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最后是无果而终。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与江冬秀最终厮守了一生。“胡适的小脚夫人”也因此而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胡适的劝解下，曹诚英堕了胎，后在胡适的帮助下她去了美国留学，入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这之后，胡适写过很多若隐若现的爱情诗，说明他对曹诚英并未忘情。而曹诚英后来曾经有过两次恋爱，但都未成功。　　曹诚英离世前，曾立下遗嘱，表示她死后要葬到老家绩西旺川村的路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条路，正是胡适回老屋的必经之路。　　也许，生前已无音讯，死后她还希望能有机会再看胡适一眼吧！足见其用情之深。　　胡适回北京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加上女儿素斐病重，两次病危，继侄儿胡思永之后，另一个侄儿胡思聪也不幸天折。胡思永去世时只有二十岁，胡适与这两个侄儿感情很深，他们的早逝对胡适的打击很大。　　再加上对曹诚英的歉疚，以及爱又不能爱，忘又不能忘的折磨，1924年是胡适心情很糟的一年，当年的日记只记到1月27日。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年谱》中说：“今年真是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教了一学期的书，此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并访问。1924年4月12日他抵达上海，23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前往车站迎接，遂下榻北京饭店。　　5月1日晚，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了演讲，地点在大礼堂，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凭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挚的情感，让清华师生大饱耳福。他表示自己到中国“如归故乡，至为愉快……华人审美之观念极深，虽极微细之物，均含有美术，是以多处均感其美。”　　首次演讲，泰戈尔并没有准备，一气呵成、诗意盎然，带给人强大的精神触动。他在演讲中歌颂美与纯真，呼吁清华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5月3日晚，清华学校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当泰戈尔步入大礼堂时,全体同学起立致敬。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接着，同学们唱校歌。会上，同学们还表演哑剧、国乐、昆曲等节目。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又请同学们加奏了一曲。　　此后的几天时间，泰戈尔多次接受了同学们的采访。同学们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人和哲人的风采，还就很多社会、人生问题，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　　在京期间，泰戈尔曾到法源寺观赏丁香，到小汤山感受汤泉沐浴，到故宫游览，在史家胡同拜会各界名流，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京剧《洛神》。　　泰戈尔回国后，于1925年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名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　　泰戈尔在华期间，胡适与其常有接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印度伟大的爱国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他写下了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遗言《文明的危机》。　　7月，胡适在大连演讲四次。8月，胡适与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避暑，他觉得“这一个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这一年中，胡适主要的著作有《戴东原的哲学》、《费经虞与费密》等，而计划作的《禅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著作都没有完成。　　这一年的2月8日，胡适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非常赞赏，认为这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是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野。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逐溥仪出宫。胡适当晚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外，胡适希望新组建的政府保证清室安全，保护清宫文物。胡适的这封信被报纸刊载后，引起周作人、钱玄同等朋友的不同意见的讨论。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各方推动下，全国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很高，作为应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筹备召开善后会议，胡适也在被邀请之列。　　虽然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参加善后会议，但他还是接受邀请并参加了。胡适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张与此稍接近，不愿意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但是，胡适很快对善后会议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胡适此次反对驱逐溥仪和参加善后会议，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为此遭到了很多非议。　　1925年对胡适来说又是个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小说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他特别喜爱的女儿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惨案”爆发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发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电报抗议英国军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适到达武汉。29日，在武昌大学作《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11月11日，胡适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著述，但未获准许。　　胡适一直对英国退回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之事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1925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1926年，胡适的主要时间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适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活动，到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适作《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　　这是近年来很引起重视的文章，胡适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　　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　　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胡适批驳“西方文明是唯物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这一说法，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　　“东方的哲人曾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