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司法，虽然徐清口头上喊着的是人人平等，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尤其是对于官员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大多数官员是不太容易受法律的束缚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首先便是官员并没有太多为老百姓服务的心理，尽管儒家教导官员应该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没有几个。　　大多数人读书是为了科举，科举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什么为了老百姓，这样的人非常少，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个而已，老百姓敬重他们，但现实中是不多的，大多数人把自己当做父母官，自然也是鱼肉乡里居多，并且也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他们，甚至也成为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吏治其实是非常松散的。　　徐清曾经一度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是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些官员早已经习惯了吞取民脂民膏，甚至把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徐清想要去改变，只能慢慢来，而现在，徐安就是抓着这一点，建立东厂，从而审查百官，只要有贪污的，就可以借由这个名头把人抓起来，这一下，整个朝堂自然大乱。　　而徐清也一时之间有些慌了神，毕竟作为宰辅，他十分清楚的知道，这些官员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有贪污行为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官员就是社会的垃圾，相反，能够爬到这个级别，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才华的人，他们贪污的钱，远远没有他们为国家赚取到的钱来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若是直接开除他们，将会使国家的人才陷入到一个空缺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损失将会远远超过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　　这一点，徐清必须要去思考，而东厂显然不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奉皇帝的命令，纠察那些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官员，官吏，将他们带走审问，这基本上也是一查一个准，这自然让整个朝廷人人自危，而对此，徐清自然是非常无奈的，而百官则是无比的愤怒和惊恐，在他们看来，自己为国家报效最为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自然是极为不满的，并且内心深处还有很大的害怕。　　今天抓走的，是你的同僚，焉知明天抓走的就不会是你呢？赵昕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整个士大夫阶层推到了对立面，但他也成功的打破了徐清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对着人人自危的官场，徐清确实是有些措手不及。　　而徐安则趁着这个时间，加大扶持东厂的势力，他们广泛的在民间招募一些地痞流氓为自己的势力，然后从各地官府中调集邢名高手来调查贪污腐败之事，这一段时间可谓是徐安出仕以来作为繁忙的一段时间了。　　徐安每天都要去警告东厂的番子们，不要骚扰到老百姓，这一点对于徐安来说非常重要，打贪对于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只要做得好老百姓一定会支持他们，这就是民心所在，同时这样做，还会让百官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下降，有助于让皇帝的形象重新树立在老百姓的心中，但若是东厂牵连到了老百姓，这事可就麻烦了，口耳相传之下，指不定东厂会变成一副什么样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经历过妇女问题的辩论之后，徐安深刻的认识到舆论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有多么重要，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所谓笔杆子、枪杆子，这两个东西，便是夺得权利最为重要的武器，而曾经的徐安以为只要有枪杆子就行了，而现在，他终于意识到笔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天下议论，这是他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但他有一点没有想到，那就是看着那些原本德高望重的官员纷纷入狱，确实有许多人拍手称赞，但是更多的人却对东厂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原因也很简单，原本一个县令，他在当地在任为官，每年贪钱一千两，而他能力出众，可以给当地带来超过一万两以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将会转化为工作岗位、生活环境的改善，让当地老百姓享受更好的生活。　　而现在，这位县令因为贪污入狱了，而整个国家像这样的县令多达五十位以上，这么多的县令要进行更换，宋朝又哪里来的人才可以立刻接手的呢，要知道，一名县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啊，在中国古代，只要科举考上进士了，你就可以当县长，但是这些县长往往只会读书，其余事情什么都不会，这在农业时代或许还可以，因为那个时代的县令只需要注意农田、水利、文教就可以了，许多案子甚至都不需要县令来审，当地的乡绅们直接进行判决就可以了，那个时候的法律，是以当地的道德来作为准绳的，而不是以国家的法律来作为准绳的，要说的话，比较像现在的英美法系，没有具体的法律，依靠以往的经验所组成的判例来进行惩罚，古代的宋朝乡间士绅审案子，大抵就是如此。　　