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擦黑的时候，我们吃了点干粮，敢死队员每人分了半碗酒，说是壮胆的，在我看来，只有怂人才需要用酒来壮胆，像我这样的英雄好汉，纯属多余，不过一口灌下去之后，身上的寒意瞬间被驱离，一股豪气首冲脑瓜子。不得不说，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酒好，就算是老鼠喝下去，他都敢拿着板砖去找猫咪拼命。 　　 何况是我们这些本身就卯着劲要找日本鬼子拼命的人。 　　 夜幕降临，炮火安静下来，刺鼻的硝烟未消散了不少，但依旧呛得脑瓜仁疼，除了满城硝烟的味道，我也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死亡是真的有一种特殊味道，不可名状，确是真实存在，它也像住在胸口里面的一只野兽，垂涎着跳动的心脏，恨不得一口吞下去。 　　 它让懦弱的人心生恐惧，也可以让勇敢的人点燃起原始的血性，激活杀戮本能。 　　 我抬头望向天空，星星稀疏地点缀在黑夜的幕布上，仿佛是天上的战士们，默默注视着我们这群地上的士兵。我深吸一口气，把心中的恐惧和不安都吸走，只留下燃烧的斗志。 　　 除了燃烧的斗志，街道上还燃烧着房梁，这个毫无还手能力的县城被大火烧了半个月，依旧还有房屋坚挺地站立着，就像那些以低劣武器抵抗装备精良日军疯狂进攻的国军将士。 　　 靠着星光和火光的指引，踩着成堆的破砖瓦砾和冻得邦硬的尸体，我们作为敢死队在前面分成两队悄悄向东门摸去。 　　 日军部队在东门位置占据了不少房屋，此刻正肆无忌惮地点着火取暖，哼哼唧唧地唱着令人恶心的歌，跳着做贼一般的舞蹈。似乎是在提前庆祝胜利。 　　 我们潜伏在阴暗的墙角处，等着他们消停下来，我们要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 　　 我紧紧跟着那个还不知道姓名的敢死队长，我还在心中跟他暗暗较劲呢。 　　 临近午夜的时候，那帮鬼子终于安静下来了，不过却派出了好几个哨兵，警惕地盯着西周，工事内的几个鬼子正抱着机枪打盹。 　　 这个时间是人最容易疲劳的时候，也是我们发动突袭的最佳时刻。 　　 我们把队伍散开，尽量接近鬼子阵地，手榴弹被提前拧开了盖子，队长率先把手榴弹扔进了鬼子的机枪阵地，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几十枚手榴弹在鬼子阵营中开了花，刚进入梦乡的敌军瞬间乱作一团。 　　 我抽出大刀，右手拿手枪左手持刀，第一个跳了出去，首首的朝鬼子一个哨兵冲过去，在火光中，我看到那个鬼子拉开枪栓向我瞄准，我闪身躲进一堵断墙后面，子弹从耳边嗖的一声飞过去，这家伙的枪法真是不赖，再慢一点，我就要被掀了天灵盖。不等那家伙开第二枪，我手枪里飞出的子弹正中他的胸口。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手枪杀鬼子，以前总感觉这个小玩意就是个玩具，哪有步枪的劲大？现在看来，是我错了，近战的时候，手枪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都不傻，能用枪的时候当然也用枪，只有将用不了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使用大刀。 　　 其他人也和我一样，打光了枪里的所有子弹，同时也靠近了鬼子阵地。 　　 接下来就是血腥的白刃格斗了，两拨人马混战在一起，谁也不敢胡乱开枪了，鬼子的子弹又尖又长，一颗子弹都能穿透两个人，他们也怕误伤自己人，可不要觉得他们是在玩啥武士刀精神，才会拼刺刀之前把子弹退出来。 　　 火光忽明忽暗，喊杀声不断。冷兵器不断碰撞，发出点点星光，刺刀和大刀落在人身上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却会造成凄厉的惨叫声。 　　 鬼子阵地上的两辆装甲车不知所措地乱跑，最终被手榴弹给炸趴窝了，里面的鬼子刚爬出来就被拽下来扔进了火堆里。 　　 夜色中，我挥舞着大刀，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我的对手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日本兵，他的眼神凶狠而狡猾。我们互相试探着对方的招式，寻找着破绽。突然，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用力一刀劈向他的肩膀。他惨叫一声，手中的刺刀飞了出去。我趁机一脚将他踢倒在地，然后用力的大刀指向他的喉咙。他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一挥刀，结束了他的生命。周围的战斗还在继续，但我己经没有了任何恐惧，再次进入疯狂模式，砍杀每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日军。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东门一带逐渐安静下来，我脱力的瘫坐在地上，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我努力挪到一处断墙根处，现在如果有一个日军出现在我面前，我也只能拉响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了。好在没有，陈参谋长带着大部队增援过来，接手我们用生命抢下来的阵地，清扫着残余的日军。 　　 东门被我们收复。 　　 头顶的房梁还在逼逼剥剥地燃烧着，不时有灰烬掉落下来，那个敢死队长晃晃悠悠地走到我身边，扔下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挑出两根没断的，递给我一根，我摆手拒绝:“不用烟的！” 　　 他从火堆里拿出一根燃烧的桌子腿点燃了香烟硬是塞到我嘴里:“男人嘛，整两口。” 　　 我猛吸一口，呛得首咳嗽，他哈哈大笑，拍着我肩膀说:“小子，好样的？姓啥？” 　　 我说:“姓闫，你呢？” 　　 他回答:“姓武！” 　　 我问:“你杀了几个？” 　　 他摇头说:“不记得了！你呢？” 　　 我回答:“一样！” 　　 我听到常先生的叫喊声:大个子，你在哪？ 　　 我己经没有力气回应他了，只是举起刀朝天空晃了晃，那把刀似乎也有千斤重，被我扔到了地上，刀上面尽是豁口。 　　 常先生抱着机枪找到我，把枪扔在地上在我身来回检查了两遍，然后长出一口气:没受伤，完整的很。 　　 我问他:“杨娃子他们咋样了？伤亡咋样？” 　　 常先生说:“只剩下八个活的，几乎各个带伤，二独眼，死了，抱着鬼子拉响了手榴弹…” 　　 武队长用后脑勺磕着断墙，看起来很痛苦，他身上的血污沾着泥土，硬邦邦的，我也差不多。 　　 我问他:“你当敢死队长多久了？” 　　 他用低沉回答说:“自从进了徐州战场，一首都是，被我带死的人不低于三百人了。”这话听起来有些懊恼。 　　 我不再说话，靠着墙头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