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对段祺瑞来说，先充实自己解决自己的执政问题才是首要。为了参战军的钱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贷款的主意。这也是民国初期军阀内战时的通病，像张作霖就几次向日本人借款购买军火。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　　虽然正史上有后来“西原借款”打了水漂的事，但那是因为中国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老段不在位、奉皖直相继打仗、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原大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么多年没一年是消停的，而且中|央没有一个主事的，自然就不用还了。可是就事论事，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事，段祺瑞如何设法偿还借款的本息？以日本人的贪婪与恶独，想从他们手里赚好处，可能吗？搞不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幸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段祺瑞的幸，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来替换的。因为力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武力统一的迷梦，段祺瑞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被原谅。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传出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他们都是冯国璋的后援团，是直系。　　限于《普茨茅斯协议》，长春以北是俄势力范围，日本虽有觑觎之心，却无吞并之力。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身处中国腹地的俄国贵族与旧官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日本政|府欲乘机试探沙俄在华政策的底限，并借此对东北大小军阀首先是张作霖的对日态度摸底。　　俄国是驴死不倒架，直接摆明长春以北的俄国势力范围免谈。二月革命后，掌握权力的两系，无论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都不能答应这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尽管俄军在欧洲战场上被同盟国打得遍地找牙。　　张汉卿与张作霖也不同意：一、三两条均直接涉及东北事务，他们委实不愿日本人过多地干涉东北事务，更不希望段祺瑞用这种手段充实自己----要知道皖系是用国家为抵押换自己的好处，对其它军阀而言，本就是变相的损失。虽然段祺瑞为了笼络张作霖，有意避开了其主政的奉天的利益，但视吉林、黑龙江为后院的张作霖，仍然在心里反对段祺瑞。　　但是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黑吉省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被暴光后，张作霖十分愤怒，他向国务院提出严厉质问。段因合同已签，只好派出心腹曾毓隽到东北当面解释。张痛斥曾说：“我姓张的致力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他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老百姓的祖坟都给卖了，我决不承认！”　　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能让段祺瑞的参战军成立。一是与国无益，二是对奉系的发展不利。可是张汉卿深知段祺瑞还要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段主要的位置，此时与他撕破脸面并无好处。没办法，他只得透过各种渠道间接把这则消息透露给外界，以他对历史的认知，这次借款最终会不了了之，又何必要明做恶人呢？　　在《京报》上举报的人就是张汉卿。　　段祺瑞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　　不能容忍“门户开放”政策的被亵渎，美国公使也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没关系，他是直系，段是皖系，两家本来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正愁于无法阻挡段祺瑞的步伐，一件大事，让“西原借款”用作军事用途的步伐嘎然暂止。推动这件事的，正是张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