可现在的县令却远远不是只管那么点事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展，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文教的完善程度，医疗的保障，文化的建设，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外来人口的安全性，城市规划，下水道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工厂安置，这些都是一位县令需要去做的，可以说作为县令，跟现在的县长也没什么差别，而这样的人才，又哪里有可能突然钻出来五十个呢，培养一个可就要花费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功夫，五十个人的空缺，自然需要其他人来填充，而这些人的水平自然是远远不如那些原本的官员的。　　所以在这么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许多刚刚调上来的人，干了几天之后就吃不消了，要知道即便是县令的工作，只是管理一个县，可一个县最起码也得有十万左右的人口，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的细节你都要去管，家里出了点什么纠纷，你也得派人去调查，这户人家用水和那户人家用水不公了你也得去管，可以说一个县衙门跟朝廷也没什么差别，只不过一个管全国，一个就管一个县而已，其他并没什么区别。　　在这种状况下，一位县令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在十个小时左右，毕竟徐清可是制定了一套十分严格的考核制度，分别包括环境、经济、文教、卫生、水利、人口这六个大类，每一个大类都要进行系统的考核，其中五个以上达到优的就能晋升一级，成为府里的官员，而达到三个以上优的，则保持不动，若是只达到两个优的，则下降一位，从县令变成县某一部门的领导，若是只有一个优的，则直接开除，不予录用，在这样一套严格的制度之下，若是敢怠慢，他的乌纱帽也就不保了。　　所以县令们自然是要拼命工作，无论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还是为了往上爬，他们都得死命干，而现在新换上来的这一批，要么没有斗志，本来就是等着养老的，要么就是工作强度太大受不了的，要么就是从京官中抽调出来的，对于乡下地方的工作不适应，总而言之，其中很多就趴窝了，再后来甚至还有闭门不出和要辞职的，一个县衙门的县令不干了，这个县也就彻底挺摆了。　　在宋朝，一个县令的权利是非常大的，只要有关这个县的会议他必须参加，并且拥有所有决议的一票否决权，若是县令不参加会议，那么所有的议程都将不能付诸于实践，如今的县，自然不比当年，几乎百年不曾变化，如今的城市，每一年发生的变化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日日新，而在这种状况下，县令罢工了，可想而知会给一县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　　而还有一些则是干脆不做事了，在他们看来，当官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所以就要当更大的官，而当官是需要凭借政绩的，这才让他们愿意为老百姓去做事，利用自己的头脑给百姓们谋福利，现在不允许他们中饱私囊了，这些人当然也就彻底趴窝了，这一下，整个宋朝可谓是一下子乱套了，老百姓对此自然不满。　　贪官这种事，自古无论东西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贪污腐败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社会上都非常的常见，只不过一个是明码标价的，还有一个则是潜规则而已，比如说欧美的贪污腐败，他其实也存在，只不过是把他正规化了而已，在政治上，那就是政治献金的合法化，这在中国当然是非法的，而在欧美则是合法的事情，但其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利益交换。　　资本家们把自己的钱给政客们，让他们去参选，等到选上以后，再用法律政策来帮助企业进行发展，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做过一次统计，根据他们的数据结果得出，美国的资本家们，在总统上台之前，每投资一美元，只要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总统，那么回报将是五十二美元。　　一美元变成五十二美元，这不是腐败这是什么？显然这就是腐败了，而在民间，这种腐败也存在，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看病，分为医保看病和私人医院看病，如果用医保看病，医疗费的大部分将由国家负责，但是其待遇是可以想象的，非常差，光是预约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如果是私人医院，则将享受最好的治疗，甚至是专业的团队，这就是公开的了。　　而在中国这些事情是不公开的，贪污就是犯法，而医生也不能名正言顺的收取红包，不然也是违法的事情，从这些事情上就能看出，贪污腐败，是人类的本性，而这一点是无法更改的，即便法律再怎么演变也同样是如此，所以当徐安那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太过激进了，打贪不是不可以，但总是要划下一个底线来，这样完全没有任何底线的打压，只会让人人自危，政府出现空洞，最后遭殃的还是百姓而已。　　且就算这样做了又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呢，难不成就不贪污了吗？朱元璋当年对贪官狠到什么程度，只要贪污超过五十两便要扒皮实草，但结果呢，就是朱元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朱棣面对全国的舆论汹汹，最后只能放宽管制，为什么他不继续执行这套制度，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拥有全天下所有的权利，但总要有人代替你去管理地方么，总要有人代替你去打仗吧，而你对自己的百官如此苛待，又有谁会愿意为你卖命呢？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人都有欲望，而掌握了权力的人，欲望自然更加强大，普通人的那点欲望在他那里是无法填满他的，唯有更大的成功才行，这便是手握权柄者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如果从思想上来讲，这其实已经是两种生物了，但徐安现在要做的，便是要让驴干活，还不让驴吃草，这样的结果，自然只能是剧烈的震动。　　首先便是衙门开始不干事了，然后就是各地方行政单位开始瘫痪，全国陷入到接近无政府管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百姓又怎么可能享有开心快乐的生活呢，当然这一切徐清也是暗中推动，既然徐安想要打乱朝廷的结构，然后在空隙中找到攻击的目标，那他就干脆直接将地方衙门关停，让整个国家陷入到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如此一来，自然就无人贪污了，而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动荡，这对于解决眼下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