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澳洲人的“科学”和上帝划上了等号，那么教会和澳洲人的合作就是上帝的使命，由此而来，孤儿院的规模还要扩大，圣保禄大教堂的教士们和大学的教授们就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参与了孤儿院的事业。　　显然牧师们的关系网络比圣母院还要广泛得多，就在这个月的月底，一批来自安南和暹罗的孩子被送到了安格尔嬷嬷的孤儿院，到后来，孩子们的来源就更广泛了，东到日本，西到马六甲和亚齐，各种肤色和民族的孩子都在往澳门送。　　总之澳洲人是要给银子的，教士们做这些不仅不亏钱，多少还能有一点盈余，所以在随后的日子里，澳门孤儿院的规模得到长足发展，动态常驻的孩子就超过了五百人，不得不说，这里面有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圣保禄大教堂和圣保禄大学的参与。　　一个科技方面的成果却让基督教教会在南洋的许多地方获得了发展机会，事情发展到这一层，倒是出乎所有穿越者们的意料，当然他们也很乐见其成，毕竟家里需要劳动力，更需要孩子，这些未来的自己人当然是多多益善……　　骄傲号在第五天一早就启航回家了，在卸下工业设备和哥仨需要的各种物品物资后，船上装载着家里需要的各种货物，以及二十八名五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是近两个月以来圣母院与内陆教堂合作的成果，当然总数不止这些，新增加的十六个年龄低于五岁的孤儿现在还孤儿院里养着。　　如今的安格尔嬷嬷非常忙碌，因为就在半个月前的廉州，她派遣两名修女带给那里一罐子青霉素，扑灭了一场瘟疫----当时的情况很紧急，梁家人到哥仨的院子报告说，廉州城发生了瘟疫，现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有的一家一家的都绝户了，梁家来人把症状给代小山描述后，代小山立刻让安格尔嬷嬷派修女带着青霉素前往廉州，扑灭了这次瘟疫，因此那里的基督教教堂得到了一百五十五名因为瘟疫造成的孤儿，只不过这些孩子目前正在养身体，最快要一个月后才能搭乘梁家的贸易船来澳门。　　这件事情提醒了哥仨，也让红楼里的人突然灵醒起来，大家意识到咱们有了消灭这个时代大多数瘟疫的手段后，居然对我们收养孤儿的事业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圣母院教会系统、圣保禄教堂系统和敖家、钟家、乔家以及梁家都获得了数量不等的“神药”，通常的模式是：某个地方爆发瘟疫——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如果这个地方有教会，就会把药品交给安格尔嬷嬷，由她负责派遣人手去疫区，这样做的好处自然很大，当地的基督教堂因为能扑灭瘟疫，因此获得当地人的感激和好感，自然而然的，瘟疫过后产生的孤儿寡女也会交由教会救济，于是澳门这边的孤儿院就源源不断的获得孤儿——也包括不少寡妇失业的可怜人。　　如果瘟疫爆发区域没有教堂，但四家华商在那里有社会关系，药品则会交到这四家手里，由他们出面扑灭瘟疫收留孤儿寡女救济受灾的人，这些孤儿寡女的大多数最终会汇集到澳门的孤儿院。　　这套人口贩运系统运转起来非常高效，而且社会阻力很小，毕竟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老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人们对于能扑灭瘟疫的事物自然是大行方便之门的，对于把瘟疫造成的孤儿寡女们带走，当地人更为支持了，因为这些都是“不祥之人”，能远离自己是最好不过的了。　　当然了，做这些事情是要花钱的，好在有澳洲人是总后台，神药有了名声，是可以卖高价的，除了拿来救人，教会和四家华商都会把这些药物卖给当地的达官贵人，毕竟这群人最怕死，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以卖高价。　　同样，作为“澳洲神药”的供货方，代小山他们每个月的卖药生意十分红火，只是这个宅院里的制药作坊规模太小，产量有限，每个月只能出产四到五斤左右的干药粉，代小山把这些药粉大概分成了一千五百份，其中一小半交给安格尔嬷嬷去救人，而大部分则卖给了四家华商，一份卖八两白银。　　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哥仨这边每个月都有五、六千两银子的入账，刨去大约百分之十的物料人工和设备折旧等财务成本，每个月能获得五千两白银的净收入。　　从财务核算上，夏小鸥还会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左右进入共同基金的公共基金池，另外，送给教会的青霉素将也会折算成银子，算作对五洲药业的“税收”，尽管穿越者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一个国家，这个税收的主体有些模糊，但这样算账大家是没有意见的。　　去掉这些成本后，剩下的收入则属于五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了。　　哥仨预计，到了年底，估计能获得三万两白银的纯利润。由此，九十三个股东大约可以获得三百两白银的年终分红。　　显然到了明年，哪怕产量没有提高，大家获得的分红也会翻番，而且这仅仅是澳门这个青霉素小作坊的业绩！　　在这哥仨眼里，青霉素的买卖已经属于暴利了，然而，那些卖给四家华商的青霉素，在人家的手里才是真正的暴利，哥仨后来才知道，这四家把青霉素卖到内地的达官贵人家里时，价格不会低于三十两白银一份！　　而且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这些药粉对各种瘟疫传染病确实有不错的疗效，所以四家华商居然在当地不仅获得了好名声，还能结交一大群士绅贵人，真正做到了名利双收。　　总之，因为青霉素和后来许多“澳洲神药”的助力，让这些与澳洲人合作的各方势力获益匪浅，尤其是澳门的教会和四家华商。　　在随后时间里，南洋各地天主教会系统的孤儿院，或多或少地因为“澳洲神药”的因素，与澳洲人搭上了关系，这些孤儿院因为救治患儿的水平提高，在当地获得了很好的名声，因此在那些地方的处境也有所改善，不少孤儿院的规模也一再扩大，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最直接的后果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虽然莫宁顿岛上的竹园和向日葵两所学校能够从各个渠道获得大量的孤儿，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来源----疫区孤儿。　　到后来，竹园和向日葵平均每个月都能获得两到三百名新生，高峰时期甚至达到五百人，这些孩子有相当一部分部分来自爆发瘟疫的地区，显然，青霉素和随后医生们在溶洞里开放的各种抗生素是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后世有历史学家把澳洲联邦在那个时代获得的孤儿寡女笼统地称之为“青霉素移民”是有道理的。