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护国讨袁军兴起后，他从美国到了日本，想找机会回国。　　袁死后的六月十三日，孙中山发电黄兴，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电曰：“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十四日复电曰：“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和所有善良的国人一样，两位职业革命家也对国家能够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充满热望和期待。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五年的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途经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身体状况都很差，所谓同病相怜，相互叮咛对方保重。　　但在蔡锷赴日后不久，黄兴竟在十月三十一日午后五时三十分与世长辞。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出生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是北宋分宁双井黄庭坚的后裔。　　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　　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　　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十二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同年回国。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　　同年十一四日，他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七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曾先后参与或指挥了萍浏醴、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广州黄花岗等民主革命起义。　　黄兴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九月十六日，折算公历则为十月二十五日，比孙中山小八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他的一生好像都与十月有关。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十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十月。他死时才四十三岁，属英年早逝，实是国家损一栋梁之才。　　黄兴病逝后，十一月一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　　文曰：“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十一月一日，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　　函曰：“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主要为喉疾。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　　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夜不能寐。　　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虽然在病重之中，仍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仍抱病坚持任事，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　　七月四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但却虚伪得很，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是因为离了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就是祸国殃民，比如袁世凯之流。　　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M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　　从以下面两则电报，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　　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七月是九日复唐继尧电：“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七月二十一日蔡锷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　　八月一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拍手称庆。　　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锷接任督军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　　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　　"五老七贤"是泛指光耀在四川的一个传统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五老七贤”是一群没有实际官职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遗老闲人。这如同古代“商山四皓”、"会山五老”、“竹溪六逸”、"竹林七贤”一样。至于他们当中，哪几个属于“五老”，哪几个又属于“七贤”，则是没有严格而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往往也并不止于十二个人。　　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都被尊称为“五老七贤”。　　大体上说来，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尹昌龄、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等。　　八月三日蔡锷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　　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便于八月五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　　电云：“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八月七日黎元洪准予辞职。八月九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动身之前留文告别蜀中父老。　　文云：“锷履蜀士凡七阅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舁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　　“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弊，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顾隐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蔡由成都启程，先至重庆，稍作逗留，便换乘轮船顺流而下。他到宜昌时，碰见了从四川退出的陈宦。　　陈宦在四川任上，遵循袁世凯的旨意,打压四川地方政治势力,为袁世凯控制四川铺平道路,导致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均对他恨之入骨。他所以被迫离开四川，与此肯定不无关系。而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洋军按兵观望、不肯为他出力，甚至想取而代之，以及护国军救援不力，也是陈宦被迫向周骏投降离开四川的重要原因。　　这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并把他所率领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解散。蔡、陈本是好友，旅途得遇，相见甚欢。　　蔡邀陈同轮赴汉口，陈感觉到和蔡同行，一荣一辱，实在没趣，因此婉言谢绝。　　蔡锷由宜昌乘大元商轮于八月二十六日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接，各机关、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中把大元轮围在垓心。　　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蔡则坚决辞谢，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　　八月二十八日蔡锷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礼庐拜会恩师梁启超。师生二人情深谊重，把臂欢谈、不胜感慨。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锷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锷或许对先前前袁世凯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心有余悸，因此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九月八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由蒋方震代为接待。　　蒋说：“将军之病，由于袁世凯而起，纳溪之战，将军语言艰涩，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勾留九天，病情更加转剧。黎、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　　蔡锷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群医束手，无药可医。　　十一月八日，蔡自知已无时日，请左右扶起看着窗外，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　　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　　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富贵如浮云，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三十五岁。　　蔡锷去世后，举国震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