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两个场面，相当恰当地体现了我一生中两个阶段。第一个场面把我送回幼年时代：1914年7月，在我的出生地诺维·塔尔格，一个波兰的小市镇。我耳朵里仿佛还听得见有人吆唤： 　　 “逮住俄国奸细啦！” 　　 才一会儿工夫，满镇都传说开了······谣言吗？这在1914年7月底是司空见惯的。从这家窗口到那家窗口，在街道上，到处传说：“在波罗宁村子里，逮住一个俄国奸细，马上就要押到这儿来啦！” 　　 我跟同年的孩子们一样，都跑到火车站去看犯人。火车进站啦······一个短小壮实的人，由两个宪兵押下车来。他嘴上留着红毛小胡须，一顶宽边鸭舌帽歪戴在脑门上。我混在孩子群里跟在后面。这不协调的三个人，穿过中央广场，走到市政厅。市政厅只有一间拘留室，拘留一些吵吵闹闹的醉汉。那名“奸细”关了进去。第二天，宪兵又来把他带走，关进监狱。监狱恰好就在犹太教堂的对面。 　　 正好是个星期六，一忽儿工夫，犹太人都离开教堂，三五成群来到监狱前面，滔滔不绝地谈论战争和“俄国奸细”。过了几天，“奸细”送到克拉柯维亚去了。诺维·塔尔格的居民，特别是犹太人，都取笑波罗宁村的一位掌柜，因为他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赊账给那个奸细和他的老婆。这位犹太掌柜，轻信生人，成为笑谈。一直到1918年的一天，他收到一封从瑞士寄出的信，内容马上便传遍全镇。信里写道： 　　 “请您原谅我，在1914年，没能付清赊欠的账就走开。当时的情况比较困难。附款请照收。 　　 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并没有忘记清还赊欠①。而在我却是毕生中头一次接触到“间谍”和“共产党”。这里面似乎有点命中注定似的。但是，我当时才十岁，连这两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尽管后来这两个词伴随了我一辈子。 　　 我的岁月在离奇古怪的战斗中消逝。年纪大了，生活越发孤单······这才出现了第二个场面。日期是1972年2月23日。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满了六十八岁，住在自己的套间里。前几年合家团聚，替我做寿的情景，涌上心头，更加剧了我的哀愁。当年围着桌子坐的，有十来个人：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和孙辈。今天，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当“囚犯”，因为波兰政府整整三年不准我去找亲人。我的亲人都是由于反对犹太人运动而给撵走的。 　　 不知有多少日子了，电话老不吱声。跟外界已经完全隔绝。忽然电话铃响，把我吓了一跳。我的老伴在电话里叫我，向我祝寿。整整一天，法国、丹麦、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美国，都来电话，不是儿子们，便是亲故们，甚至素昧 　　 平生的人，也向我讲几句关切的话。原来，为我声援的运动已经在欧洲展开，所以陌生人也动员起来。我不再是孤单的人丁。 　　 从23日起，接连几天，邮递员每天早上都送来几十封来自五湖四海的信电。荷兰寄来两个邮包，装着几百封小学生的信。其中有画的，也有写的，都是孩子的口吻，向我表示友情和安慰。我看了感动得潸然泪下。不，我不再是孤苦伶仃的人了。我眼前重新出现童年的场面：诺维·塔尔格······ 　　 ①苏俄在1918年还没有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列宁的信只好由瑞士转寄。列宁被捕后，由于波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出力照料，不久获释。1914年的“奸细”成了十月革命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