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张自己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看到家乡受难也无法无动于衷。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已甚。　　张对熊大为不满，质问熊说他贪赃枉法有什么证据，好脾气的熊熊希龄也火了，愤怒地回张一电。　　电云：“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　　“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但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　　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　　长沙市学校，大多用于驻兵，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有的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　　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　　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　　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儿子，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赶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都是由学生发动，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成为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例。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但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　　十二月二日，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张敬尧竟派其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　　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　　张敬汤当场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此后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　　十二月六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