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廷中枢回迁长安，长安城再次活力焕发，变得更加繁荣起来。　　过往几年，在行台的治理下，虽然长安城市井风貌也大有起色，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较之贞观、永徽时期还是颇有逊色。毕竟行台虽然独大于陕西，但终究不算真正的国家中枢所在，上层的政治纷争也难免会给民间带来不小的影响。　　类似长安城这种等级的存在，繁荣与否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大凡有一方面的因素不到位，都不足以将整座城池的潜力都完全挖掘呈现出来。　　如今海内重归一统，社稷恢复秩序，大量时流也都伴随圣驾前后涌入了长安城中。不过如今的长安城，较之他们记忆中还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差异大可留待日后慢慢体会，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基本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随驾官员而言，朝廷重新返回长安，他们当然也要在长安城中各自置业，基本生活稳定下来，才能安心于事，谋求仕途上的进步。　　朝廷当然也考虑到了官员们的居住需求，所以在大礼结束后的犒奖过程中，赐给宅邸也是一项重要的奖赏内容。基本上五品以上的官员，人人都获赐宅邸一所。但这也仅仅只是满足了一部分需求，毕竟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才占了主流。　　有关这一点，朝廷也并非全无准备。早年长安城中轰轰烈烈搞了几年清算勋贵的工作，在城中百坊收回了大批的宅业，如今则就按照百司各自需求比例划给诸司，然后再由各司以市价稍低的价格租给各司官员、供其居住。至于所得回款，则就充入各司公廨本钱中，以应付日常的福利发放。　　此前朝廷针对群臣赏赐出大批的财物，以至于府库都略有空竭。现在通过这么一运作，困境便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官员们可以各自拎包入住本廨公宅，避免了奔波置业的劳累辛苦，而他们各自手中赐物也得以回收上来，可以维持各司日常基本运作。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朝廷这种解决方案，毕竟官员群体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对于基本的起居环境自然也就难免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还是有许多官员并没有选择入住公宅，而是打算在城中另觅住处。　　可是在经过一番访问后，他们才发现长安居大不易。本来长安城规模便比东都洛阳大了许多，哪怕在城池最为繁荣的高宗时期，城中百坊都没有住满居民，特别是西南诸坊有许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并不紧迫。　　然而如今再看来，长安城却是百坊满盈，几无闲地。甚至就连最偏僻的坊区，都住满了民众。至于一些贵坊热地，则就更加的一屋难求。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则是大量的宅业收为官有，二则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对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别是去年行台民爵赐给与丁权发授，规定只要役满五年，民众就能因户籍所在而获得众多的惠利。　　从垂拱年间一直到行台分陕行政时期，两京之间本就是人员高速流动。大量关西民众被迁到河洛地区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极为重视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众又重新流回关中。　　虽然行台是鼓励民众各归原籍，但无论是实际的路程还是州县编籍安置的效率、都远远比不上长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长安城周边开设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许多民众干脆就选择落籍长安。　　随着行台民爵、丁权的发放，籍户们的黏性被进一步拉升，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成为真正的长安人，享受户籍所带来的种种惠利，更加不愿意放弃如今所拥有的宅业。　　当然，具体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着各种利弊权衡，只要价钱给得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当原本价值不过千数钱的偏坊半亩草屋都叫价百数缗的时候，这买卖似乎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听到当地居民狮子大开口的报价，许多后来的买主都不免气极反笑，只觉得这些人脑筋有问题。　　然而卖主们却仍振振有词，拍着自家摇摇欲坠的柴扉不无自豪道：“客人所见只是半幅草屋，但对我家却是兴家之所！再过四年丁权到身，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会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经、进士？现钱百缗，已经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风险，再要削价，那真是谈不得！”　　买主们看看那格局狭促、几根虫蚀烂木支起的草房，实在观察不出还有什么继续家道中落的余地，但屋主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也实在让人好气又觉好笑。　　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诸坊因为地近皇城，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贵坊，早年间便是勋贵名臣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如今城北诸坊住户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划给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数便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也是为了保证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贵坊未必宜居，否则皇家便不会放着好好的西内太极宫不住，又劳工费力的另造大明宫。真正讲到宜居，还是城东万年县乐游原到曲江池这一片区域。此境地势颇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业的上佳选择。　　因此许多随驾返回长安的朝臣权贵们，便将视线落在了这一片区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亲自前往游访，挑选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过他们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眼挑花了、钱不够了。城东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价格都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而且交易起来要更加繁琐。　　当然，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市场价格从来也不会对他们得到自己心爱之物形成阻碍。权力变现，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甚至都不需要他们掏钱，只要流露出对这宅邸感兴趣，自然会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来，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东诸坊的宅业易手频率，反而较之普通坊区还要更加频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长安城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阳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总掌市易平准事宜，同时兼判社监署事。前者让他有足够的权力干涉城中宅业买卖事宜，后者则让他有足够的耳目监察相关事宜。　　武攸宜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异类，神都革命中大难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当今圣人，非但没有遭到闲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样又获得了一个实权要位，大把热情亟待发挥。　　最开始，武攸宜在长安城园宅买卖的热潮中还乏甚存在感，可是当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钱五十缗购得永乐坊数亩园宅、因乱市而被判令归还时，等待多日不见执行，武攸宜亲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门拖走。　　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就连圣人都亲自过问，群众们也都纷纷观望事态发展。事情最终结果则是姚元崇勒令儿子归还园业，圣人则亲赐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业成家，以示对姚元崇爱护，但却并没有追惩武攸宜。　　经此一役，武攸宜“拆门少卿”之名响彻京畿，而城东诸坊围绕园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贿结之风一时间也为之肃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设宅厩署，专门负责管理园宅买卖相关事宜。　　当然，武攸宜也绝不是什么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之人。在宅厩署设立之后，便亲自参与拟定《宅厩式》，相关令则二十多条，从头到尾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要钱。　　长安这样的大城，本不该因为园宅住所而产生什么纠纷，可是随着籍民激增以及宜居住所的稀缺性，已经到了不设法监管便会乱套的程度。　　当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是人之本性，不该加以压制，但若以此投机炒热、牟取巨利，又或官商勾结、权力变现，则就必须要管。　　而且，《宅厩式》的颁行，还给目下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直接开源创收，极短时间内，便从京畿过热的宅业买卖市场中抽取税钱巨万，也让这种风气为之一敛，不再像此前那样滥无节制。　　对于武攸宜的这一次行为，李潼表示很欣赏，但他也没有想到，很快报应就降临到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