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袁世凯心寒的是，自己在上奏中，辞去会办练兵处这个兼职他是自己提出的，准了就准了，谁让是自己主动申请呢？　　可是，自己在上奏中明明说了，第二、四二镇兵马，防区就在自己的直隶境内，八国联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因此请求仍归自己“统辖督练，以资策应”。　　但是，这两镇的兵权也被削了。理由是“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并明确派第一镇统制、副都统凤山接管袁世凯交出的北洋军权。　　这不是在剥夺自己的军权吗？　　想到在那次南北新军的秋操阅兵时，铁良曾用那样一种眼神看自己，这应该是铁良等人在背后搞鬼。　　对于铁良，袁世凯感觉到了素和自己不睦，他在背后搞点动作倒没什么可怕。袁世凯最担心的是让慈禧这个心胸狭窄的老女人猜疑，那样一来可大事不妙了。　　晚清的宫廷内斗是很出名的，比如，对日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洋务派和清流，维新派和顽固派，等等。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慈禧，这好像是她乐见的。因为两派对立，这两伙人就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就争先恐后的顶礼膜拜最高权力，以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和认可。　　这样一来，最高权力也就越发巩固。　　如果群臣团结一致，都忠于最高权力倒好，要是合起来把最高权力架空，最高权力不就被边缘化了吗？　　袁世凯其实没参加过两派斗争。对日之战，要论他个人的心意，他是应当属于主战派的。只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人，硬生生被归进主和派。　　而在庚子国难中参加东南互保，他其实也不是想加入那一派，和另一派势不两立。只是因为身不由己，只是因为事情赶到哪儿了。　　袁世凯知道，在清廷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身后没有靠山是不行的。　　他开始的靠山是吴长庆，后来靠上了李鸿章。李鸿章死后，他靠向了荣禄和奕劻。现在，荣禄死了，靠山就剩下奕劻了。　　他本以为通过这一段时间努力，他已经靠上了慈禧，这个最牢靠的靠山。　　现在看来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缘，慈禧的这个靠山，是不容易靠上去的。　　再说了，君心难测，伴君如伴虎，这一次袁世凯是亲身体验到了。　　袁世凯给自己的忠告是，在自己直隶这一亩三分地，好好消停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也真这样做了，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现在，我们得深入地认识一下奕劻了。　　奕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曾孙。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的长子。　　满族镶蓝旗人，一八三八年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光绪二十年（一八八四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爵亲王。　　奕劻一辈子没什么建树，业绩平平，但因为他会看风向，识大体，是晚清政坛上的长青树，不倒翁。　　这个人说他没水平吧！他真的水平有限。可是也很怪，几乎在每次重大时刻，他都能站对队，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比如在维新运动中，他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和李鸿章一起，成为反对派领袖。　　在庚子事变中，他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　　而当载漪等极端派占了主导后，他见慈禧支持极端派，只能装病不出。　　这使他既没有同那忠心耿耿的五大臣那样，遭杀身之祸，也没像载漪之流一样最后遭清算。　　而在庚子国难中，他和李鸿章同为与八国联军的全权代表，做通了列强的工作。没追究庚子事变的首恶，保住慈禧的命，而又立了大功。　　他一般不参与宫廷的内斗，用他自己的话说，谁对我听谁的；这或许是他能成为晚清政坛不倒翁的一个重要因素。　　都说高处不胜寒，但身居高位的他好像从没引起谁的关注。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庚子国难中为保慈禧立了大功，越发得到慈禧地器重。　　荣禄死后，他已经成了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他的儿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俱贵，势焰熏天。　　奕劻和袁世凯其实没有什么共同志向，两个人关系好，主要是奕劻能贪，袁世凯能送。　　比如荣禄病危时，袁世凯听说奕劻要领衔军机处，即派杨士琦给奕劻送十万两银票。杨士琦曾告诉奕劻：“这微数目，不过是作为王爷到任后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奕劻进入军机处成为领衔大臣后，袁世凯越发殷勤，每个月，每逢年、节日都有礼奉送。　　遇有奕劻和福晋的生日，甚至奕劻儿子的成婚，女儿的出嫁，孙子的满月和周岁，所需开资都有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袁世凯有什么事，奕劻自然是尽全力。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朝廷差不多是尽人皆知。很多人在背后议论，称奕劻为袁世凯的傀儡，是袁世凯在朝廷的代理人。　　奕劻伴随着位高权重，更加贪得无厌，变本加厉。　　特别是任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后，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庆那公司”。　　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庆亲王府门庭如市。奕劻挥霍异常，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　　光绪三十四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时年七十九岁。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　　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　　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　　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　　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和硕庆亲王的爵衔。　　可见，在末代皇帝溥仪眼中，奕劻实为祸国之辈。当然，这是后话。　　甲午战败之后，东三省就陷入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威胁之中。进入一九零六年，形势越发紧急。盛京将军赵尔巽几次奏请朝廷派人前去实地查看，共商应对之策。　　这一年的十一月，朝廷派奕劻之子、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去东三省查办此事。　　载振和徐世昌途经天津，停了几天，袁世凯招待的极为热情周到。并派亲信，已经做了道员的段芝贵带人随行，主要是保护，也协助调查。　　载振生长在骄奢淫逸的皇家贵族的豪门世家，是标准的公子哥，纨绔子弟，平日里既好渔色猎艳，又特喜欢观剧。　　在中州会馆看戏时，见到一个色艺双艳、温柔妩媚、风情万种的歌妓杨翠喜，载振这位公子哥立即为之倾倒。心荡神摇、意乱情迷、不得自持。　　段芝贵正在挖空心思攀高枝，见机会来了，马上用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翠喜赎出，献给了载振。　　载振大喜过望，欣然接受。　　不久，段芝贵又从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麟处借得十万两银票，作为奕劻的寿礼送上，意在贿买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