事，却太凭理想。你不了解盖世太保到底有多么厉害。你不仅得走，还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没门，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干些啥，她决舍不得离开寓所。” 　　 11月19日，别动队突袭西梅克斯公司①，逮捕了主要负责人：科尔班，苏珊·广德，凯勒，密农夫人等等。 　　 格罗斯沃格尔，卡茨和我撤退到安东尼。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别墅，除我们三个人，谁都不知道这一个去处。 　　 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总结一下。情况不妙。比京、荷兰、柏林以后，轮到了巴黎。我们决定先搞安全工作。“红色乐队”法国组组员没有出事的还有五十来人，人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通知。我们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订出一套新的约会暗号。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①有几位专搞“红色乐队”历史的“专家”颇不缺乏想象力。（当然贝罗不在其内。）他们说，大老板在西梅克斯公司里搞了一座秘密库房，存放绝密材料。这个小掌故很使科尔班的女儿女婿觉得好笑。因为他俩在战后的住宅正就是霍斯曼大街西梅克斯公司的原址。事实上，谁要为情报组织安排掩护，当然首先要让掩护组织不受任何牵连。如果在掩护所里存放绝密材料，岂非荒谬绝伦。哪怕搞什么秘密库房，一经抄查，岂能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