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　　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四周青山环抱。墓地建得较为简陋，没修墓道，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新墓高约一米二，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文化传播者——采薇子墓”及立碑年份，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其自然沉稳，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　　关于“采薇子”其人，据绩溪县旧志记载，清顺治初年，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今上金山）一带，衣衫褴褛，夜宿路亭，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偶尔入私塾作诗文，文字工整，文理深奥，多数不被人理解。有人向其索取诗文，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自署“采薇子”。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康熙中期，父子相继去世，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　　乾隆初，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题“采薇子墓”四字。　　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忙于教学、家庭和婚事，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主要有白话诗《人力车夫》、《新婚杂诗》以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归国杂感》等文章。　　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进行了改组，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由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人。自当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不再接收外来投稿，而且从这一期起，全部刊登白话诗文。　　1918年3月，胡适为《新青年》写了篇长文，他在3月17日的家书中说：“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1918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算得上是姊妹篇，前者也是后者接续。　　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指旧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　　对于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破坏性的“八不主义”:即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　　针对有人提出：“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　　胡适：“这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如何创造新文学呢，胡适说：“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　　“二）方法。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1）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做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作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　　atio　　），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2）结构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哪块料可做袍子，哪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还是作长歌呢？该用作章回小说呢，还是作短篇小说呢？该用作小说呢，还是作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决定‘做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帘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3）描写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毫不夸张的说，胡适的这些精彩论断，对今天的人们照样大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