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前边说了，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筹划了很久。但是，军事形势变化很快，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怀柔、昌平等，包围了北平城。　　此时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方方面面，放出话来，请胡适先生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　　关于胡适离开北平，他自己记有日记。　　1948年12月14日：“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并没有机来。十点到校，见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郑天挺）与枚荪（周炳琳）均劝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到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1948年12月15日：“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胡适无奈，只能留他在北平，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他自己带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几部正在校勘的《水经注》。　　12月17日，由汤用彤主持，在炮声隆隆中，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　　这一天，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他在会上痛哭失声，没有多讲话，只说：“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因为，194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不过，可以肯定，原因不止这些。因为，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就是“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叶翔之。　　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百年冥诞”文集，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三十七年冬，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安然返京……”是什么特殊工作呢？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叶在大陆屡建奇功”对此有所交待：“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经办过好几件大案，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冒险深入城内，接出胡适、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　　叶翔之是什么人？“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身兼军统局‘渝（重庆）特区区长’，局（后改为保密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全国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北平共谍案”，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这之后，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全部被捕”，工委书记、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吴石、朱谌之等牺牲。　　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　　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历史固然没有如果，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在哪个年代，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两人凄然相对，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方，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官邸吃晚餐。席间蒋介石问胡适今后有何打算，胡适说他现在能想到的，是继续考他的“水经注”,蒋介石看来已成竹在胸，极力劝说胡适再去美国，怕胡适有误解，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1月15日，胡适到上海。21日，胡适送江冬秀乘船去台湾。就在当天，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1月24日，胡适给吴忠信写信，辞去总统府资政之聘。胡适说，自己现在还是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还不能辞职。　　1月25日，胡适乘车到上海，暂住霞飞路1946号，其间曾整理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叶揆初藏三种《水经注》抄本。3月下旬，胡适曾到台湾，在中山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胡适，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逃亡到异国他乡。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在纽约街头则随处可见，这更让胡适沮丧。　　在这里，胡适的那些国民党的朋友们，也一个个牢骚满腹，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帮佣，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刷碗筷，……洗衣、收拾房间等，胡适也抢着去做。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生活是很清苦的，俗话说得好，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老了老了，胡适反而成了个很勤快的人。或许，正是这“老来穷”逼出来的啊!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　　在生活费很高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难免吃山也空，更何况胡适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日常的安全也很难保障。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胡适住的那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　　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却是临危不惧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　　看来不管是哪里，都是做贼心虚。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也可以称做馆长）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只是，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读书人自然愿意与书打交道，胡适何乐而不为。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下功夫清点整理。　　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　　而因为胡适和这个书展，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竟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