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魔会”和教廷对于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赵继统也给予了相当的优待，不但许以高官，还给配给了相当强力的护卫。　　不过赵继统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决定回归美国，继续自己的本职工作。　　此时已经是1977年1月了，卡特总统已经就任，敌视联邦调查局势力的福特总统已经解甲归田了，所以他此时回归时机也算合适。　　鉴于赵继统这段时间参与的世界规模“除魔行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各国情报机构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再加上他在卡特总统竞选中扮演的角色，所以这次回归就获得了卡特总统的亲自接见。　　赵继统也是实话实说，由于在“最后决战”中身受重伤，已经丧失了应对灵异事件的能力，不过由于各国的一致努力，“邪恶的根源”已经被拔出，近百年内不会再出现大型的灵异事件。　　经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决定，“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防情报局”撤出“特别事件调查&管理局”，该局由联邦调查局直接管理（安全级别也相应降低）。　　而“15区”的“驱魔者学院”并入第六区，也接受“特别事件调查&管理局”的管理（储备力量），而“第六区”的常备武力陆军师则接管“25区”的防卫工作。　　也就是说第六区现在只有FBI大楼、一个“驱魔者学院”和艾尔伯特斯图布宾三世准将的“超能者部队”（受军方指派），比起以前的权利的力量缩减了不少，成为内华达州国家安全基地内最弱小的一个基地（还有51区和25区）。　　而赵继统本人除了继续分管“特别事件调查&管理局”的事物以外，又以陆军中将的身份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分管国防部反间谍工作和安全事务署。　　不过这都是虚职，赵继统真正的工作是上学，因为他只有FBI学院的学历是难以在高学历的联邦雇员中站住脚的。　　在这一年中，他分别参加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在国家和国际安全学、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的哈佛防务政策研讨会的学习，并分别获得了联合军事情报学院的战略情报学荣誉博士学位和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　　学成归来后立即被任命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助理副局长兼任该局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署长，并担任俄国（苏联）问题研究学院成员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委员，负责为白宫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　　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是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　　iewB　　zezi　　ski），波兰犹太裔美国人，作家，民主党人，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以极端反苏著称。　　著有《永恒的清算-苏联极权主义下的统治》、《苏联集团的统一与矛盾》、《苏联政治上的思想意识和权力》、《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避免政治瓜分》、《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和变化》、《美国处在敌对的世界中》等书籍。　　其1928年3月28日出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是波兰外交官，1938年由于父亲职务调动，随父母到了加拿大。　　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德联合第四次瓜分了波兰，1945年以后波兰成为苏联卫星国，这些变故让布热津斯基从小就埋下了仇恨苏联的种子。　　作为哈佛(Ha　　va　　d)等大学的优秀学者，布热津斯基逐步攀上权力顶峰。　　布热津斯基虽然仇视苏联，但在对华问题上却秉承了其前任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的政策，他认为要联华制苏，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赵继统的顶头上司，布热津斯基十分欣赏老赵扎实的中文功底，其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特别指定赵继统为随行人员。　　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日益重要。　　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大。从美方来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　　1966年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Bu　　dy)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　　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　　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1966年7月，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 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　　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 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1966年3月，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Fulb　　ight)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　　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到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